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曦：人口红利的减少是否导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我国人口红利的形成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解放后高生育率带来的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实行计划生育导致1-18岁阶段人口的减少。无疑低抚养比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但远没有一些学者估计的（bloom，认为3/1到2/1）那么高，而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也不是蔡昉等学者提出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论断。就业问题还主要是经济体制的问题，人口红利的影响有些夸大。
    首先，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并非充分就业，出现“民工荒”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工资太低，生活成本太高。绝对数量上，我国农村人口还有将近7亿，城市调查失业人口将近9.8%。效应论认为人们选择不去就业是因为工资带来的效用低于闲暇所带来的效用，而且我国实际工资增长低与GDP的增长速度。现在打工者的工资收入远不如90年代人们南下广州打工者的实际工资高，一些工厂工人还需要家里补贴，而以前是打工者补贴家用。
    其次，就业结构配置不合理，同工不同酬。现在就业选择可以分为两个层级：“体制内”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垄断国企。而“体制外”则如民营企业、工厂和外企等。“体制内”收入较高，但机构众多，人员臃肿，可以通过改革释放大批就业人口。而体制外相对较为公正，多是根据你的贡献计算报酬。但一些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的形成，如体制内外、编制、正式工和非正式工之分，用工歧视（户口、性别、是否党员）等。同时阶层固化、讲究资历和教育培训的缺乏使得年轻人都很难就业和得到上升的空间。所以劳动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破坏和就业歧视造成一些企业人才匮乏。
    最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较低，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就业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归结于廉价劳动力和与西方巨大的工资差异，我国农村劳动力由于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缺乏，大都只能进入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就业。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加上一些地方政府追求产业升级使得生产成本增加，而越南、巴基斯坦和印度一些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则开始显现，导致这些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东部地区要实现产业升级，最主要的还是应当放在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而不是单单只是将所谓的落后产业转移出去。
    总之，如果判断“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大幅调整生育政策和退休年龄，无疑会加重这一代独生子女的抚养压力和就业压力。面对老龄化最应当做的是改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金过高的问题，和对低收入家庭、农村家庭的养老补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