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主题内涵的任务之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是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要求。当时针对的情形是随着发展阶段变化，特别是2011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在供给侧出现的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在经济增长减速作为特征之一的新常态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保障。
    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将于2022年到达峰值，2023年便进入负增长。与此相应，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节奏也将发生变化，表现为完成缓冲期和进入加速期。例如，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平均减少速度，将从2011~2021年期间的1.3‰，大幅度加快到2021~2031年期间的6.7‰。此前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的潜在增长率，主要都是依据联合国做出修订之前的人口预测数，考虑到人口峰值的提前到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在此前预测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意义更显重大，紧迫性空前增强。
    一、以全要素生产率定义高质量发展
    资本深化、人力资本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三个主要贡献因素。然而，每一个因素的贡献方式和涵义却不尽相同。资本深化是指资本投入增长快于劳动力投入增长的现象，产生的结果是资本替代劳动力。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目标来说，这种方式易于找到实施的抓手。但是，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在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这种方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对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既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做出直接贡献，也作为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条件做出间接的贡献。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一般来说相对稳定并且可持续，但作用效果在数量上不那么显著。
    只有全要素生产率，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显著、最直接和最可持续的源泉。在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的新条件下，经济增长动能亟待转换。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对要素投入驱动型的增长模式替代，正好对应着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任务，体现了创新发展，包含了科教兴国内涵，贯穿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之中。因此，这个指标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识和衡量。国际经验也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仅是任何经济体的增长可持续性表征，也是处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与此同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非举手之劳，对制度环境和运行机制的要求也最为苛刻。一般来说，资本、劳动、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分别做出自身的贡献。作为各要素贡献之外的一个残差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幅度无关，因而本质上是一种配置效率。也正是因其来源上的这种性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各种要素之间的匹配关系、资源配置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机制，以及其他制度条件高度敏感。也就是说，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水平，包括产品市场、服务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消除掉所有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要以改革和政策优化为必要条件。
    二、用中国经验破解“索洛悖论”
    在前面讨论潜在增长率面临进一步下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与劳动年龄人口加快萎缩相关的因素，也就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直接结果。还有一些会造成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虽然不是人口转变的直接结果，却是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中，微观行为和（或）宏观政策做出不恰当反应而诱致产生的结果。其中就包括一些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减慢的因素。
    既然全要素生产率被经济学家看作是在总产出增长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贡献之外，未得到解释的残差项，那么，科技进步成果得到应用、体制改革增强经济激励、要素流动导致重新配置等，都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改革开放的前30年恰好对应着人口的机会窗口期，未予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到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转移，创造了显著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说，中国在人口红利的收获时期所取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组成部分正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效率。
    许多经济计量研究都可以验证这个结论。例如，我与合作者对1979~2010年间中国GDP增长因素进行分解时发现，平均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期间9.9％的GDP年均增长率做出了39.0％的贡献，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贡献率更高达52.3％。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规模逐渐缩小，转移的速度放慢，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显著收窄，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也便相应减速。
    由此发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慢，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直接结果。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后，不仅需要把增长动能从要素投入转向全要素生产率，也要把生产率的提高，从依赖劳动力转移转到更多依靠其他方式上去。关键在于，除人口因素之外，同时也与应对人口挑战，还有其他一些降低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相关。在考察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经济学说史的著名命题———索洛生产率悖论。
    这个命题的原始出处系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撰写的一篇短文中的一句话：人们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的来临，惟独在统计中看不到生产率的提高。无论是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声誉效应，还是由于这句话确实揭示了人们苦思不得其解的现实问题，这个矛盾现象被称为“索洛生产率悖论”，并引起广泛的讨论。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研究，尝试破解这个悖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有益的结论。
    这里，我们希望找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它既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也可以从各国发展经验中获得证据，更直接针对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实际上，中国在高速增长阶段，依靠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整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既是一个独特的发展经验，也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报酬递减的假设。在生产率源泉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深化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启动生产率提高的崭新引擎。
    三、 靠搞对机制推动资源重新配置
    从国际经验来看，以下两个阻碍生产率提高的机制及其作用方式，有助于解释索洛悖论。相应地，破解这个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未能得到整体提高的理论谜题，也应该从打破这两个格局着眼和入手。
    第一是资源配置的僵化。在市场竞争中，生产率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和扩张，生产率低的企业则萎缩和消亡，这种进与退和生与死的选择机制，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途径。如果低生产率的企业不能退出和死亡，也就阻碍了潜在有效率的企业进入和发展，企业之间就不能进行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资源重新配置。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私人公司的游说活动等，市场竞争被寻租行为所代替，随着创造性破坏机制减弱，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也相应降低。
    第二是资源配置的退化。很多国家的经验显示，新技术的应用通常有两个特性。其一，技术应用意味着资本替代劳动。也就是说生产率的提高与就业的减少相伴发生。其二，技术应用在企业间是不对称的，导致生产率提高的非同步性，总有被新技术遗忘的角落。因此，由于技术进步和自动化被排斥出来的劳动者，如果回流到生产率较低的农业或服务业，就意味着要素按照生产率提高相反方向的流动，表现为一种资源配置的退化，造成整体生产率不能提高，甚至可能产生降低的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在经济增长减速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给资源配置带来不利的影响。首先，在那些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发展，如今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中，虽然不乏依靠优化升级和提高生产率，赢得新的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也有过度依赖宽松甚至保护性政策求生存的企业。该退出而不退出，则意味着对要素的非生产性占有，也意味着对潜在具有竞争力企业的排斥。其次，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也导致劳动力从制造业向低端服务业的转移，意味着资源配置过程与生产率提高方向相背离。这两种现象都产生了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效应。
    打破这两个阻碍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应该立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促进优胜劣汰，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形成配置更加优化的生产函数。首先，政府恰当定位自身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为初创企业、充分就业和大众创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其次，通过合理和适度的规制，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消除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歧视性待遇，促进公平竞争。再次，创造激励相容的机制，提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增强数据等先进要素的穿透力，让数字经济发挥出深度融合实体经济的职能。最后，强化社会政策托底职能，为转岗劳动者提供社会安全网，剥离微观层面的保护职能，借助创造性破坏提高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