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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的参数设定，资本占产出收入份额a为0.487，资本产出比为2.77，得出境内投资率下降5%后，GDP增长率损失值为0.9%。因此GDP增长率将从9.6%（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修订后的2008年数据）下降到8.7%。
第二种可能是投资效率上升，TFP上升，那么投资效率提升对GDP增速的正面影响将部分抵消投资减速对GDP增速的负面影响。假设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投资效率有较大改善，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⑧等高投资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前文的参数设定，技术进步率g取值为0.03，因此，假如TFP上升30%，投资效率改善将推动GDP增长率上升0.9%，能抵消投资率下降的负面影响。综合来看，如果中国的投资效率能有很大的改善，那么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甚至超过投资减速的负面作用。
六、总结
相当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投资率持续攀升，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效率的视角，本文首次系统地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前沿计算方法，试图回答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这一重要问题，而且进一步估计不当投资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为此，我们首先计算两个投资率：一是境内投资率；二是国民投资率，即（境内投资＋对外投资）/GDP。我们把中国经济投资率与其它经济体直接比较发现，不管是境内投资率还是国民投资率，中国都远高于发达国家当前和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阶段，在控制高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仍然如此。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对比并不能够完全说明中国经济的投资过高了。
为了回答中国经济是否投资过高，我们试图从社会福利这个终极目标来估计中国不当投资率的福利损失。我们采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准模型，仔细校准中国经济基本参数，运用国际上近年来兴起的逆向积分法模拟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经过稳健性检验，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平均境内投资率低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6%，国民投资率低出4%；2002年后，平均境内投资高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5%，国民投资高出12%；1990－2008年相对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实际路径总福利损失约为5.9%，相当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每期损失约3.8%的GDP。我们进而推论，如果降低国民投资率，同时改善投资效率，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并不会出现大幅下降。
既然如此之高的投资率是低效率、不合理的，那么如何回到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我们建议：第一，应该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减免政府税收，增加补贴的方式，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以适当降低国民投资率，提高全民福利。第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强调国有资本金管理，强制国有企业分红，减少其盲目投资的倾向，提高投资效率。
国民投资率是经济学领域的重大话题，也是中国经济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开辟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毕竟社会福利才是衡量一国投资率是否合理的终极标准。我们认为福利经济学分析方法也应该是研究中国经济其它经济结构问题的基本思路，本文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够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具体说来，我们认为，后续的研究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努力，以改善本文的工作。
第一，建立次优（second－best）增长模型，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福利基准（welfare benchmark）。本文使用的增长模型是一个理想的（first best）经济增长模型。它所蕴含的福利标准是最高的。这个尺度是最严格的。后续研究拓展的方向应该是设计出一个次优的增长模型，把中国经济中长期不可改变的结构性因素作为外生因素固定不变，以此作为参照基准，研究中国经济的实际投资和增长路径，结论可能是和我们的不同。这类似于，我们是拿奥运冠军来衡量中国田径运动员的水平，另一个角度是拿亚运会冠军来衡量，毕竟亚洲人的身体条件类似，而且先天条件不可改变，也很有意义。
第二，研究中国经济稳态情况。已有文献中有关中国经济自身稳态情况的研究明显不足，本文在中国经济自身稳态未知的情况下，选用世界上其他已实现稳态增长的国家的稳态数据来作为中国经济稳态值的参考，以对中国经济关键参数进行校准。同时，本文也相应扩大关键参数的取值范围，对不同参数取值情况下的投资路径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终结果都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确实是过度投资。后续拓展的方向是进一步研究中国经济自身的稳态情况，以树立更合理的长远发展的均衡目标，摸清现实与最终均衡状态的差距，不断调整优化自身发展路径。
①源自国家统计局，并经作者计算调整。
②白重恩等（2007）的文章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从1978－1993年平均为25%左右，1993年开始下降，从1998年开始维持在20%左右。
③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2006：《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布鲁金斯经济问题论文。
④净误差与遗漏项为负值，表示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出，正值表示外汇储备资产的流入。
⑤Brunner，Martin，and Holger Strulik，2002，“Solution of Perfect Foresight Saddlepoint Problems：A Simple Method and Applications”，Journal of Econe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6，738.
⑥参考Brunner & Strulik（2002）并调整中国经济参数后的Matlab运行程序略去，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⑦主要包括人均产出在20000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包括G7各国，以及澳大利亚、新加坡、瑞典、瑞士。
⑧根据控制经济增长率对投资率进行回归的panel data固定效应回归分析，中国的固定效应系数明显高于这些高投资的新兴市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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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