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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内容提要：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曾会同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向世界各国推荐过四大核算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①（MPS）、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这四大体系成为世界各国进行经济、社会、环境核算和国际核算成果比较的重要准则，在各国核算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四大体系进行比较研究，追溯其起源、演化的历史，可以发现四大体系同宗同源，有着密切的关联和内在逻辑；SNA在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MPS的退出有其历史的必然，也有偶然的因素。
关键词：联合国 核算体系 发展演化 历史逻辑
作者简介：李金华（1962-），男，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一、引言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与经济学家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ns）合著的教科书《经济学》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ross of Domestic Product，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尽管国内生产总值的发现没有得到专利权，也没有放到科技博物馆去展览，但是没有它，宏观经济学可能还在杂乱无章的数据之海中漂泊。美国前商务部长威廉·M·戴利（William M. Daley）也曾指出：当我们要寻找商务部的先驱们创造的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和最伟大的成就的时候，国民经济账户——今天称之为国内生产总值或GDP——的发明则当之无愧。表面上，这些学者的言论是对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认可，本质上，这却是对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巨大作用的褒扬和肯定。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联手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机构曾向世界各国推荐过四大核算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s Balances，简称MPS）、《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ystem of Social Demographic Statistics，简称SSDS）和《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体系》（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简称SEEA），用以指导世界各国的经济核算、物质产品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环境核算。四大核算体系是因为统计和经济分析数据的国际对比应运而生的，也是因为经济存流量和国民财富的测度计量需求而诞生，自其面世之日起就一直指导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实践，推动着世界经济统计和核算朝一体化方向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四大核算体系的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更有体系（MPS）已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有必要对这几大核算体系的发端、演化过程和历史逻辑进行探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
二、发端与演化
1.早期的核算实践与SNA的发端
GDP发端于经济统计数据的国际对比和政府对经济信息的需求。1928年，国际联盟举办了一次经济统计国际会议。会议号召各国扩大官方统计范围，定期进行国民收入统计，建立一种表述一致、资料和数据可比的国际统计机制，这可算作是最早的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动议。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其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了解宏观经济全貌的信息，这直接引发了对国民收入和经济产出的统计需求。为了满足当时经济形势分析之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发了一套国民经济账户，并于1937年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个研究报告——《国民收入（1929-1935）》，这是最早对国民收入的测算实践。1939年，国际联盟首次公布了国民收入估计数据，并在其年刊《世界经济概览》的一张表中，列示了26个国家1929-1938年整个时期或部分时期的国民收入估计结果。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社会急切地需要可比的国民收入数据来进行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判断，以此作为摊派国际组织费用的依据。为此，国际联盟专家委员会成立了国民收入统计分会，分会的专家主要来自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1945年12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8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理查德·斯通（John Richard Nicolas Stone）教授主持召开分会会议，启动了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工作。1947年，斯通教授提交了一份含有附录的成果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国民收入及其相关总量指标的定义和计算方法，讨论了怎样选择和合并一个经济体的基本交易项目以及怎样展示这些交易内生联系的方法。同时，报告还设计了9张表、24个账户以反映国民收入资料和5个机构部门（生产企业、金融中介、保险和社会保障机构、最终消费者、国外）的货币交易规模与结构，这可谓最早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片段。
在1942年的早些时候，为便于战时生产计划的制订，美国政府引入了一个新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ross of National Product，GNP）以作为国民收入估计的补充。稍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里昂捷夫开发了美国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账户，这一账户随后成为国民收入和产出账户不可缺少的部分。
国民经济核算的最初实践经验在二战后迅速积累起来。到1950年，联合国统计署已能从41个国家的原始数据中提取1938-1948年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其中包括13套账户或核算表，这些账户或核算表是各国在核算实践中运用社会矩阵方法编制的。同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也发布了一套由其机构组织编制的账户体系，这成为1952年出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标准化版本的基础。这样，更加广泛和更加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呼之欲出。到1953年，一个由联合国秘书长批准组成的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专家团队在纽约召开了会议，推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其辅助表》（1953年报告）。这一体系划定了3个基本机构部门（企业、住户、私人非营利机构）分类，含6个标准账户、12个标准表。这是最先版本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标志着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诞生。
1953年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文简称SNA1953）的目标是：为世界各国提供一个测度国民收入及其成果的核算准则，这一准则要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其重要的特征是：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设计了农业部门收支表式；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非货币交易提供一个独立的核算账户；强调保持国际统计标准协调一致的重要性。此后，作为一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和国际统计资料对比的普遍准则，SNA1953开始在世界各国逐步应用。
客观上，没有一个准则和规范能一次性普遍地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实际。SNA1953在开始应用时就面临着各种挑战。因而在实践中，联合国专家也在不断对其修订和完善。15年以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基于斯通教授撰写的一篇论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选定的相关文献，批准了修订的SNA，这是第二版本的SNA，即SNA1968。从SNA1953到SNA1968，其间SNA还经历了两次修订，一次是1960年的修订，第二次是1964年的修订，前者集中克服了SNA问世后在实际应用中所表现出的不足和缺陷，表达了建立国际准则，扩大核算范围的意愿；后者则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调整了部分核算内容，纠正了一些错漏。
较之SNA1953，SNA1968有两个重要发展：一是扩充了核算内容，如编制了投入产出账户、资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并开始关注不变价的估计等；二是建立总量分解的经济模型，以利于国家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SNA1968构建了生产、消费、积累、国外等四大基本账户和重估价、期末资产两个核心账户，并由此延伸出20个一般账户。一般账户可分为三类，一是相互衔接的国家合并账户；二是反映商品和货物供给的生产、消费支出账户；三是涉及收入与支出的资本筹集账户。同时，SNA1968将货物和服务的不变价数据融为一体，反映了彼时的研究成果和国际学术界的倾向性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SNA1968特别强调该体系要指导各国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并据此建立各自的基本统计体系。不过，直到那个时期，SNA1968仍未论及地区核算、人力存流量、投入的功能分类以及经常性支出、资本支出等问题。所以，此后的10多年间，有关核算的一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资产负债表、收入分配、消费和财富以及不变价格等问题。
从1968到1993年的25年间，联合国始终致力于SNA的修订和完善，不断要求各国将实践国民经济核算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反馈给联合国。1975年，联合国再次开始对各国实践SNA的经验进行总结。1980年，联合国专家小组根据各国的经验讨论了SNA的使用情况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向统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了SNA作为标准系的地位和作用；1982至1985年间，专家小组又对SNA进行了小幅修订；1986年，专家小组又开会讨论了SNA的结构、价格和数量比较、国外部门、住户部门、公共部门、生产账户和投入产出表、金融流量，以及SNA与MPS的衔接等问题。1989年，联合国成立了专家协调小组，审阅修订后的SNA的各章草案，处理突出性问题。经过6次会议后，专家组于1991年向统计委员会提交了一个SNA的临时修订草案，草案长达582页。1992年，专家小组又对草案中各章的内容及其附录再度进行了完善和整理，并于同年10月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连同SNA修订本于1993年递交给了统计委员会。专家们认为：此次提交的SNA版本是对SNA1968极其重大的改进。这样，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接受这一版本的SNA，即SNA1993。与此同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也向其成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广泛推荐采用SNA1993。
SNA1993以其丰富的内容、庞大的体系、严谨的结构、科学的方法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纲领性文献，被世界各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及实际工作者视为圭臬，代表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各国均据此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②但是，这一经典之作并没有让统计学家们陶醉。15年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又一次合作，通力推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新修订本（2008年版），即SNA2008。
SNA2008含29章，730多页，核算表多达140多个，内容上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准则、制度，二是国民经济核算的账户体系，三是相关经济活动的核算。这一版本的SNA较之前面版本的SNA，在核算内容、核算范围、核算方法上又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它更加关注环境资源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设计了环境经济核算的卫星账户（Satellite Account）和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对环境、资源账户的编制进行了更加详尽深入的描述。
SNA2008是一部关于国民经济核算核算理论与方法的鸿篇巨著和经典文献，凝聚了世界顶尖级统计学家的心血。不能预言它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巅峰之作，但它确实代表着当前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最高水平，其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绝对是无可争辩的。
2.SNA的演化：MPS、SSDS及SEEA的应运而生
有着更重大历史意义的是，在SNA诞生发展的50多年间，另外几个国际性的核算体系也应运而生。1918年列宁签署了苏联《统计案例》，提出了编制国民经济平衡表的任务，并实际编制了谷物和饲料平衡表，这是最早的物质产品平衡表雏形。此后的1920至1950年间，苏联中央统计局颁布了一系列国民经济平衡表，如电气化事业中的物质资料平衡表、财政收支平衡表，1950年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表、国民经济劳动平衡表、社会产品分配平衡表、财政平衡表、固定资产平衡表等。以后又吸收了SNA1953的经验，编制了投入产出表，并综合苏联等几个国家编制平衡表的经验，推出了《国民经济平衡表》报告。
由于不断积累、不断丰富，苏联编制的这些平衡表终于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可。1971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将《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的基本原理》作为官方文件公布出版，即正式的MPS，其中包括四种主要平衡表和13张补充表。1977年又出版了《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与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比较》。1984年，经互会③（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CMEA）统计常设委员会又对MPS进行了重大修订，形成了所谓的新MPS——《编制国民经济统计平衡表的基本方法原则》，对原MPS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增加了非物质服务平衡表、部门联系平衡表、居民收入和消费指标等，以利于两大体系的沟通和换算。
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是，在不断修订、完善SNA的进程中，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也早已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活动和人口活动的测度计量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联合国的统计专家们就已着手社会人口数据的收集与处理，开始社会人口现象核算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从1969年起，斯通教授就率领专家组将社会人口测度计量的零星方法整理收集，正式启动了社会核算体系的研制工作。1970年7月，专家组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了社会核算体系的最初报告《人口、人力和社会综合统计体系及其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联系》。经1970年10月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16届会议、1971年4月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席会议、1971年5月欧洲统计学家会议、1971年9月亚洲统计学家会议、1971年11月非洲统计学家会议、1972年5月的欧洲统计学家会议以及1972年12月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小组会议的多次讨论，最终形成了《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并于1975年公布。
在另一个研究领域，环境和资源的测度理论与方法吸引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这成为另一核算体系SEEA的发端。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初现端倪，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物质产品高度丰富，世界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相生相伴的是，环境污染严重，能源资源短缺，人类的长期发展，特别是下一代人的生存发展条件和环境受到严重威胁。这样的发展模式能持续多久？怎样的发展模式才是科学的发展模式，才是人类需要的模式？这个问题历史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卡尔逊（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基于对全球发生的重大环境公害事件的剖析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的计量，他第一次提出了环境保护这一严肃的命题。随之，美国经济学家波尔（Boulding）于1966年提出了他的“循环经济说”。他认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单一线性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即由生产投入，再到消耗自然资源，获取物质产品，最后到排放出废弃物。这种模式最终会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从而引发能源危机，是不可能长久的。就在波尔“循环经济说”问世不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米德（Dennis L.Meadows）教授领导的发展战略研究小组推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慨叹：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唯有停止地球上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即实行“零增长”或“负增长”，才能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发生。超越地球自然资源承载极限，人类将自食恶果，这种恶果不能指望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消除。
受两种观点的诱发，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战略家都兴致盎然地思考起人类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问题。学术争鸣十分活跃，不少机构和组织还将战略思考付诸行动。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71年推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发表《人类环境宣言》；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于1987年提出“可持续发展”说；还有后来的“多元发展战略”、“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没有破坏的发展战略”等。最终，著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各种观点和学说的代表和总括，为世界各国所广为接受，并沿袭发展至今，成为经典。
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统计署（UNSD）、欧盟（EU）、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WB）于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环境核算临时手册（1993）》，以实现经济核算与环境资源核算相统一、相协调的目标。1993年，联合国统计署出版了SEEA1993初稿，首次推出了与SNA相一致的系统核算环境资源存量和资本流量的核算体系框架，即SEEA1993。但是SEEA并不是SNA的更新或替代，而是在不改变SNA的基础上，将环境因素引入了SNA，是对SNA核心账户的补充，故一般被视为SNA的卫星账户体系。2000年，联合国统计署又出版了SEEA指导手册，该手册没有阐述SEEA的全部内容或模块，只是描述那些在目前可行的、数据充分并能与SNA连接的一些内容。事实上，从1998年开始，联合国统计署就一直致力于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不断扩大SNA1993的核算内容与范围，促进SNA1993与资源、环境信息直接联系的概念变化，终于在2003年再次推出了SEEA的最新版本——《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体系（2003）》（SEEA2003）。至此，连同前面的三大核算体系，联合国共推出了供世界各国适用的四大核算体系。
三、历史逻辑
联合国所推荐的核算体系的历史逻辑主要体现于它们之间的发展变化、关联以及异同上，揭示这种逻辑联系，对分析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发展方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1.MPS的退出：必然与偶然
在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核算体系是SNA1953，随之出现的是1971年的MPS。但与SNA旺盛的生命力不同的是，MPS于20世纪90年代就不再适用，退出了国民经济核算实践，成为历史。
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构成了MPS的理论基石。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价值源于劳动，除了劳动本身，价值没有任何别的物质；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财富，生产资料只是转移它自身已有的价值，而不衍生出新价值。因此，只有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才能形成价值，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则不创造价值。这就是所谓的“限制性生产观”或窄口径生产观。这种观点的核心要点是，社会总产品仅仅由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果所构成，故而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是工业、农业和建筑业三大部门产品的总和；物质产品的价值则是三大部门所创造的价值加上货物运输业和商业等流通部门追加在商品中的价值之和。所以，MPS中有一个经典的分类，就是五大物质部门分类：即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部分商业。MPS的社会产品价值核算就是围绕这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而展开的，这也直接决定了MPS的框架形成、部门分类及其重要核算指标的设计。
从限制性生产观出发，MPS将全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部门划分为两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这成为MPS最重要的核算分类。基于这一分类，MPS形成了两个贯穿于整个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又称社会净产值），前者被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各物质生产总部门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价值的总和；后者被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地区）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新创造价值的总和。二者的关系被确定为：国民收入等于社会总产值减去物质生产部门的中间消耗价值和固定资产折旧。
另一方面，MPS主要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的实物运动，忽略了资金流量核算、国民财富核算以及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服务性生产。同时，MPS采用的是单式记账方法，单方面登录和计算国民经济活动，其重要的核算工具之一平衡表也仅侧重于每个平衡表内部的平衡。尽管各种国民经济平衡表之间在数量上有联系，但彼此缺乏严格的推算关系。因此，MPS中的重要核算范畴、核算工具以及核算内容被狭隘地限定于物质管理相对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然而，这种目标指向和定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纷纷转型和经互会的解散，MPS已越来越缺乏生存土壤，最终不得不退出核算实践，成为历史。
MPS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抑或是偶然？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核算的客体不再存在，核算体系自然就无法立足，这似乎是一种必然，但世界经济潮流转变成今天的格局却未必是一种必然，如果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那么退出历史舞台的将是SNA，而不是MPS。所以说，MPS的退出有着必然性，也有着偶然性。
生存环境的巨大嬗变是MPS退出的重要原因，但其自身的一些重大缺憾也不能不引起人的深思。一是MPS拘泥于物质生产概念，把核算范围锁定在物质产品生产活动，排斥了大量非物质生产活动，这本质上是仅核算了全社会的部分经济活动，而不是全部经济活动；二是MPS集中于对全社会经济活动成果实物量的核算，对全社会资金缺乏系统的反映，也没有完整展现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实物流和价值流，没有揭示国民经济活动的全貌；三是MPS中的主要核算工具平衡表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彼此相对独立，表中的交易项目和平衡项目也没有科学严格的推演关系，故而无法由单个平衡表整合出反映全部平衡表之间内在联系的国民经济平衡总表，这使得整个核算体系相对松散，核算功能相对薄弱。加之现代经济飞速发展，产业结构愈来愈复杂，产业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物质生产活动和非物质生产活动一体化的趋势日渐明显，简单地进行物质生产领域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划分已明显不符合现代产业理论，这也严重动摇了MPS的生存基础。当然，MPS自身的缺憾也部分地是由其核算对象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背景所致。即使它不在实践中应用了，也不能否认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意义和作用，不能否定它在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科学价值。
2.三大核算体系的“根”与“脉”
由于MPS不再被应用，所以这里主要阐释其他三个核算体系的逻辑关系。翻开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三大体系根植于“国民收入”的计量与测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则发端于SNA，并由SNA拓展与延伸，可谓一脉相承，同宗同源。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是三个核算体系研制的主要组织机构，斯通教授则同时主持了SNA、SSDS两个体系的研究。在SNA的研制、修订完善过程中，另两个体系就已经受到专家的关注，被列入专家组的研究计划中，这决定了三个体系的主体结构、设计思路、核算手段以及行文风格如出一辙。体系间的联系，在各体系的开场白中都有直白的说明。如SSDS的“引言”中就有一段这样的话：“联合国统计署一直在该组织的专门机构、区域统计会议和会员国统计局的帮助下，进行建立和完善社会与人口统计工作”；“本书仅对环境进行有限的讨论，这是因为联合国统计署正着手建立环境统计体系（SES）”；“本体系是由一些序列组成的，对每种序列都下了定义，对所运用的方法都作了说明，教育保健等的账户采用联合国SNA中建立的账户形式，只是加以扩大和完善了”。④更明显的是，SSDS原始版本的题目就是——《人口、人力和社会综合统计体系及其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联系》，这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其与SNA的密切联系。
同样，SEEA在“引论”中也十分明确地说：“SEEA是SNA的一个卫星体系，由四个类别的账户构成。”而在附录9“SEEA与SNA1993的关系”中，则强调要：增加补充信息，阐述SEEA的引入对SNA的扩展；澄清SNA的定义，寻求更加准确的SNA概念；扩展SNA的阐述，更加细致地建立某种账户；作为各项选择，改变SNA核算项和相关内容。⑤
几个核算体系的明确表述，直接表明了体系之间的逻辑联系。当然，更重要、更紧密的联系还是体现在核算内容的关联上。
第一，SNA是母本，SSDS、SEEA与其有着基本相同的逻辑体系和范式。如前所述，SNA最先面世，在其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研制者就在思考SSDS和SEEA的问题了。不言而喻的是，出自基本相同的研究群体的成果，不可避免地会留存相同思想、相同风格的痕迹。因而SNA的范式就成为了后两个体系的模板。浏览三大体系的总纲，三个体系序篇的基本结构均是指导思想、重要原则、核心范畴、基本分类、核算内容简述、适用范围以及用途说明等；主体部分则是核算理论与方法，主要由单个账户、矩阵、核算表、指标体系以及一些实用的计量模型构成，后文则是必要的附件。
第二，账户、矩阵、核算表是SNA、SSDS、SEEA的核心元素，账户成为揭示各体系间核算内容关联性的主要工具，是连接各体系的纽带。由若干账户组成的账户体系是三大核算体系的主体，离开了账户体系，核算体系就成为空壳，账户、与账户相匹配的核算表以及由核算表衍生出的指标与指标体系，构成了每一个核算体系的核心内容。特别是账户，其作用尤为明显，功能尤为突出，在整个核算体系中贯穿始终，揭示各个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和逻辑联系，构成了整个核算体系的骨架。如在SNA1993中，第6章是生产核算账户，第7章是收入初次分配账户，第8章是收入二次分配账户，第9章是收入使用账户，第10章是资本账户，第11章是金融账户，第12章是资产其他变化账户，第14章是国外账户；SEEA2003的第3章是实物流量账户，第4章是复合流量账户，第5章是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和产品的核算账户，第6章是与环境有关的交易的核算账户，第7章是资产账户，第8章是具体资源账户，第9章是退化计量的估价技术，第10章是流量账户的环境调整。SSDS虽然由于核算对象的特殊，掺入了许多计量模型和相关矩阵，但账户仍然是其最主要的核算工具，如其中的居民时间闲暇分配账户、经济活动者收入消费账户、居民住房分配账户、居民教育活动账户等。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了账户，就没有了核算体系，就动摇了三大核算体系的根基。
第三，核算对象各异，核算目标有别，核算内容关联。三个体系中，SNA面世最早，包含的内容最为丰富，结构最为复杂。SSDS和SEEA虽然与SNA并行，且自成体系，但由于各体系核算对象间本身的内在联系，也出于对核算成果准确性、全面性及对比分析的需要，它们的准则与内容与SNA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SNA的目标是为联合国成员国提供一个进行国民收入和生产统计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标准，它推荐分类、方法、规则，并考虑各类国家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要求，同时注意到“环境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已成为一个重要而且令人注目的问题”。⑥而SSDS核算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从业人员各方面的活动，通过存流量的生命序列来描述人类状况，并为社会投入产出模型、人口模型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SEEA也在序言中明确说明：通过提供指标、账户、核算表以及描述性统计，监测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并作为战略规划与政策分析的工具，为确立可持续发展道路服务，满足决策者的需要。事实上，较之于先前版本的SNA，SNA1993就已经添加了环境资源核算的内容。它设计了环境账户的一般形式，提出了将自然资源作为货物和服务生产的资本来处理的理念，勾画出了一个包括环境账户的泛SNA框架，故而被称为显示了经济核算和环境核算一体化方面目前的最高核算水平。同时，SNA1993注重与其他重要核算体系的关联和拓展。例如，第6章“其他与环境有关的交易的核算”就专门讨论了经济手段在SNA中的定位；第7章“资产账户与自然资源存量的估价”则专门讨论了环境资产的重估价以及SEEA中的资产分类；附录6和附录9则聚焦于三大核算体系的逻辑联系。
3.三大核算体系的“异”与“同”
在理论基础、目标指向、逻辑框架、核算工具等方面，三大核算体系都存在内在的逻辑。它们一脉相承，又互为补充。
第一，在理论基础上，SNA是全面生产概念，效用价值论；SSDS的基础是人文主义思想，而SEEA的基础则是可持续发展理论。
与MPS不同的是，SNA的理论基础是“全面生产观”，其关键性概念或最核心的指标是GDP。论及其理论基础，就不能不提及一个重要人物，法国经济学家让·萨伊（Jean Baptiste Say），他曾提出了一个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理论——效用价值论。萨伊认为：物品都是有效用的，物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创造的，创造效用就等于创造了财富，因为物品的效用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财富构成了物品的价值。⑦他还认为，生产的数量都应该由产品的效用来衡量，而不应由产品的大小、长短来决定，生产创造效用，也创造价值。这一思想形成了后来所谓的“非限制性生产观”，或谓之宽口径的生产观。SNA的核算口径和范围主要就源自这一思想。所以，学界认为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奠定了SNA的理论基础。
而SSDS则更多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人文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以人为主体，重视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关心人的利益，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这些思想在SSDS的核算内容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如使用存量、流量和生命序列来描述人的状况，描述人类各方面的活动，测度人口的出生死亡与迁移、社会等级分层与流动、住房及环境、社会保险和福利服务、学习与教育、健康与保健、公共秩序和治安等。整个体系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社会活动为主线延伸拓展的。
SEEA则更多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未来子孙后代的境况与前代人一样好，有着与前代人相同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SEEA在开篇就论及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特别是鲁滨逊（Robinson）和廷克（Tinker，1998）的可持续发展“三支柱论”，⑧戈勒（Golley，1990）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论”，⑨戴利（Daly）和科布（Cobb，1989）、皮尔斯（Pearce）和特纳（Turner，1990）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本论”⑩的理论基础地位在SEEA的开篇就得到了充分阐释。正是依据这些理论，环境活动与产品、环境资产和环境税、地下资源水资源、自然资源存流量、资源的耗减和防护性支出等都无一例外地纳入了SEEA的核算范围。（11）
第二，在核算客体上，三大体系的目标指向分别是经济活动及成果（SNA）、人口及社会活动（SS-DS）、环境与资源（SEEA）。
作为最早成熟的核算体系，SNA的核算目标主要集中于生产活动成果，收入的分配使用，资金的存流量，资产与资产重估价，资产负债，国民财富，对外经济流动与交易，价格与物量等；SSDS则主要集中于人口的规模及存流量，社会等级及分层，居民住房及环境，居民时间分配和闲暇利用，社会保险与福利，社会成员的学习与教育，社会公共秩序与治安；而SEEA则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的存流量，环境活动和产品，环境税和环保支出，环境污染损失，自然资产的估价，资源的耗减与退化等。
但三大体系又密切相关。SEEA较多地考虑了与SNA的协调和对其补充的问题，其不少章节都是直接专门论述SNA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将SNA总量指标扩展以核算资源耗减、防护性支出和退化”（第1章），“SNA的流量账户、SNA账户在SEEA中的相关性、识别SNA账户内的环境交易、SNA的资产账户”（第2章），“经济手段在SNA中的定位”（第6章）；“1993SNA的环境资产、SNA与SEEA的资产分类、SNA的资产估价”（第7章），“SNA的功能分类、SEEA与1993SNA的关系”（附录6和附录9）。可见，SNA与SEEA几乎是彼此渗透、相互融合。
相对于SNA与SEEA的关系，SSDS与其他两个体系的联系相对弱一点，但是在SNA中也一样容易找到SSDS的踪迹，如SNA中的“人口和劳动投入”（第17章），“社会核算矩阵”（第20章），“保险、社会保险养恤金的处理”（附件4）。相应的，SSDS也讨论了“SNA中的服务活动”、“SNA规定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服务”以及SEEA中的“住房及环境”。并且，SSDS的关键核算方法和核算表式主要出自SNA的思想。
四、前瞻
在对联合国SNA、SSDS和SEEA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析了三大核算体系的发端、演化、发展历程，以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和功用，研究了三大体系的关联性、异同点及其内生逻辑。根据对现有体系薄弱环节的研判和国际学术界的动向，可以预见，三大核算体系的改进与完善仍会持续下去。
第一，SNA仍将引领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发展方向。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快，经济现象会越来越多，经济活动会越来越复杂，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无疑给SNA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其核算范围应该越来越宽泛，不排除在未来10年、20年，会有更新版本的SNA面世。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SNA仍将主导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方向，SNA尊贵历史地位的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有一种现象值得高度关注，就是学术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核心指标GDP的猛烈抨击和全面否定。不少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质疑GDP的功能，认为它没有考虑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消耗和破坏，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活动成果总量，应该代之以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的绿色GDP指标，进而建立起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能否认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任何一个经济指标，无论其综合性、敏感性怎样强，都只能反映现象的某一方面，永远不可能有万能的工具或万能的指标来解决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所有问题。对一个核算工具而言，关键是人们对它的态度，对它的认识，GDP无错，错的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和对它的使用。“惟GDP论”，错在抱有这种认识的人，错不在GDP本身；“围着GDP转”，错在围着其转的人，而不在GDP。GDP作为20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其生命力已经得到实践的检验，在未来的一个不太短的历史时期，不可能有取而代之的新指标出现。
第二，SSDS与SEEA的内容会有拓展，会延伸至一些新领域。
客观现实和要求已经显示，SSDS与SEEA也会在核算内容、核算范围上不断扩展和更新。SSDS会逐步关注人力资本存流量、人口移动、社会阶层、代际关系、经济活动、人口结构、人类活动与环境。同时，卫生营养、财富与支出、生活健康、财富的衡量、贫穷的衡量、教育设施的利用、文化程度与就业机会、居民工作生活质量、时间利用效率、住房条件改善、服务设施、环境公害、危险事故等问题也将逐步受到关注，可能被纳入核算范围。同样的，SEEA的研究内容也会延伸至一些新领域，如可计量的由经济行为引发的“环境成本”、环境价值的构成、非生产自然资产与非经济资产的测度、环境与国家财富弱可持续性、资源在代际中的分配、环境资源与福利、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恢复性测度、资源的替换等，扣除人力资本投资和环境破坏损耗后的真实储蓄，人力资本的投资，生产资产损耗等也会受到关注。
第三，各国会逐渐出现适合本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社会人口核算体系和环境资源核算体系。
联合国三大核算体系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对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国社会人口核算体系的构建以及中国的核算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世界各国的核算理论与实践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近些年来，中国国家统计局一直结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致力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与完善，开展了SNA2008的研究工作，并且先后会同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开展了环境资源核算项目的研究与实践，如在中国SNA中设置附属账户——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制定资源核算方案；编制中国能源生产与使用账户；试编全国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实物量表；进行森林、水、工业污染、环境保护支出等项目的核算试点等。
国际上，美国已建立了国家自然资源流量账户体系，并在SEEA的框架下开展了美国环境经济、环境保护支出、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的实际核算。日本从1991年起开始研究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现已建立了一个包括实物量和价值量在内的全面综合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又被称为国民环境经济核算矩阵，其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是怎样扣除地下矿产资源耗减成本、土地使用成本、废水和空气污染成本以及固定资本的消耗。法国也正在研究针对空气污染、废物、废水的环境保护账户、生物多样性账户、核废料管理账户，以及一个独特的反映代际遗传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账户——遗产账户，不过这项研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没有得到一个全面的遗产数据库。
由于资源环境核算在计价方法和资料来源方面的巨大困难，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就全部经济活动的资源耗减成本和全部环境损失代价设计出一个普遍适用、广泛认同的绿色GDP指标或指标体系，大多数的研究也都局限于单个的、特定的资源环境项目，且多集中于实物量核算。但是随着SNA、SSDS、SEEA的完善和影响力的加大，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种趋势，符合各国实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和社会人口核算体系会陆续面世。
注释：
①MPS主要适用于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国家的转轨，MPS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再使用。
②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是基于此版本而制定。
③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国际经济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1949年1月，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苏联和匈牙利6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同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议。1962年第16次会议修改经互会章程，规定非欧洲国家也可参加。经互会的出版物有《经互会成员国经济合作》（月刊）、《经互会成员国统计年鉴》等。经互会在工业、交通和科技方面陆续设立了一批专业合作组织，1964年建立国际经济合作银行，1971年建立国际投资银行。1991年6月经互会撤销。
④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1页、第5页、第12页。
⑤United Nations, Integrat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2003-Handbook of National Accounting, New York, 2003, p. 7.
⑥联合国等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第1页。
⑦[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9页。
⑧J. Robinson and J. Tinker, Reconciling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erativ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1998, pp. 9-44.
⑨Golley, F. B., The Ecological Context of a National Policy of Sustainability, Ottawa: National Round Tabl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1990, p. 61.
⑩Daly, H. E. and J.B. Cobb,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11）Pearce,D. W. and R. K. Turner, 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参考文献：
[1][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2]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年。
[3]陈海涛、徐红军：《试论GDP指标的缺陷及修正》，《经济纵横》2005年第2期。
[4]宋小川：《中国的GDP及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5]黄德发：《略论可持续发展与G-GDP的构建》，《统计研究》2003年第9期。
[6]United Nations,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1993, New York, 1995.
[7]United Nations, Towards a System of Social and Demographic Statistics, New York, 1975.
[8]United Nations, Integrat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2003-Handbook of National Accounting, New York, 2003.
[9]Robinson, J. and J. Tinker, Reconciling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erativ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1998, pp. 9-44.
[10]Golley, F. B., The Ecological Context of a National Policy of Sustainability, Ottawa: National Round Tabl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1990, p. 61.
[11]Daly, H. E. and J. B. Cobb,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12]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9,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9.
[13]OECD and Eurostat, The Environment Goods and Services Industry: Manual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Paris: OECD,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