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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个问题最开始有一个契机，因为这个观念不可能凭空而来，当时的契机是什么?1997年、1998年，当时国家保密局想修改《保密法》。我们《保密法》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定的，到1997、1998年的时候实施大概有十年了，没有修改。但是里面的问题特别多，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定的密太多了。什么都是密，因为我们定密的制度不规范，而且定的密级特别高，不光是定秘密、机密、甚至有可能定成绝密，定的时间也很长。这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定那么多，定那么高，定的时间那么长，什么都是密，但是负责保密管理的资源是有限的，就是该保的就保不住了，因为都是密，最后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密就不好保。所以就是出现一些泄密事件，就是保密的资源有限。
再一个，保密局确实自己也意识到，保密工作还得和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合上，就是该利用的还得利用。江主席有一句话就是该管住的要管住，但是该开放利用的也得开放利用。如果什么东西都不开放利用的话社会无法发展，因为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公开是朝阳产业，确实如此。因为信息就是最大的资源，如果什么都不让用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法弄了。比如说汽车导航你得有一个地图，你说这个也是密那个也是密，最后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保密局有这么一个想法，能不能请几位专家做修改《保密法》的顾问。当时保密局两位局长，他们说我们的保密局只制定政策，密都是部门去弄，保密局只告诉他们政策是什么，他们说你是研究行政法的，我们现在保密搞不好关键是公开没搞好，研究行政法就是研究信息公开，我正好可以从信息公开法的角度搞。后来就给他们做这个事情，帮他们来参与修改保密法。保密局的领导非常清楚，公开和保密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保密要想保好，肯定要把公开搞好，公开搞好保密就能搞好，这个观念非常明确。当时没有国务院信息办，国务院信息办是01年才成立，保密局领导都非常的清楚，但是让他推这个事情就犹豫了，说中央让我们干保密的，你说我们推信息公开的事儿，这个有一点和职能不太符，我说那没关系，我说我们社科院可以先做研究，把研究成果做好了给你们。
所以后来97、98年首先社科院做研究，院长是李铁映同志，他当时要求社科院关注信息的问题，关注社会信息发展的问题，我们国家对信息化这一块推动很早的。因为江总书记原来是电子口出身，所以李铁映同志对这一块非常重视，鼓励大家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弄一个课题研究，全国第一个。但是不敢叫政府信息公开研究，因为太敏感了，刚才讲到美国的FOIA，它在开始国内翻译的名字叫做《情报自由法》，后来一想这两个词都很敏感：一个叫情报，一个叫自由，后来我们把这个词儿翻译成“信息公开”，像台湾还叫资讯，或者叫情报自由，或者叫资讯自由。后来我们叫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开发就是公开、利用，公开之后就会有利用。还有一个管理，管理就把保密局放在里面去了，叫做政府资源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做这个课题，正好做到了2001年，2001年国家特别重视信息化，国家成立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当时是朱镕基总理做组长，胡锦涛当时做副组长，非常高层的组成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那个时候开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就是想选专家委的专家，我后来参加了一次会，我在会上谈的就是这个观点，我说信息公开和国家信息化，当时就因在会议上的发言把我选进了专家委，这个时候国务院信息办就成立了。
我们正式的政府文件，包括党的文件，第一次出现政府信息公开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国务院信息办成立之后。2002年中央就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我们参与了，贡献了一些想法。在关于电子政务的指导意见里面，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次出现。里面提出要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央文件提了之后这个立法就有尚方宝剑了，所以很快我们就受国务院信息办的委托提交了一个专家建议稿，2002年就提交了，到12月份由当时的主管信息办的曾培炎同志签发，送交到了国务院法制办。2002年12月底送到了国务院法制办，这个稿子当时国务院信息办也征求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