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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诚与信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诚则信矣，信则诚也”。诚与信，是天道与人性的关系。诚反映客观世界的本真状态，是自然法则；信反映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准则。
信是平等主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道德原则。尽管人伦之中不平等关系居多，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是平等交往的关系居多数，因而信对于人生更重要，具有广泛而现实的意义。
儒家之信所蕴含的平等价值，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永恒意义，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平等始终是人类追求的价值取向。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仍然有着借鉴指导意义，现代社会是民主政治，强调权利平等；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强调交易平等；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先秦诸子百家都关心和认同信的观念，儒家关切尤甚。信是儒家重要的思想范畴，构成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人道德品质和人格塑造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定意义上说，传统社会能够基本做到和谐相处、交易有序、守望互助、团结友爱，都受赐于儒家之信的观照和浸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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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之魂是诚
近现代以来，诚信一般合并使用。作为伦理道德范畴，诚信的基本含义类似于传统信的概念，它要求政府诚信，不要朝令夕改，更不要有法不依，以真正取信于民；要求商业活动诚信，不要毁约弃约，更不要坑蒙拐骗，切实遵守契约，以维护经济贸易健康运行；要求社会交往诚信，不要轻诺寡信，更不要作伪撒谎，以建立言而有信、行而有果的人际关系。
然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诚信确实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联系在于，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两者内容基本相同，可以通用；区别在于，诚是一个形上的本体范畴，信仅仅是形下的实践概念。
诚在儒家学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庸》继承孔子的思想，系统论述了诚的问题。《中庸》认为，诚属于形上本体范畴，既是自然界的本质规定，又是人性本质的规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对于自然界而言，至诚无息，化生万物，“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意思是，天地的法则，可以用一个诚字给予概括：作为天地没有两个，而它生成万物则是不可计算的。对于人生而言，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提出人生的目的是“三纲领”，即明德、亲民、至善；人生的过程是“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诚意是关键，济世以修身为本，修身以诚意为要。
在早期儒家那里，信与诚不是同一序列的概念范畴。诚是与仁、智等并列的概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说明诚是仁与智、内圣与外王的关键，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具有终极意义。而信只是良好人格的组成部分，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自孟子始，把信与诚结合在一起，“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这对信概念的发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既提升了信的层次，又使诚落到了实处，促进了信与仁义礼智等思想范畴平起平坐。
诚为信提供了天理依据，就是为信提供了绝对性。诚是信的灵魂，信的行为因诚而立。信与诚结合在一起，应认为是一项基本义务，是不证自明的道德律，必须绝对得到遵守。同时，诚与信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诚则信矣，信则诚也”。诚与信，是天道与人性的关系。朱熹认为：“诚是自然底实，信是做人底实。”诚反映客观世界的本真状态，是自然法则；信反映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准则。自然界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是真实的，不会作假，人间世也应像自然界一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诚实无欺。诚与信，又是主体内心与外化的关系。诚是主体内在的一种本然状态，信则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内在之诚的外化，诚是信的思想基础，只有内诚于心，才能外信于人；信是诚的具体表现，无信则不足以见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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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本质是平等
儒家倡导人伦，认为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孟子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教育内容是明人伦，“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人伦关系是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不在于不同的伦理规范，而在于双方平等与不平等的关系。
现代社会强调人格平等，而传统社会强调的是宗法等级制度。在人伦关系中，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双方是不平等的，唯有朋友双方是平等的主体。信是平等主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道德原则。尽管人伦之中不平等关系居多，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是平等交往的关系居多数，因而信对于人生更重要，具有广泛而现实的意义。
孔子十分重视朋友之间的诚信交往。《论语》开篇就把朋友交往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当子路问孔子的志向，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孔子追求的社会理想境界，其中朋友的信任是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更重要的是，儒家之信蕴含的平等原则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平等，应当看成是信的本质规定，也是儒家之信真正的价值所在。所谓平等，是指主体具有自由人格，对自身的权利与义务有着支配能力，这是互相缔约的前提，也是相互立信的前提。不管是契约还是立信，都必须是平等主体在意见一致基础上达成的允诺和责任。信是体现于允诺中关于责任与义务的品质，主体之间一旦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就必须践行实施，而不能毁约弃诺，否则，就不能建立正常的、可预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
儒家之信所蕴含的平等价值，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永恒意义，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平等始终是人类追求的价值取向。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仍然有着借鉴指导意义，现代社会是民主政治，强调权利平等；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强调交易平等；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怪乎，近代革命先驱谭嗣同虽然主张整体废除三纲五伦，却强调要保留朋友一伦。在他看来，“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为朋友乎！”保留朋友一伦的意义在于“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意，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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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立身处世之基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常遇到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所谓立身，是指做人；处世，是指社会活动中与人交往。信是人生立身处世之基，人而无信，则寸步难行，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在儒家看来，信是个大事情，须臾不可忘记和放弃。孔子认为，忠信和笃诚可以使人走遍天下，也不会遇到障碍，反之，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在儒家看来，信与个体道德修身密切相关。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信是君子人格的组成部分。孔子认为，信与礼、义、谦虚共同构成君子人格，“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孟子进一步认为，信是人的自然天性，是每个人应具备的品质，“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信虽然是人性的一部分，却不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需要通过修身养性，才能培育成长壮大。
那么，如何修养诚信品格呢？孔子认为，诚信要与好学结合起来，“好信而不好学，其蔽也贼”。意思是，喜欢诚信而不好学，它的害处在于会使你伤害自己。好学是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在孔子看来，诚信是许多人都具有的品质，而好学则是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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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治国安邦之道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倡导“学而优则仕”，其任何思想观点最终都会落脚到政治领域，以便对治国安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儒家运用信的概念于政治领域，主要是为统治者获得民心提供警示。我国传统政治伦理一直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得民心，就是统治者以其诚实赢得老百姓信任；失民心，就是失去老百姓信任。孔子有一段经典对话，认为民信比粮食和军队更重要，这实际是呼吁统治者要重视民信、赢得民心。“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诚信治国、取信于民是治国安邦之道。
在儒家看来，信是为政之本。荀子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诚信治国，首先统治者要讲信用、守信诺，《论语》指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意思是，统治者要有所作为，必须自己讲诚信，得到信任后才去指使百姓，否则，百姓会以为是折磨他们。
治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力量，另一种是使用德治。孟子认为，只有德治，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诚信是治国安邦的基本要求，如同节约民力、不误农时，“道千乘之道，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诚信与礼义合治国家，不仅可以赢得本国百姓的民心，而且可以使其他国家的老百姓慕名而归，“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孔子赞美尧舜夏商周时代的诚信治国。荀子则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说：“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
信不仅是传统社会坚守的伦理准则，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是全世界都能够接受和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