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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经济民族主义”给欧洲和美国乃至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现在，世界需要找到克服“经济民族主义”的全球方案。改革现存的多边体制、重建世界秩序是化解21世纪“经济民族主义”挑战的根本出路。
特朗普政府发动的不仅是与中国的贸易战，而且是与欧洲（欧盟）、加拿大等美国盟友的贸易战。可以说，美国政府发动的是全球贸易战，世界经济正在遭受全球贸易战的打击。这场全球贸易战的根源是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根深蒂固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已成美国政府的贸易和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是用老旧的“经济民族主义”来解决美国面对的全球化之挑战。这是开错了药方、吃错了药。
“经济民族主义”曾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
众所周知，“经济民族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给欧洲和美国乃至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最后30年加速的欧美工业化和全球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入20世纪后，逐渐积累起严重问题而陷入危机。这一大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但没有根本解决,反而趋于恶化。一些人（例如法西斯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的支持者）在当时以为“经济民族主义”是克服欧美危机的根本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痛定思痛，根本克服“经济民族主义”的国际制度被设计出来。战胜国在1945年创立的联合国（国际政治组织和国际安全组织）和国际经济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贸易组织）就是为了根本克服“经济民族主义”，在国际制度上防止“经济民族主义”再次把全人类带入灾难。这套1945年国际制度在免除“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联合国宪章》）方面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2014年和2015年，在国际金融组织和联合国分别成立70周年的时刻，国际社会集体承认了现存国际制度及其代表的世界秩序在预防和阻止再次世界（全球）大战上发挥的关键作用。
二战后，曾在19世纪工业化和成为世界强国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经济民族主义”为“经济自由主义”取代，“经济民族主义”逐渐没落。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有不少美国政客在选举中鼓吹反对自由贸易、排外甚至“反全球化”的立场，但当选后则难以兑现其“选举语言”。在学术上和政策上，有人呼吁发挥“国家的作用”来抵御全球化对美国的挑战，但是，这种“国家的作用”也仅限于“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见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国家的作用》）。
美国有深厚的“经济民族主义”传统
特朗普的当选主要靠的不是别的,正是具有深厚美国传统的“经济民族主义”。他在执政的一年半时间，与以往的美国历届政府不同，“选举语言”与其政策居然高度一致，真的在贯彻“经济民族主义”。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政策的重大转变。目前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表面上是对美国有利的，但是，实际上是对美国不利的。最近，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Summers）在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说，支持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选民，迟早“将自食其果”。
以特朗普政府的执政为标志,一些人似乎忘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今年的G7峰会前提醒美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经济民族主义导向了战争”，今天，“经济民族主义也会带来战争”。6月24日，关于欧洲面对的严重的难民问题，马克龙指出“历史表明，每次欧洲在放弃基本价值、放弃原则时，就会发生最糟糕的事情（盲目排外）”。
要改变特朗普政府或者“感染”了特朗普政府政治病变的其他国家的政府的政策，几乎难上加难。控诉或者批评特朗普政府也没有效果，“对等报复”（“经济民族主义”之所以导向战争，就是因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欧洲人说的titfortat）则只会在特朗普的贸易战陷阱中越陷越深。
寻找克服“经济民族主义”的全球方案
现在，世界需要找到克服“经济民族主义”的全球方案。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现存国际规则和国际体制已经无法应对特朗普挑战。在积极的进展方面，世界已经有一些克服“经济民族主义”的集体行动了。例如，6月9日，加拿大举行的G7夏洛瓦峰会发表的《联合公报》就呼吁克服“经济民族主义”。这份《联合公报》由于特朗普政府没有签字，有人对《联合公报》不以为然，但我们更需要好好研读一下这份在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变本加厉下起草和谈判的公报。此次G7《联合公报》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重申，“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是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方法。那么，到底怎么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这份公报要求改革目前的国际规则，包括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夏洛瓦峰会后，另一项针对全球贸易战进行的战略行动是中欧之间的对话。6月25日，在第7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中欧高官同意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欧双方认为，必须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防止这类行为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冲击和衰退性影响。而中国领导人在会见欧盟委员会卡泰宁时也说，中国愿同欧盟加强协调，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显然,中欧在以维护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制上有共同认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欧在抵制和反制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战上是合作，而不是结盟，是为了维护以共同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秩序而进行的合作。
中国在维护全球多边体制上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在改革现存的多边贸易体制上可能还需要新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欧盟告诉中国，一向视世界贸易组织为全球贸易治理基石的欧盟认为现有的世贸组织机制无法有效解决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欧盟和中国已同意组建双边工作小组，探讨世贸组织的现代化，双方承诺“与时俱进改革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顺应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环境。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欧盟、加拿大在G7夏洛瓦峰会上表示其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现代化”上的原则立场上是一致的。这也表明，欧美在针对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上（例如中国的产业政策和技术转让政策等）存在着共同的立场和利益。
世界其他地区在对付“经济民族主义”的蔓延上也在寻求对策。今年3月11日，在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后，原TPP的11个成员国在日本等的领导下，在智利圣地亚哥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与进展协定》（CPTPP）。这一“没有美国”的协定将在成员国批准后生效。同时，有些国家在政府更迭后重提旧日的主张。例如，马来西亚新首相马哈蒂尔在第24届亚洲未来国际大会上的专题演讲中重新倡议成立区域经济集体“东亚经济会议”（EAEC）。不过，该倡议与马哈蒂尔在20世纪90年代的提议不同。马哈蒂尔现在提出的EAEC有两大任务，即应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和美国的保护贸易，中国和美国是EAEC的对象。
今天看来，中国几年前发起成立亚投行（AIIB）、金砖合作框架下的新发展银行（NDB）等新兴国际金融组织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举措，实为未雨绸缪之长效之举。无论是新兴国际金融机构还是“一带一路”建设，在有效抵制和应对全球贸易战方面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总之，为了应对美国发起的“经济民族主义”挑战，全球正在以各种方式和方法应战。如同1945年后的世界经济秩序是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后的结果，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将在全球应对特朗普挑战中逐渐厘清方向。改革现存的多边体制、重建世界秩序是化解21世纪“经济民族主义”挑战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