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小微企业屡受聚焦,它不仅成了这轮普惠性减税瞄准的主要对象,也受到了社会的关切。据中新网报道,春节期间,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30名00后大学生,就在院校的支持下发起了南北青年返乡小微调研,通过对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做春节切片调查。他们将目光投向四线以下、五环之外的中国,在那里寻找小店小厂倔强求生的秘密。
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细胞的小微企业,生存发展境遇的确常在宏观叙述中被粗线条地勾画,但基于调研的群像描摹依旧很有必要。而30名大学生跨越10个省份、20个县市、超过200家店铺的“非典型调查”,就描摹出了小微企业的真实生存镜像:他们面对未来挥不去人力、房租支出和客流压力的“小焦虑”,但冀望守住眼前的“小确幸”;他们全力拥抱电商、直播、移动支付等数字化技术,却也受制于没人培训、是否安全等“小忧虑”;他们习惯于熟人社会的人情世故,让科技总有不可轻易逾越的“小局限”,却总能自发摸索出新的“小突破”。
小本生意、规模小、下沉深、分布广,这大概是很多人对小微商家的直观感知。它们可能是街巷里的小摊小贩,也可能是村级的小型商超。虽然是社会经济体中颗粒度近乎最小的单位,但毋庸讳言,它们是民众生活网络上的重要结点,方便了民众生活,也给了市井社会更多活力。正因如此,社会不应只看到它们“聚沙成塔”般的巨大社会贡献率、GDP占比和就业人口容纳面,更应对其冷暖境遇有充分感知。
从那些00后大学生的调研中不难看到,很多小微商家有着很现实的难点、痛点和堵点,如低线城市房价上涨带动的房租成本“水涨船高”,如在整体支出中占比不小的人力成本(很多小店请不起人,都是家人打理或雇佣亲戚),如日常周转和扩大规模需要资金却不得的贷款难。这三大痛点就像“三座大山”,将大量小微商家压垮了——它直接连着很多小店的生死符,影响了其生存周期,偏低的“5年成活率”,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对社会而言,痛它们的痛,解它们的难。非但如此,还得是精确制导式的纾困解难。它们的成本和负担高在哪,长效性帮扶就到哪,进而用足够的市场支持与制度温度、韧度和黏度,降低其成本、减轻其税负,已箭在弦上。
近年来,帮扶小微企业也成了政策层面“为民企纾困”的重心。拿“降成本”来说,无论是用合理确定小微企业贷款期限、还款方式,缩短贷款审批周期,金融机构的绩效考核与小微信贷投放挂钩等,解决小微商家普遍存在的获取信贷难、进入市场难等难题,还是小微企业房租补助,都表明带有明显纾困导向的政策支持扶持正不断加码。再就“减税负”看,近期的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并降低享受优惠的小微企业标准,还大幅提高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起征点,就让大量小微商家切实受惠。
也源于此,此次调研中,希望国家扶持小微的政策尽快释放红利,成了小微商家们的两大信心来源之一。
而他们的另一重信息来源,则是希望数字化的未来更快些到来。这可以预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网购、物流、移动支付等数字化技术快速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下沉,它们也搭上了“数字经济”这辆快车。那些平台对B端生意的触达和下探,将其“裹挟”进了数字化大潮,让那些小店主渐次习惯了手机支付,并享受到了技术发展的普惠式红利,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这些甜头不只是借助收款码扫解决了收到假币、收账记账繁琐等问题,更是用数字化经营提升了自身效率,用网络信贷纾解了贷款难的痛点。
之于那些小微商家,数字化经营或者说“善于用网”,给了它们更多的可能。很多互联网平台也在这方面靶向发力,以赋能小微的方式支撑自身商业模式。以支付宝为例,它就推出了系列赋能小微商家的举措,除了在把支付接口接入到个体生活,无形中带动人们更多地在小店铺小摊贩扫码消费外,它还开启了“凡星计划”,向行业开放所有能力和技术,与1000家各类金融机构携手,共同为3000万小微经营者提供金融服务;推出了“多收多保”服务,为码商们医疗提供保障;发起了“码商成长计划”,包括“多收多赚”体系、小微商家培训、品牌升级……为小微商家提供营销、贷款、理财、保险、赊账进货、经营分析等多维金融科技服务,也算是“精准纾困”。
本质上,互联网带来的这些红利,也是市场作用的体现。市场的魅力,有时候正在于此:它能在“发掘商机”的动机下精准找到那些社会痛点,然后通过“边缘改革”式的市场自生自发力量,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技术演进已呈裂变之势、数字经济已嵌入各领域各行业的背景下,以技术红利惠泽的方式对小微商家多些因需施策的帮扶,也有了无数的可能。
接下来,也希望政策维度在营造宜商环境上持续加力,社会则依托“互联网+”对小微商家不断“精准纾困”,让它们少些难、少些痛也少些堵。可以预见,当小微商家们在“共享数字经济红利”的加持下得以更好地培育、成长,整个社会经济也会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