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奇迹创造者本身,在一鸣惊人之后,如何竭力地遏制其内在的非理性冲动,迅速地脱胎换骨,以一种平常的姿态和形象成为经济生态圈的一分子
历史从来都是呈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对于充斥着喧嚣的中国当代商界而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也从未消弭过,大多数的人都做着从草莽到英雄的美梦,有些如飞蛾扑火般执迷,纵身一跃便灿烂消亡,有些如哪吒闹海般高调,激愤却以悲剧收场。但我们不能仅凭经验就认为他们是失败的,更不能因为他们的不成功就否定一切,正如美国前总统F·D·罗斯福在面对当时经济大萧条时告诫人们的那样:“并非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已在这一代人中失败,相反,是它尚未经受考验”。
同样,因为不成熟的中国企业加上需要经受风雨的中国商人,总结改革开放30年以来曾经名躁一时而今却销声匿迹的企业案例就变得饶有趣味。总结并不是诟病也不是苛责,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败局》的成书意义大抵也在此。
一个人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莫过于亲手将唾手可得的这份幸运粉碎并葬送。好似《大败局》里的主人公们—中国90年代初期的民营企业家,曾经都取得了光鲜的成绩:或者一掷千金,以“标王”的身份傲视群雄;或者标新立异,做行业的领跑者;或者大胆探路,搭建自己的帝国大厦。然而所有的冒险家都在事业刚刚走上轨道准备腾飞的那一刻被叫停,刚被发现的“生活的使命”顷刻间不复存在,并被自己草草断送。
“巧合”不足以诠释事实的雷同性,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狂飙突进和一路高歌,激情点燃了事业也最终造成了将事业付之一炬的沉痛。而这正是作者吴晓波研究的第一个现象:“作为奇迹创造者本身,在一鸣惊人之后,如何竭力地遏制其内在的非理性冲动,迅速地脱胎换骨,以一种平常的姿态和形象成为经济生态圈的一分子。”
美国广告大师克劳德·霍普金斯在他的《科学的广告》中写道:“我所看到过的很多经营危机大都是因为下面几种原因:做事太过分,在潜在机遇面前不够大胆,看不起保守作风而仓促行事,害怕竞争者可能比自己走得更远或爬得更高,所以自己不惜在一条未曾开辟的小路上贸然领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