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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文丨凤凰网主笔 陈芳
赵白鸽，2014年卸任中国红十字常务副会长不久后，随即以全国人大外事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投入到了“一带一路”战略中。65岁的她依然精力充沛，大量走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地调研。
赵白鸽将“一带一路”提高到了引领全球新秩序的高度来看，绝不只是圈定的国内18个省区市，也不只是沿线的65个国家和地区，在赵白鸽看来，那显然太低估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
赵白鸽认为，全球充满了失序和不平衡发展，世界正渴望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治理与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化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够统筹全球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更能够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她表示，“一带一路”对新型全球化的意义在于：一是改进全球治理结构，二是创造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带一路’是从提出到操作，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这位剑桥博士，曾担任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中央理事，又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有很强的国际组织协调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对外解释者。赵白鸽提出，陈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首先要强调中国是一个13.8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这不仅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概念，更重要的是占世界20%人口的国家所形成的经验及其引以关注的问题，对全世界能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在走出去过程中，除了经济贸易，必定伴随着软实力的输出，尽管中国并非刻意。输出什么？在赵白鸽看来，除了“世界大同、和而不同”的文化力量，还有中国一整套系统、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及对新技术的应用。赵白鸽说，新能源、新材料、IT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全世界发展，而中国最大的特点在于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数以亿万计的人，而不是几百万人。
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发展经验及问题至关重要
高见：三年后回看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原商务部长高虎城说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时高层考虑的“两个大局”指什么？
赵白鸽：首先是考虑到全球化趋势，全球化不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是滚滚向前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又为全球化插上了翅膀，而且是不可阻挡的。另一方面世界秩序冲突不断，这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考虑新一轮的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形成新一轮世界秩序，“一带一路”就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想澄清一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设想，但并不代表“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中国项目。
在这样的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应该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作用？
我们陈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我想首先要强调中国是一个13.8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这不仅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市场概念，更重要的是占世界20%人口的国家所形成的经验及其引以关注的问题，对全世界能产生很大影响。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事情处理好，在处理好自己事情的过程中，我们也应逐步加入到国际化行列中，参与到世界治理中。
未来评估“一带一路”的两大关键点
高见：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经济地位不匹配的是相应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重振过去的贸易通道，也不仅仅是针对沿线国家地区，而是有着更大的“雄心”。您把“一带一路”提高到中国参与和改善国际秩序的高度来看，“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
赵白鸽：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国际秩序进入一个较长的重组期，全球层面的公共治理或出现巨大真空，一定程度的冲突和失序成为常态。全世界都在渴望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治理与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化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够统筹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更能够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优化全球治理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建设“一带一路”是完善全球治理、促进世界经济的战略举措。未来评估“一带一路”关键看两点：一是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影响，二是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动过程。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改进全球治理的新途径。在倡议推进过程中，能够推动全球治理结构优化与全球化要求相匹配，能够改进完善治理结构促进新兴国家主动积极作为，推动全球治理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创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推进建设过程中，能够培育新增长点，提振全球经济，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更新，寻求持续增长。
中国不仅仅是要有更大的雄心，也要有更大责任。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仅涉及到13.8亿中国人本身，同时涉及到我们对全球70亿人口的影响。
高见：“一带一路”开启的新秩序大致是怎样的？中国要改善的国际秩序与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什么不同？
赵白鸽：“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应该作为基本的观察点。“一带一路”引领的新型全球化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全球化本质上的改善与优化：
一是包容性。“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是包容性的全球化，它不仅涵盖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包括了在技术、环保、标准等领域有优势的发达国家以及一切愿意参与新型全球化的国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人种之下的共同发展。
二是共赢性。“一带一路”引领的全球化是共赢性的全球化，体现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原则与合作方式两个层面。合作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通过共商，形成共识，达成共识后将愿景转化为行动；由共识转化出的行动绝不是单边行动，而是各方共同参与的行动，这就是“共建”；共建的成果则一定要惠及所在国人民及所有参与方，方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共享机制”，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所以“三共”原则在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剥削/被剥削、掠夺/被掠夺的矛盾，以及全球化存在的零和博弈和发展失衡的矛盾。
合作内容指的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在政策沟通领域，“一带一路”已经对接了逾70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未来将对接更多的政府、多边组织和国际机构；在设施联通领域，通过“交运贯通、电力接通、能源输通、网信开通”四个子领域的每年数千个项目造福了所有参与国的人民；在贸易畅通领域，近三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3万亿美元，有力地带动了贸易各方的经济发展；在资金融通领域，有10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亚投行也已迎来70个成员国；在民心相通领域，中国与各国开展了民间合作、教育合作、医疗合作、智库合作等一系列促进“国之交在于亲民”的心与心的交流合作。
三是共享性，我们的目标是促进每个国家和每个人得到平等发展的机会。
高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路径是怎样的？
赵白鸽：首先是目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指不以损害他国为条件，也不以掠夺殖民来获得发展机会，而是共同促进人类的发展和每个人的发展。
模式上，采取联动发展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路径上，只要是愿意投入到“一带一路”和全球化中的国家，都可以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没有前置条件，方法就是共商、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不仅仅是针对沿线国家，这一概念是逐渐发展的，包括一切愿意参加全球化、一切愿意共同发展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应该进入到“一带一路”进程中来。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认识到目前全球化必须有一个有效载体，一个可操作的实施步骤，而“一带一路”为此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空间
高见：“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和优先，根据您的调研，落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如何？
赵白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基础设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空间。我在巴基斯坦、印尼、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家调研，充分认识到各个国家的发展都经历了中国80年代所走过的路程，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国有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搞好，人才会动起来，资源才会动起来，人员流动才可能带来发展。
两个案例，一个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中国积极参与和建设，包括电力供给、海水淡化、民用住宅建设，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比如中国在当地建立了一批学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的医院，还有社区服务等。我们同时希望对俾路支省乃至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另一个案例是印尼的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我走过这段100多公里路，普通公路要走六个小时，现在中国参与的高铁正在建设，基础设施对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进口65%原油92%天然气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
高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空白，也是对中国国内过剩产能的化解。“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对中国有什么机遇？
赵白鸽：首先如何理解过剩？过剩是由不同时间和地点决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是过剩，而是急需。我考察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基础设施非常急需；我也考察过印尼，几万个岛屿与城市的链接，桥梁、港口都是急需。因此，对过剩要有个准确定义，如果能在适当时机、地点造福于当地百姓，满足当地需求，促进当地发展，就不是过剩，而是急需。
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对新一代技术的使用，而不应该停留在过去传统工业化基础上。事实上，中国企业在新材料、新能源、信息化技术、轨道交通和工程机械上都采取了新技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比如太阳能、风能、建筑新材料、IT技术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5个国家和地区，GDP总量达到21万亿美元，是拥有44亿人口、1.04万亿美元贸易额的重要市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也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进口商品中，65%的原油、42%的煤炭、92%的天然气以及35%的棉花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高见：“一带一路”中，中国企业的参与和走出去的情况怎么样？
赵白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六个需求：一是法律的需求，比如劳工法律、土地法律、税收政策法律；二是对各国政策的了解，有哪些激励和惩罚性政策，还要对各国政策及走向有充分了解；三是信息，特别涉及到瞬息万变的信息、项目信息、政治经济动态信息；四是汇率风险；五是文化和品牌需求，沿线国家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的都有，如果不了解文化，很难做好人心相通工作；六是很迫切的能力建设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四十年时间，取得这样的成就很了不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把发展经验带出去，现在面临特别大的问题是能力建设。
而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蓝迪智库把上述企业需求作为重点，分别设立法律、政策、标准、信息、金融、文化品牌小组等，对企业顺利走出去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走出去会输出什么？
高见：一带一路既然是构筑国际新秩序的平台，就不仅仅是经济层面平台，还应包含文明互鉴，西方国家经济层面影响他国的同时也在输出价值观，中国在这方面能输出什么？
赵白鸽：中国五千年历史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一个民族能生存五千年，一定有其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比如世界大同、发展、和谐、和而不同，这些理念都将并正在对全球产生影响力。
此外，我们的输出不仅是一个项目，考虑的不仅是五年十年，而是从战略角度考虑几十年甚至百年，输出的是一整套系统、包容、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还有我们的新技术应用。新能源、新材料、IT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全世界发展，中国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数以亿万计的人，而不是几百万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大市场的概念，而是一个拥有13.8亿人的大市场如何把技术引入到发展过程中。
高见：目前或者今后制约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落地的因素有哪些？
赵白鸽：对全球化的认识和对中国责任的认识，不仅对全球有意义。全球化特别是正义的全球化，一定给全球人带来利益。中国从一个贫瘠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对世界治理、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把我们的经验和思考推出去，对全球产生影响。
我们必须要有和所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快速的能力建设，不仅仅是企业，也包括自身的治理结构，对我们的政府、智库、公民，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认识新的全球化，必须持之以恒运作，需要拿出国家的意志、公民的意志，承担起全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