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李先生还只是上海一个普通白领,2014年年底,深圳房价刚刚开始出现异动的时候,立刻辞去工作回深圳专职炒房,以100多万做首付在福田买了第一套房子进行投资,没过多久这套房子从400万涨到了800万,到现在差不多有5000万的盘,个人资产翻了十几倍。2016年10月,深圳出台了史上最严限购政策,这让李先生十分担心:如果每个月没有20万进账,就有断供的可能。(2月23日央视网)
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表明,从环比看,一二线城市房价基本止涨;深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1月环比下降0.5%,环比领跌全国。疯狂如野牛的深圳房价猛然刹车,是当地出台了政策,非深圳户籍购房由三年社保提高为五年,同时二套房首付提至七成,由此,市场成交量大幅下滑。在此之前,投资客十分活跃,占购房客比例一度高达40%。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李先生的例子告诉了人们两点。房市确实很疯狂。两年时间,就能从400万飙升到5000万,翻了十几倍,房市的利润,确实让人咋舌。马克思曾说,“如果资本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敢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如此高的利润,难怪连上市企业都要炒房了。然而,只有房市,没有了其他实体经济的支撑,再高的利润其实都是光怪陆离的肥皂泡。
第二点,政府是有能力调控房市的。再桀骜不驯的野马,也能被驯马人驯服;再精于算计的狐狸,也能斗过好猎人。只要地方政府有意愿,主动作为,房市的健康发展,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李先生因为炒房,狠狠地赚了一大笔,也同样因为炒房,陷入了困境之中。如果这是市场行为的话,类似于李先生的投资客,自然得承当这种行为的后果,这均可非议。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这40%的投资客,因为炒房而破产,因为断供而影响银行的资产,这引发的社会问题是值得关注的。更重要的是,在投资客的炒作下,疯涨的楼市让多少人望房兴叹!不止如此,这不仅传递给了楼市错误的信息,也影响了许多企业的选择,它对于整个经济的危害,都不是短期能够消除的。
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除了投资客、房地产商之外,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很显然,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在当初房地产异动初显时,政府就能够及早、果断地出手,以“准狠快”的政策对其进行压制,而不是盘算心中的小九九,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又怎会出现如今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呢?
政策“准狠快”,房市才不会生病,经济健康才能得以保证,社会也才能更加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