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2009年总量冲击与2010年结构短缺

    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就业形势，并非以劳动力市场冲击这种简单和单向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在就业冲击与劳动力短缺、农民工返乡与回城、失业率上升与下降等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现象中展现的。如果不加分析地去看瞬息万变的表面现象，就很难准确地把握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大势。从中国劳动力供求长期趋势和短期矛盾出发，剖析支配就业形势变化的规律，将可以为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走向提供参考。
    “冷暖鸭先知” 经济波动中的就业弹性
    我曾经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诗来形容面对2004年以后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及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切身感受与反应。而当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以出口产品订货减少的方式冲击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时，这句诗恰好可以改为“春江水冷鸭先知”。对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认识宏观经济形势也许并不主要依靠失业率等劳动力市场指标，但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说，与就业相关的各种切身体验，恐怕比GDP增长率、M2发行量等板着面孔说话的宏观经济指标，都来得更加及时、准确和重要。
    在美国，联邦政府每个月都会公布就业形势的最新数字，主要指标分别是基于家庭调查和企业调查得出的机构就业和失业信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早晨，一批被挑选出的记者准时获得劳工统计局独家发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并给予报道后，常常给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
    在中国的劳动力统计项目中，虽然同样包括家庭调查和企业调查，但由于调查结果汇总和发布较慢，不能满足判断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形势的需要。通常，我们可以不定期地获得季度登记失业率，以及反应更加迟钝的在若干劳动力市场上收集的岗位供求信息。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是在大致的就业判断之下作出的。随着用下岗补贴的方式进行失业保障这个历史使命的完成，到2003年，下岗职工这个群体在统计意义上就不复存在了。那些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则转而领取失业保险金。因此，这一年登记失业率达到最高水平4.3%，随后逐年下降，直到2007年的4.0%。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显现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登记失业率上升到4.2%，2009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4.3%。同样，在2008年以前，求人倍率呈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就业冲击中日益恢复的趋势，2007年至2008年高达0.98。但2008年第四季度求人倍率下降到0.85，2009年第一季度为0.86。
    中央电视台记者曾经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其最关注哪些宏观经济指标，回答是：就业信息和采购经理指数（PMI）。大致是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由里昂证券亚洲分部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分别统计的这个指数——PMI闪亮登场，广为关心宏观经济的人士所引述。这个指数在2008年骤跌之后，2009年初开始回升，并分别于3月和4月超过了50这个基准线。此外，月度和季度的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也都显示着中国经济的回暖。相应的，就业指标也应该有所反映。调查失业率和求人倍率在第一季度之后，应该处于逐月恢复的势头。
    既然经济增长引致劳动力需求，宏观经济的周期必然反映在就业波动上。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就曾经利用这种相关关系，根据1998年就业的“零增长”现象，质疑当年GDP增长率7.8%的真实性。与就业增长一起用来质疑经济增长率的指标，还包括如用电量和运输量增长等。就业、能源使用、运输量等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十分大——当经济处于上行趋势时，这些投入的增长势头更为强劲；当经济处于下行趋势时，它们的跌落也格外显著。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有其特殊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以及大部分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农民工来说，经济高涨固然产生对于他们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但是，一旦经济处于下滑状态，这些群体也往往首当其冲地会失业。也就是说，非正规就业对于宏观经济景气的反应弹性，比稳定的正规就业既大且敏感，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更加脆弱的地位。认识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的就业在宏观经济中的位置和作用，理解变幻莫测的农民工就业形势，是大有裨益的。
    “双城记” 农民工就业形势变化莫测
    从2009年初到9月，“春节前后2000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返乡”，“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1200万人在内的7000万农民工返乡”，“7000万返乡农民工的95%已经返城就业”，“农民工失业率不到3%”，“外出农民工总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1.4亿增加到1.5亿”，“返乡农民工的96%已经回城就业”，以及“农民工再次出现短缺”等消息，经由官方渠道发布。如果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同一天发布的，应该算是出尔反尔了。但是，从时间序列看，这些消息串联起来，足以构成农民工对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反应过程。
    经济增长的周期造成就业增长的周期，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实体经济下行，就会产生周期性失业。既然遭受危机打击最大的是出口部门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雇用的主要是解雇成本低的农民工，他们最先丢掉工作就是意料之中的了。虽然户籍制度到了今天，已经不再起到直接限制人口异地工作和居住的作用，但是人户分离使得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难以享受工作地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扶助，因此他们并不必然留在原地寻找工作。
    农民工的前身有一个经济学名称，叫做农村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农村的岗位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就不是农村有需求的劳动力。此外，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使他们难以回到农村的岗位上。例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既不会务农也不愿务农。因此，春节过后，无论有无工作合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回城寻职。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也不能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由于承受不起长期失业，他们抓住任何就业机会的愿望比城市劳动者要迫切得多。制造业岗位减少了，他们就转到服务业；当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轮效应的经济刺激方案启动时，他们就加入建筑业。不难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我调节恢复了就业状态。
    无论是由于我国国内消费的持续增加、各国经济的初步复苏，还是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果扩展到更多的产业，经济增长总会或多或少回到它的轨道上来，周期性失业问题也会相应缓解。在我们的经济学分析链条上再加上一条，即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比如说圣诞节订单的从天而降，都会形成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失衡，导致民工荒重现。就连东莞也发生了民工荒，而且不是偶发事件，因为该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求人倍率已经从最低时的0.76回升到1.51。
    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户籍制度，没有享受公共服务机会的城乡差别，因而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地理分割，就业对经济周期的反映是通过以下机制进行的。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一方面是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失业者一边领取失业保险一边积极寻找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劳动者因工作难找和工资下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表现为社会总体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当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也会通过获得工作机会的容易程度和工资水平，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那部分人重新召唤回来，甚至吸引新的经济活动人口，社会总体劳动参与率提高，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但是，在存在户籍制度的条件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通常是发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区）与劳动力供给（存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劳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反应，比正常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要缓慢得多，常常导致特定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大起大落。可见，人们所看到的农民工就业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民工荒与返乡潮的空间并存，合理的解释就是要在上述“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框架中寻得。
    “刘易斯转折” 劳动力市场的长短期特征
    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有周期波动，因此，周期性失业可以治理，不能根治。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及其所放大的社会影响，却可以通过改革予以消除。客观地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世纪以来，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量大体上翻了一番。按照6个月以上常住人口概念统计城市人口的话，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农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不仅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不稳定，也扭曲了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因此，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城市化，由于没有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是不稳定的。开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源泉，不仅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要求，而且需要一个稳定的城市化，从而呼唤户籍制度改革。
    不过，户籍制度不是一张纸片，户籍制度改革也不仅仅是户籍身份或名称的改变。如果不能获得市民的公共服务，就算农民工获得了名义上的城市户口，也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因此，通过实现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统一化和均等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啻为一条正确的改革路径。一方面，城乡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可以降低人口向城市蜂拥而至带来的社会风险，提高城市化的有序程度；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广义上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接纳，增加了他们的选择机会，不仅使市民化成为一种渐进的过程，也达到了分享公共服务的市民化目的。这样推进的城市化，才是稳定的、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更重要的是，稳定的城市化是培养人力资本、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治理自然失业的关键。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条曲线汇合，意味着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态势的根本性改变，用发展经济学的语言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开始消失，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
    由于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的基本定义在于农业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考察和估算农业中究竟还剩余多少劳动力，是论证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回应各种疑虑和批评的最好方式。由于城市新增劳动力需要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给予满足，推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按照常住人口定义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已经呈现绝对减少的趋势。又由于那些年龄偏大的以及在校学生并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出自农村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大幅度减少。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鉴于人均收入仍然处在较低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蓄势待发，今后10年至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仍然是可能的。作为最先展示了摆脱本次金融危机的国家，中国经济在2009年将恢复到常规的增长轨道上，因金融危机影响而暂时中断的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以区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的方式继续出现。治理这类劳动力市场矛盾的终极出路，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水平、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就业，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等一系列改革，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