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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模式与宏观经济系列之四 城市化 提高国内消费的正解

http://www.newdu.com 2016/5/30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 参加讨论

《南方周末》

   一个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之后,不用很多的培训或学习,他的收入就会提高,这是因为,在农村他的收入增长受到土地这个固定要素的制约,而到了城市之后,他主要使用资本进行生产,而资本是可以增长的。也就是说,城市化可以“无成本地”提高进城农村居民的收入

  在前面的三篇文章中(6月18日、7月16日、7月23日),我指出,在全球化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有其必然性,是中国巨大的人口潜力的必然结果。但是,面对这个增长模式的负作用,特别是国际收支长期盈余造成的储蓄浪费,我们也不能无动于衷;最终,我们必须找到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或投资的办法。今天谈消费,下次谈投资。

  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老百姓的消费需求终究是要受到其收入制约的,在收入增长速度有限的情况下,目前从总量上提升消费的政策将不可能取得显著效果。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就曾大力提倡启动国内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但结果却是,消费占GDP的比重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过去的十二年间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

  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是长期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放弃在短期内改变这个模式的想法,而把注意力转移到结构性调整这样的长期措施上面来。城市化就是长期措施中重要的一项。

  以常住人口(即包括当年在城市居住超过半年的农村移民)的口径计算,中国当前的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5%,而世界平均水平是50%。一个可以比较的例子是菲律宾。菲律宾的人均GDP略高于1600美元,是中国的一半,但菲律宾的城市化率达到48%。

  如果以农业产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则我国的城市化率水平就显得更低了。尽管农村人口比例达到55%,但农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1%。假设农村人口全部从事农业,但人均收入水平保持不变,则我们只需要29%的人生活在农村,即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1%。当然,农民可以兼业,从事非农工作,创造全国 GDP的11%就需要更多的农村人口,因此,71%的城市化率是一个估计高限。

  提高城市化率的一个直接作用是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一个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之后,不用很多的培训或学习,他的收入就会提高,这是因为,在农村他的收入增长受到土地这个固定要素的制约,而到了城市之后,他主要使用资本进行生产,而资本是可以增长的。也就是说,城市化可以“无成本地”提高进城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也提高全国的人均收入。目前,城市人均消费额是农村人均消费额的2.57倍,因此,城市化将带动全国消费水平的提高。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消费增长是一个无成本的增长,既不需要国家的投入,也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二是我们还要考虑城市化对国内消费的间接贡献。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会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两者本身又会创造消费需求。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比较滞后,城市化可以带动服务业的增长,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比制造业强,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就业增长,从而也带动消费的增长。

  然而,国内反对加速城市化的声音也很高。除了一些是出于偏见以外,更多的反对声音是针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对环境、公共服务、教育以及公共秩序的压力。这些反对声音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它们的出发点首先就是错误的。

  它们错在把公民的迁徙权放在与环境、公共服务、教育以及公共秩序同一层面上进行考量和取舍,但迁徙权本来应该是公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主要是靠“破”来取得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进步,而且,在多数情况下,“破”的法则是功利主义,即社会总体效率或福利的提升。但是,今天我们是否到了应该“立”的时候了?是否可以确定,某些公民权利是不能用效率或福利标准来取舍的?

  如果抛开效率和福利标准,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道德的、政治的、抑或社会的——我们都无法拒绝,迁徙权是公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权利,则环境、公共服务、教育和公共秩序就只能居于从属地位,政府只能想办法降低城市化的负面作用,而不是限制公民的自由迁徙。

  然而,我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加速城市化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是我们在过去五十年里积累了大量的存量问题。户口如同修筑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座大坝,在农村一端,水位已经非常高,在短时间里废除户口,就会产生溃坝的效果,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估计会瘫痪。

  自2003年之后,各级政府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态度有了很大改观,户口在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方面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到目前,子女教育和升学是户口含金量最高的一块内容。无论是否拥有城市户口,只要一对夫妇不在户口所在省份居住,他们的子女就不能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不能升入高中。

  北京和上海的大学生粗入学率已经达到50%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全国的比例刚过20%。如果北京和上海开放户口,如此之大的差距将吸引数以万计的家庭搬到这两个城市去。

  但是,城市化不等于大城市化,全国人民也没有必要全都涌到北京、上海去。加快城市化速度,首先需要我们重新对城市化定位,建立城市化区域的概念。一个城市化区域可以有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也可以有杭州、苏州这样的大城市,常州这样的中型城市以及昆山这样的小城市。日本40%-50%的人口集中在分别以东京和大阪为核心的关东和关西地区,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有同样比例的人口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地区。

  要做到这一步,户口制度必须改革。像几乎所有改革一样,在户口改革上我们也应该采取渐进主义的态度。既然子女升学是目前户口含金量最高的内容,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降低这个含金量。

  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即为移民子女设立专门的高考。在未来的五年之内,各省不再增加高考招生指标,教育部把增量部分全部拿出来给移民子女,并为他们单独出一套试题。移民子女可以选择参加移民高考,也可以选择参加原籍省份的高考。相应地,各个城市要允许移民子女进入当地的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

  采纳这个方案,就意味着加快城市化速度会变成一箭双雕的举措,即一方面增加国内消费,另一方面又为几千万移民子女提供一个未来。

Tags:中国增长模式与宏观经济系列之四,城市化,提高国内消费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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