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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日前，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已成为我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资本输出计划的战略载体。在此背景下，中国近期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提供投融资支持。
中国推动大规模资本对外输出，有何益处？在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国企与民营企业应当各自承担怎样的角色？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存在怎样的风险？中国未来应当如何稳妥推进对外投资？为了探讨以上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秘书处对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进行了专访，以飨读者。
CF40：中国将建设“一带一路”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有着怎样的国内国际背景？
黄益平：最简单的背景就是中国从一个小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国经济。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对世界市场没有显著的影响。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估计的我国的经济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通常说的“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同时，就像大象再也无法藏身大树之后，大国经济很难再如过去那样“韬光养晦”。比如过去三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码也是部分地得益于美国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都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时过境迁，虽然美国口头上还是表示乐见中国经济崛起、愿意进一步推进美中经济合作，但是竞争甚至围堵的声音在增加。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中国需要走出去，这不仅仅是因为全球危机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提出了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其实也是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外部条件。“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CF40：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对外投资有利于支持当前疲软的中国经济维持增长动力，您如何看待？
黄益平：“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性的大战略，虽然相应的在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或者投资品的输出必定会有益于经济增长，但过度解读它对挽救当前疲软的宏观经济局面的作用反而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成功。
“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的建设支持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加快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形成新的长期增长的动力。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投资必需大胆规划、谨慎推进，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带动经济活动的繁荣，直接关系到这些投资能否得到回报，从而影响到“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概率。
而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地区经济融合，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政府间的合作，但更需要政府间的长期合作。如果过度关注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支持，很可能导致盲目、仓促上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大降低投资的效率以及长远的效果。
CF40：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中国推动大规模资本对外输出，有何益处？能否有效化解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对化解国内巨额外汇储备有什么作用？是否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黄益平：未来10年对外直接投资1.25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平均1250亿美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其实并非特别惊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2004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几乎为零，今年全年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按照这个趋势来看，未来10年平均每年投资1250亿美元，这个估计相当保守。另外，2004年的时候我国的外汇储备为6100亿美元，现在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过去10年间外汇储备增加了三万多亿美元。
假定未来金融改革包括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央行将大大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外汇储备的积累就会大大放慢，这样资本流出就会更多地以民间投资的形式。当然现在经常项目顺差已经大大缩小，资本流出的总规模可能会随之有所收缩。由企业替代央行进行对外投资，原则上看应该是一个进步，因为企业知道需要什么、能做什么，当然前提是企业面对硬的预算约束。如果是像过去一样由国有企业大把地往外撒钱，投资效率能否改善则不好说。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行为，我们最好就从企业获得最佳投资回报的动机来理解，不要过多地考虑其它方面的目的。比如，对外直接投资确实有可能帮助化解一部分国内的过剩产能，但究竟能发挥多少作用则不好说，过剩产能产品的输出是有运输半径的，很多建材恐怕还是在当地生产效率更高。
同样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当然对人民币国际化会有帮助，但这个不是一个直线关系，日本有很多企业在世界各地，日元国际化的程度也不见得就有多高。还是那句话，是什么事情就当什么事情做，人为地赋予它太多的功能反而更可能把事情搞砸。
CF40：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都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对外输出的平台，您对它们的定位和作用如何评价？
黄益平：其实我觉得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投行输出的最主要的还不是资本，而是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这些新的国际组织？其实起因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发现原来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不少缺陷，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合理地反映最近以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事实。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试图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改革，但举步维艰。
说得客气一点，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补充，说得不客气一点，它们就是发展中国家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创立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因为中国是最主要的资金贡献者，所以有人把它们理解为中国资本输出的平台也不算为过。但这不是它们创立的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新的经济力量相适应的国际经济秩序，也许以更加有效的国际经济政策框架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和各国经济发展。
CF40：现在已明确，亚投行由财政部主导，丝路基金由人民银行主导，您认为二者如何协调分工？
黄益平：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还在建立过程中，同时还有一个海上丝路银行即将筹建，现在要明确它们之间的分工可能比较困难。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亚投行是由财政部主导的，而丝路基金是由人民银行主导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目的是一样的，即通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
如果望文生义地做一个推测，我们估计亚投行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国际组织，其目的是帮助各国发展基础设施，因此提供的融资的条件会比较优惠，而丝路基金应该大致按市场规则运行，追求回报。不过这些只有等两个机构真正运作起来之后才能见分晓。
CF40：在对外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如何发挥作用？国企、民企如何参与其中？
黄益平：如果将东亚经济成功的经历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东亚各国的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也可能会反映到未来亚投行及丝路基金甚至酝酿中的海上丝路银行的运作之中，明显区别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基础设施领域更是如此，政府需要在新的国际组织的帮助下积极地规划并融资。即便如此，政府也不应该替代企业与市场的作用，比如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完成以后，施工完全可以交给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来做。
CF40：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存在怎样的风险？
黄益平：中国大规模输出资本可能会带来多方面的风险，一是容易引起接受国政府与民众关于国内经济安全的担忧，甚至出现反弹。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不少这样的事例，特别是在美国、澳洲甚至非洲国家。
除了规模，真正引起担忧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是战略性产业比如电信和能源，第二是国有企业作为主要投资者。二是短期内企业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却蜂拥往外走，很难获得合理的回报。通常到海外投资的企业必定有其自身的竞争优势，企业通过到海外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目前中国往外投资的一些大型企业其实并无明显的竞争优势，能够往外投，主要因为它们是国有企业，容易获得国家在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但这样的投资多了，不但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声誉，同时可能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三是多数中国企业还不了解海外市场，尤其是商业环境。比如不懂得如何跟当地社区甚至工会打交道，也不了解法律以及经济环境等等，这些投资很难在短期内获得理想的回报。
CF40：中国未来应当如何稳妥推进对外投资？
黄益平：推动国际经济策略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比如美国执行马歇尔计划，不但已经通过二战确立了世界领袖的地位，而且其军事力量控制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在经济方面，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已经成为科学技术的绝对领导者。这些都保证了战后美国国际经济战略的成功。
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我国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经济方面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企业在技术、管理等方面还比较落后，其军事力量还缺乏全球性的威慑力，政治上也没有可靠的同盟者。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一个全球或者地区的领袖，需要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的支持。
因此，我们现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并将其付诸实施，是一个值得赞赏的举动。但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步步为营，小心从事。最有效的做法应该是选择一两个项目，积极推进。如果做得好并且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进一步推进就会比较容易。如果头几个项目做砸了，后面的道路就会更加艰难。
（本文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独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