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3月29日)有媒体用纸牌游戏中的杀手锏“王炸”来形容北京市教委和住建委联手调控学区房措施的力度。据报道,北京市教委正研究论证扩大“多校划片”政策,通过随机摇号方式确定具体的学校学位,这就意味着通过学区房入学将大幅增加不确定性。而北京市住建委也明确通知中介机构对于单价超过15万房产不得挂网……
学区房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途径和方法问题。近来流传的有关北大和清华的毕业生买不起学区房,而被反诘为何还要上北大和清华的段子,倒是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反映学区房问题的实质。藉由房地产市场价格飙升而凸显出来的北、上、广等所谓一线城市乃至二线城市的学区房问题,实际上是多重社会焦虑的浓缩。
过去几十年中,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转型,其所带来的变化有万千种,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的提高。这个自由度,一方面是通过身体的位移范围而体现,更重要的是通过身份的社会流动而体现。社会流动障碍的减少,向上流动的增加,都是社会流动的积极一面,也是社会前行可从中得到正反馈激励的基础。
学区房问题的凸现,以及“北大和清华毕业生买不起学区房”的概括,却倒映出了“北大和清华毕业生”们对代际流动受阻的焦虑,反映了许多出身边远而普通的北大和清华毕业生们对可能向下的代际社会流动趋向的担忧。就像“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一样,现在,许多通过教育渠道向上流动到北、上、广,刚刚站住脚跟的第一代成功的流动者,在学区房面前,可能会马上意识到,他们的成功甚至可能连二代都持续不了。而越是通过教育渠道而向上流动成功的人,就越是明白他们之成功与教育的关联性,进而也就越发对买不起学区房的现实心生焦虑。
从另外角度看,学区房价格飙升,也同样是当下社会中的“成功人士”用货币进行的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抢位大战。这种大战的实质,是用货币的流通来松动已然板结化的社会流动的起始平台,用竞抬房价的方法来为进入优质教育资源平台的既有顺序强行重新洗牌,用高房价来冲击由学区房决定的优质教育资源已“有种乎”的现实,由此把向上社会流动的“成功人士”的成功,立刻兑现为下一代继续向上流动的起点优势。
自然,不论是已经在学区房定居的先天优势也好,还是凭借钞票而在学区房强行插队的后发制人也罢,这些都突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现实。这个现实,则又因对私立学校的严控政策而更显严峻。在某些一线城市,有关部门甚至叫停了房地产商与当地名校共建学校的努力,并禁绝了在义务教育阶段进行自立教育的可能性。凡此种种举措,无疑都加剧了学区房的稀缺性。这也是学区房问题在今年格外突出的原因之一。
因此,可以预计,“多校划片”政策的确可以增加利用学区房进入优质学校的不确定性,增加“插队者”的插队成本,但在没有其他路途的情况下,也只有选择冒着风险“一条路走到黑”。学区房,虽然采取的是“多校划片”政策,但毕竟还有被“随机摇号”成为优质学校学生的可能性,而在学区房之外,则连被“随机摇号”的机会都没有。当然,这个方法,不会缓解“北大和清华毕业生”以及“成功人士”的焦虑,反会为其增加又一重焦虑,同时,这也不是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