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13～14世纪波斯史家拉施都丁著作中的插图：尧和舜
在一带一路大形势下，国内几乎每个学科都深感需要和国际学界接轨，急需翻译学术名篇。只有如此，视野远了，丝路大业才能振兴。
一
回顾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规模宏大的学术翻译浪潮：
第一次是汉唐之间胡汉高僧的佛经汉译，从安息波斯来华的安世高、龟兹的鸠摩罗什、到集大成者玄奘，浩如烟海的佛经从梵文、吐火罗文、佉卢文、粟特文等，译成高妙的汉语，如慈悲、觉、真空、妙有、刹那、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等，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第二次是明清时期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除了汉译《圣经》之外，利玛窦、南怀仁等神父还翻译出了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天文历法、航海地图等。康熙从1668年15岁起跟随南怀仁学习天文几何，“凡万机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20余年。”1690年，37岁的康熙君臣同观日蚀，与五千年来每遇日蚀的举国惊恐不同，康熙帝自己也参加了预测。这一盛况被法国传教士白晋写入法文版《康熙帝传》1697在巴黎出版。
第三次是近代百年的西学东渐，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英国人马礼逊撰写了第一本《汉英词典》，各种西方科学艺术被译介到中国。朱生豪、梁实秋翻译了多个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翻译百万字的法国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杨宪益译出了英文版《楚辞》《红楼梦》，许渊冲用英文、法文译出《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牡丹亭》《长昇殿》等，都成为翻译史上的扛鼎之作。在丝路学领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冯承钧译出了多本西方名著，开学界先河。近年来又有耿世民翻译突厥回鹘史料，王尧翻译藏文史料，宋岘翻译阿拉伯文史料，耿昇翻译法国汉学家丝绸之路著作等，为学界所珍视。
二
有谚语说，翻译之所以称之为“翻”者，如翻织锦袍，面子与里子图样相似而花色不同，这是一种重新编织，又处处呼应的匠心。所以要当学界的跨文化桥梁，译者需要中外学养的积累，翻译事业是因难而见巧。笔者近年来编辑伦敦大学《中亚艺术考古学刊》，在翻译学术名篇时，常遇到读者来问一些丝路名词的为什么，在此一并分享：
比如，关于塞北·西伯利亚。Siberia西伯利亚这个词，在俄语里意思是“北方”，在古汉语里有个谐音谐意词就是“塞北”。因为塞北-西伯利亚这个词，与“鲜卑”“锡伯”“室韦”这一串游牧民族的名字同源，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巴尔托尔德等突厥学家认为西伯利亚这个词是指“鲜卑人的土地”，与当年的鲜卑首领檀石槐在匈奴人西迁后占有西伯利亚草原有渊源。从地理上看欧亚大草原（Eurasian Steppe）本是一体：从白山黑水、内蒙古鄂尔多斯、到南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高加索山脉、黑海沿岸，其间长河流向北冰洋，如额尔齐斯河、伊犁河、鄂毕河、叶尼塞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等等。正如哈萨克谚语所唱的，“一个姑娘远嫁，至少要越过七条河流”，这是欧亚草原的独有特色。而相对干旱的北美大草原用词是prairie，一般不混用。
再比如，关于唐太宗与“天可汗”。贞观初（631年），唐太宗大破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草原漠南诸国上太宗尊号，号“天可汗”。“天可汗”一词，岑仲勉先生考证此词语源自突厥语的腾格里可汗“Tengli Khan”。唐太宗受到胡汉各族爱戴，称“天可汗”真是当之无愧的：唐太宗号称大唐帝国第一武士，昭陵六骏浮雕向世人展示了他18岁到27岁身经百战的岁月，登基之后，他曾在麟德殿亲自教皇家子弟射箭。陈寅恪先生引经据典说，唐太宗翘起的红胡须很硬朗，居然可以挂得住一把弓，太宗写给高昌王鞠文泰信中曾说，“暮春草浅马肥，轻骑出猎，箭无虚发”。因此在撒马尔罕古城的唐代大使厅壁画上，描绘了天可汗在长安郊外上林苑猎豹就不奇怪了，中亚画家歌颂的是唐高宗，但实际形象原型采自唐太宗。
三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中心的刘迎胜教授曾考证在元明时期，中国对西方交往的外交语言lingua franca是波斯语，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旅途中一路所使用的也是波斯语，——正因为他对波斯语的娴熟应用，才使得忽必烈大汗派给他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伊利汗国王子的美差。而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也是维吾尔人，精通波斯语言，是由西班牙派往中亚朝觐帖木尔汗的使臣，他在《克拉维约东使记》中记载：“帖木尔汗统治下的撒马尔罕国，现在被称为蒙古国，通用语言为蒙古语。阿姆河一带的人大都说波斯语，丝毫不懂蒙古语。”
近代学者严复在翻译达尔文的进化论著作《天演论》时候，曾经有过叹息：“一名之立，旬月踯躅。”可见学术名词定义上的棘手。但是看到如此卷帙浩繁的佛经也被历代高僧翻译成了明白晓畅，义理高深的汉语，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可以翻译交流，畅所欲言，不然的话，人类就只有闭关自守，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翻译者只能默默耕耘，为他人做嫁衣裳：翻译的妙绝，臻于化境，读者一口气读来，只觉得仿佛是莎士比亚活过来改讲汉语，翻译者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是拙劣的翻译，又使得读者读来立即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1942年翻译家萧乾先生在英国伯明翰参观过一次莎士比亚外国译本的展览。中国当时只出了薄薄一本田汉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好像一桌丰盛的宴席旁边的一碟小菜。萧乾先生感叹道：“一个国家的国力，不仅仅表现在大炮军舰的数目上，也不光看他的国民总产值多少，像世界公认的这样经典名著的翻译情况，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学术论文的翻译是难度很大，吃力不讨好的，笔者与英文编辑们颇感同病相怜。但是欧亚草原学术领域，真的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和翻译工作的投入。愿我辈学人多译学术名篇，丝路绝学灯灯相传，焰焰相续，学子必定法喜充满，一带一路大业必定兴旺。
（作者：毛铭 系伦敦大学《中亚艺术考古学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