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制造业困境的反思

　　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对东莞、深圳两地传统制造业进行了专题调研；发现两地传统制造业普遍存在较大困难，尤其以出口为主的东莞代工制造业遭受冲击较大，其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已被撼动；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国内劳动力等生产成本持续攀高，大量大型代工厂陆续转移、压缩规模，甚至关闭。

　　传统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为我国经济发展、税收增长、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定海神针”作用；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尤其以出口为导向的代工制造业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尽管近几年中央政府对传统制造业出台了减免税收、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各项费用及实行优惠金融信贷政策，但传统制造业依然没能走出经营困难。其原因到底在哪？从东莞这个具有传统制造业典型代表特征的城市看，主要由劳动力成本高导致招工难、出口关税高引发产品进出口难扩大、缺乏足够资金导致转型升级慢等因素影响所致。

　　比如，鞋业公司在东南亚柬埔寨开厂招工，每天8小时、六天工作制，加上加班费以及其他津贴，大约是200~250美元，不到东莞制鞋工人的一半，使东莞彻底丧失了劳动力成本优势。再比如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鞋产品大约要交15%~20%的关税，越南的鞋类对欧出口关税不到10%；尤其，东莞不少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以机器代替人工既降低成本又能提高，但缺乏足够资金势力，徒唤奈何。

　　面对东莞传统制造业陷入困境及导致走向困境的原因，倒逼我们政府及相关部门不得不思考三个问题：

　　一方面，传统制造力劳动力问题该怎么解决？到了该认真对待的时候了。面对我国劳动力拐点到来及成本高企现象的出现，仅指望企业不断提高工资来留住工人很不现实，因为传统制造业承担人工成本的能力也到极限，像东莞15美元的鞋子赚不到1元人民币就是最好说明。而且，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也不能单一指望企业，政府应该承担一定责任，比如因计划生育导致的就业数量人数锐减，国家对劳动力技能培训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导致职业技能学校数量及招生人数缺乏等等。因此，从现在起，政府应承担一定责任，可实行企业与政府联手解决“用工荒”问题，根据企业生产规模和发展计划提出用工需求，然后由政府指导高等院校或职业技术院校实行定向培养，毕业之后向企业输送；同时，把我国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院校改造转型为职业技术院校，大力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为传统制造业培养源源不断的合格人才。此外，政府应加强传统制造业集中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进入企业的外来工人及中高级技能人才提供医疗、养老、住房、失业、小孩就学等方面制度安排，使其与当地居民享有平等待遇和地位，解决企业员工后顾之忧，用社保制度留住企业需求的技术工人，避免更多的传统制造企业再向东南亚和非洲搬迁。

　　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关税问题该如何进一步降低？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传统制造业尤其代工制造业，本身在夹缝中求生存，利润薄；虽然我国对传统制造业实施了系列优惠关税及其他优惠政策，但现在看来进出口关税仍未完全降到位，企业关税负担依然较重。如东莞一双女鞋，即便与柬埔寨的报价同为9美元，客户依然会选择将订单下在柬埔寨，这主要因为中国关税较高，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鞋产品大约要交15%~20%的关税，是东南亚国家的两倍，而柬埔寨出口欧洲则享受免关税的优惠。在这样的关税制度下，中国传统制造业不可能有竞争力；而且，如果不及时加大进出口关税改革力度以及降低关税，未来传统业不可能有竞争力，只有死路一条。对此，中央政府在进出口关税上应实行差别关税率制度，给传统制造业营造“放水养鱼”税制环境，即将关税分为传统制造业、新兴制造业、信息产业等等，对传统制造业尽可能实行最低进出口关税，而且对困难传统制造业实行免出口关系或退税制度，以提振传统制造业。同时，进一步精简传统制造业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其额外经济负担，让传统制造业轻装上阵，以宽松的关税和低行政收费滋润传统制造业，让其休养生息。

　　再一方面，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资本该从哪里来？到了该众人拾柴的时候了。以东莞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除了劳动力成本高、招工难及关税负担重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自己响亮的产品品牌及足够的转型升级资本；而品牌是企业竞争力的基础，转型升级则是企业竞争的生命活力所在，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传统制造业不仅难言振兴，甚至连生存下去的机会都不会有。由此，要让中国传统制造业重新走上复兴之路，需政府及相关部门合力拉一把，企业才有力爬过“坡”躺过“坎”。

　　具体说，对目前企业实施的以机器代替人工、降低产品成品、提高生产效率的工程由银行进行信贷扶持，政府设立风险担保基金，专门用于对企业“机器代替人工”改造工程提供信贷担保，让银行放心贷款；同时银行也应与传统制造业同舟共济，消除唯利是图意识，将贷款利率降到最低，免除一切中间业务收费，让传统制造业真正分享优惠金融政策的“阳光雨露”。此外，政府鼓励传统制造业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国际相关产权机构进行合作，对中国传统制造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品进行有效保护，并对转型升级成效明显、产品创新换代快的企业进行财政奖励，推动传统制造业全面转型升级，走出目前的经营沼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