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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2018年底，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当时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中国模式”之辩，短短的一年之后的2019年至今，经济学圈最有争议的话题就变成了应该不应该保6%、能不能保6%。
从中国模式之辩到保6之争，既反映了经济学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认识分歧，也反映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认知分歧。自然，在政策选择上也出现了两个方向：当供给侧改革受计划思想影响而在执行中走偏，是重启和深化真正的市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回到需求刺激的老路？
学术主张与改革政策有所区别
一般而言,学术思想更偏重于从特定的哲学认知和逻辑推理出发,通过分析现实问题,抽象出一般性原理,再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并不排除从理论方面提出改变现实的建议。而政府的政策决策和改革行动,则是从经济现实和政治现状出发,在权衡长期、短期和各种利益后所做出的政治行为选择。经济政策虽然也可能吸收某些学者的主张或思想,但也必然不会拘泥于某一流派的学术概念,而且必然是综合了不同理论,包含着各种必要诉求的政治、政策混合体。
既然经济政策本身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那么学术研究也必须有独立性、领先性,而不应该迎合政策或刻意打扮成与政策相似的样子,更不能放弃了学术理论创新的方向。比如,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虽然我在2012年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和2013年发表的十几篇文章中都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改革的主张,但是我们从学术上呼吁的供给侧改革,只是希望政策减少需求刺激,更重视供给侧的中长期问题,希望重视从人口、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改革挖掘中长期增长潜力,主张政府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用供给升级引领消费升级,推动放松垄断、放松管制、大规模减税,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上述理论主张中没有“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内容。
在2012年我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以后,有的学者在2013年也发表了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名称相似的文章，但其内容却主要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改革口号的汇总。这些把社会上流行改革口号的拼凑之作或假的“新供给经济学”虽然因为没有系统严谨的理论创新而被不少严谨的学者批评，其开展的某些活动对于提升新供给和供给侧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这些年，某些假经济学的不良影响和对经济的伤害，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从新供给增长模型看中国模式之辩
有很多理论都企图总结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并称之为“中国模式”。强调中国模式派的学者有的是计划经济和产业政策的拥护者，认为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是中国经济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色；有的强调宏观调控的作用，认为中国模式的特色就是市场经济加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也有的学者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认为各地方政府围绕GDP增速的政治锦标赛才是中国模式区别于任何国家的不同之处。
而普世模式派的学者则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经济之所以增长比较快，主要是就是靠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以及复制了西方国家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例如：针对中国模式派强调的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张维迎教授就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却一只胳膊的人跑得飞快，但你不能认为缺胳膊就是他跑的快的理由。”
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既有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相似的一般规律,也有中国自身的特殊规律。中国模式派往往过度关注增长的特殊条件,而忽略经济增长的本质；普世模式派则过分重视增长的本质,而忽视了增长的条件的重要意义，尤其是政府在推动改革、创造市场条件以及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新供给增长模型则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需要从条件、要素和驱动力三个维度才能全面反映。
新供给增长模型：三个维度、五大财富源泉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有很多学者在谈到中国模式时只强调了制度方面的特殊性,比如改革开放,比如地方政府的经济竞赛,比如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等,这/些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中都是增长的制度“条件”。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制度进步和相关的社会分工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因此,从创造更好的增长条件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有很多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比如,促进竞争、减少行政干预和垄断,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完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以平等地位等。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一部分重要改革主张,是围绕着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展开的——上一个四十年所需要制度条件和下一个四十年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应会有所不同。如果老的改革红利渐行渐远,而“新改革红利”不能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制度优化而有效激发,中国模式恐怕就会遇到挑战。
至于增长条件中所包含的政府作用，到底政府是跑得“飞快的腿”，还是那只“残缺的胳膊”，也不能一概而论：当政府的行为恰恰符合了市场的规律，它就是“飞快的腿”，当政府的行为违背了市场的规律，它就是“残缺的胳膊”。
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开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总是来自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类似于过去四十年的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土地、丰富的储蓄资本,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是,人口只有经过良好的培训才能成为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只有产权清晰,土地才能得到充分利用;只有通过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储蓄才能转化为资本。因此,为了保持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有必要改革生产要素的供给体系。比如,改革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以保持人才和劳动力的供给优势;深化土地产权和流转制度改革,以降低土地和自然资源成本;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降低资本供给成本,提高资本供给效率。由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高度重视生产要素的供给模式、供给成本、供给价格等,所以很多供给侧改革的主张自然是围绕要素市场的改革——当过去四十年的要素红利边际递减,“新要素红利”如何创造?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还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是技术创新,是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的过程。过去中国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得益于“后发技术红利”,即来自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而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如何挖掘新技术红利,自然更多地要靠创新,靠新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管理模式不断形成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重启真正的市场化供给侧改革，还是回到需求刺激的老路？
显然,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可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增长的条件,利用其丰富的生产要素和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驱动力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经过四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生产要素的供给成本越来越高,后发技术红利逐渐减少。当这样的历史阶段到来以后,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仍然围绕着过去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政策的效果自然是递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早在2012年就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呼吁“供给侧改革”的初心:从增长本质出发,重启经济体制改革、降低要素供给成本、重视新技术和新供给的驱动,再造新红利。
如今，当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10年下行，逼近6%的下限，面对是否要保6%、如何保6%的艰难选择，一定要认识到保6%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和增长的动力和机制的问题。
保6%如果是为了稳就业，为了民生和社会稳定，必须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那是有必要的；反之，如果为了多年前制定的一个什么目标，实在是没有必要。
能不能成功保6%？我觉得如果逆周期的总需求刺激政策力度足够大，至少今年是没问题的。然而在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的后期阶段，逆周期调控政策的力度和结构也非常重要，千万不能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大搞重复建设、楼堂馆所而造成巨大浪费和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应该紧紧围绕新基础设施和民生需要，适用“更宽松的结构性政策”。
至于保6%能保多久？这要取决于在短期的逆周期政策之外，能否围绕经济增长的条件、要素和驱动力，真正深化改革，再造新红利。
至此保6之年，我们还必须思考和讨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最长的这一轮增速下行，到底是周期性问题，还是长期性问题？主要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本质上是靠逆周期调控来解决，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来重新打造中长期增长的新红利？如果短期真的有总需求不足，站在总需求不足背后的原因真的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还是供给结构老化？渐进式改革虽然完胜休克疗法，但是为什么渐进式改革是不彻底的，遗留下了哪些计划经济的“沙砾”？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是作者新著《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的绪论部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