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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审计署日前发布的20户中央企业2015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显示，部分企业投资经营存在风险管控比较薄弱的问题。其中，抽查的20户央企的155项境外业务，有61项形成风险384.91亿元。
有风险，不一定是投资决策失误，投资决策失误，肯定有风险。对央企来说，如何避免投资决策失误，尤其是盲目投资，毫无疑问是必须守住的一条风险底线。但是，从审计署报告反映的问题来看，央企在海外投资方面，确实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透过报告反映的问题不难发现，20户央企的海外投资业务，大多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头几年发生的，而这几年，也是央企扩张速度最快的时段，是央企为了做大规模、做多资产、做足数量最激进的阶段，更是部分央企为了不被其他央企兼并或重组，拼命也要把规模做上去的时刻。这也意味着，多数央企在扩张过程中，都会把规模、数量、速度等放在首位，而不会考虑质量、效益和风险。央企在规模扩张中的风险，何止是海外投资，国内投资一样存在比较大的风险，有的甚至跟各种腐败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冶科工的唐山项目、中钢集团的山西项目，都是这种扩张的直接结果。
与国内投资相比，海外投资的风险显然要大得多。撇开转移资产不说，这些年，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出现问题的也不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急功近利，就是相当然地认为海外的钱太好赚了。殊不知，不同国家的不同体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宗教信仰等，都有可能对投资项目产生影响。近一段时间以来，福耀玻璃的美国项目，不就遭遇文化冲突，继而给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吗？
民间投资尚且如此，责任牵挂小得多的央企，如果也带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带有经营者的个人诉求和需要，还能够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还会进行认真的可行性研究和分析吗？出现风险，也就顺理成章的事了。
专家建议，应当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这当然是一条不错的建议，只是不要忘了，有关方面是有这方面的责任追究制度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项制度没有能够很好的落地，没有成为决策的一道“紧箍咒”。更多情况下，制度和追责走的是两条道，制度走不到追责的道上去，追责也远远地跟在制度后面。自然，盲目决策也就很难避免了，制度对企业的约束力也就很难发挥。
事实上，在特定阶段，央企在海外投资方面的“大跃进”，还一度被当作成绩和功劳，成为有关方面考核央企绩效、衡量央企发展能力、展示央企决策水平的重要筹码，继而加剧了央企海外扩张的冲动。很多央企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才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加大了海外投资的力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如果央企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不能有效地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能让董事会成为企业的决策机构，要想解决央企盲目投资的问题，是很难的。
必须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央企海外扩张步伐较快的那几年，相关的媒体、专家等，也是大力鼓励中国企业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大力渲染目前海外资产处于价格最低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央企投资损失巨大、风险突出的问题呢？到底是央企收购失误还是舆论引导有误呢？显然，这也是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从总体上讲，央企海外投资出现风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要知道，央企出海，不同于一般企业出海，央企一出手，地球也要抖三抖，少则十几亿，多则数百亿。如此规模的海外投资，如果出现失误，损失是相当巨大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20家央企155项海外投资业务，就有61项形成风险，出险率达到40%，风险金额更是高达384.91亿元，不能不令人担心。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盲目决策造成的，又有多少是认证不到位、缺乏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造成的，有没有经营者个人的私利，等等，都是需要经过周密细致的分析才能搞清楚的。
投资是有风险的，正是因为投资有风险，所以，就更要注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那么，央企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到底有没有把握好这一原则呢？投资决策所需要的各项依据、市场分析数据、可行性认证报告、未来发展趋势研判等，是否都具备呢？这才是衡量和判断央企海外投资是不是盲目决策的主要依据。如果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就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追责。不然，盲目决策的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的加大，特别是去产能步伐的加快，央企“走出去”的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但是，怎样才能走得更稳、行得更实，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广泛地听取各方面意见，做好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工作，特别对所在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做好了解工作，才能使投资项目不至于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失误。同时，有关方面也要加大对海外投资决策业务的监管工作，主动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各种信息和决策依据，帮助企业进行利弊分析，提出合理化建议。必要时，要提出风险警示。在此基础上，对项目实施以后的效率、效益、效果等进行客观评价，并与央企经营者的薪酬考核挂钩，切实提高央企海外投资的效率与质量，减少风险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