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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在一些热点事件中,我们见过“惜墨如金”的官方发布,见过“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地方政府部门,也见过令人大跌眼镜的领导。这些应对失当的案例一再证明,在上下互动、内外互动、虚实互动的新媒体格局中,地方官员在面对镜头和话筒时,需要有更高的媒介素养。
不过,在公众从过去关注新闻发言人到如今关注政府信息公开的同时,新媒体也为官员赋权,通过政务微信、微博,官员有了更多发声渠道。官员和媒体的关系日渐扁平化、透明化,每个党政机关干部都无法置身事外。在形如“玻璃房”的互联网时代,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思考怎样面对媒介、关注民意、提升媒介素养的问题。
第8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以下简称“记”)就官员媒介素养问题,对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以下简称“张”),进行了一次专访。张志安认为,讨论官员媒介素养问题,要给领导干部提出合理建议,但不能将板子全打在官员身上,应该放在媒体、官员、社会的复杂现实生态中考量。
记:在一些突发事件尤其是敏感事件中,有些领导干部不愿见记者、不想发声,而有些领导干部用的全是一眼就能识破的“套路”,这些都是媒介素养不高的表现吗?
张:不敢见记者、不敢面对媒体,是不少官员的常见心理。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说错话。过去有官员因一两句错话而传为笑谈,例如,某官员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表面上是反问或口误,实质上却暴露了他的某些认知问题——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了起来。
身处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有可能官员99句说得很好,只有1句说错,就变成了被围观的对象了。如果是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发言不当,组织上会认为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足,在舆论场上也容易被围观、批评。更极端的情况是,官员的某些言论成为舆论焦点,可能让当事人遭到“人肉搜索”,甚至让他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然,目前官员面对媒体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他们的媒介素养似乎越来越高了,但其实只是通过一些培训、讲座,学到了一些“应付”舆论的技巧。比如,讲话滴水不漏、在周末或半夜发布公共政策。过于注重“套路”,其实有些本末倒置,不能把信息公开当成一个纯技术问题,履行政府职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才是“本”。
不过,这其中存在一种两难困境——如何在真诚和控制之间保持平衡。在新的舆论形势下,这对有些官员来讲是新课题。
记:官员媒介素养良莠不齐,有哪些原因?
张:官员媒介素养不仅仅与官员有关,应该将它放在媒体、官员、社会的复杂生态中加以考量。它涉及媒体生存环境、记者职业生态以及特定地方的政治生态等多个因素。
碰到负面事件,应对不当的官员通常会有几种表现:第一种是拒绝采访,媒体联系时挂断电话或称自己不在,还有一些官员见媒体上门就闭门谢客、落荒而逃,甚至还闹出官员面对摄像机镜头否认自己身份的笑话；第二种是媒体正在采写报道,官员想要把报道摁下来,千方百计阻挠报道,或找媒体打招呼,或私下与少数不检点的记者做交易,或托关系找领导防止信息扩散。
一些基层媒体的报道会因各种原因出现夭折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部分官员的傲慢；同时,有些记者职业素养不高,让地方官员觉得给记者好处就能堵住所谓的“负面”报道。
其实,领导干部害怕说错话,也跟历史上传统的官场文化有关。我们比较强调低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些观念让不少官员认为低调没有坏处,高调可能会招来麻烦,于是选择宁可低调也不愿张扬,宁可沉默也不愿发声,宁可回避也不愿走向台前。这其实是要不得的。
记:虽然“低调”是传统,但不同地区的官员面对媒体时,“面貌”似乎也有所不同?
张:是的。特定地方的官场文化和媒体环境也很重要。一般来说,在媒体报道空间比较大、媒体竞争激烈、媒体舆论监督相对发达的地区,官员整体媒介素养也高一些,他们毕竟有更多的锻炼机会,也经历过更多考验。
所以,我们能观察到一种现象,舆论监督压力越大,官员“媒商”反而越高。一旦发生公共突发事件,他们快速进行信息公开的意识也会越强。相反,本地媒体的结构越单一,竞争不激烈,媒体本身的舆论监督能力也越弱,当地官员长期被“宠着”。那些在温室当中成长起来的官员,媒介素养就没那么高。（采写: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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