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两会”的知名企业家雷军、董明珠日前走上“代表通道”接受采访,就中国制造业升级发表意见。雷军以为,只有把质量搞好,中国制造才能去掉“山寨”和低级的形象。董明珠则期望企业能尽快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改变。这些言论引起广泛关注。
窃以为,意见受关注,不在内容有多少新意,而在提出的问题——比如质量,往往会产生强烈共鸣。
说到质量,多年来,大众消费者往往言必称“进口货”。“进口货”当然特指那些发达国家和深具制造传统国家的产品,如德国的汽车、日本的电器、瑞士的手表、意大利的皮具和乐器等等。进口货之所以广受青睐,关键不外两点,一是领先的核心技术,二是高精的品质(包括设计)。没前者就永远只能跟在后面“山寨”,缺后者就始终摆脱不掉低级的形象。
今天,创新和质量,几乎是中国制造业界两个出现频度最高的词。在上天入地等国家高精尖领域,令人乐观的消息接踵而来:不少关键核心技术有所突破,有的已居世界领跑地位;施工细节更到毫厘不差、万无一失的地步,已然成为各业践行“工匠精神”的典范。这固然得益于举国体制能集中配置优势资源,却也表明,仅以聪明才智论,火箭能搞成,手机、空调、马桶等又何在话下!
当然,社会还需要大量培养制造业人才,而且要慢火煎熬。最近德国问题研究专家、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提出:“武汉制造”质量强起来需要一支强大的高素质工人队伍,这就要调整职业技能教育战略,为技术工人的成长和进步提供条件,并形成一套稳定长久的激励机制。他强调,德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其实可以看到,技艺专精的工匠在德国地位不低,薪酬可观。而我们的年轻人往往都盯着上一二类大学,无奈才上三四类学校,更将职业教育当作走投无路的下下之选。如此格局的形成,有观念的原因,也与教育资源的布局有关系。
制造业升级,固然体现在国家高精尖项目,但更在无所不包的民生领域。因为那样的集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的全方位努力,更能形成浩然的全民之势。先从具体的器物入手,再优化制度安排,久而久之自然会形成一种非急功近利的“制造”文化或“国民性”。
(作者为武汉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