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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其次，从实体经济企业的经营环境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银行通过利率管制一直维持着存款的低利率和贷款的高利率，对银行业提供了高利差的过度保护。银行的高利差，一方面通过低存款利率将本应属于居民的部分财产收入转移到了银行等金融部门，另一方面又通过高贷款利率将实体经济企业的部分收益转移到了银行，加重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财务负担。银行部门由高利差带来的扭曲性转移收入，即使在为银行职工发放了大大超出社会普遍工资福利水平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待遇以后仍然有高额盈余，从而转化为银行部门的高额利润。由于银行业的从业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很低，所以银行业的高工资收入并不会对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起多大作用，但银行业的高额利润却对资本收入份额提高起了相当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已经倒转，除了一些垄断国有企业如银行、石油、电信、烟草等企业资本仍处于强势地位以外，一般制造业企业资本的强势地位已不复存在，东部沿海地区民工荒和招工难已迫使各个制造业企业不断增加劳动者的工资，改善劳动环境，想方设法留住工人，从而使得不少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中小企业的经营效益大大降低，甚至亏损破产倒闭，而银行的高贷款利率则更加重了制造业企业的危机。由此可见，近十多年来中国初次收入分配中资本份额的上升和劳动份额的下降并不是制造业部门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强势所造成的，而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制度与政策出现了偏差所致。
其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房地产逐渐成为中国各地的支柱产业，特别是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城市土地市场，分批次小批量拍卖城市建设用地，不断推高城市土地价格，房地产商再进一步大力拉抬新建住房价格，使得城市住房用地价格和商品房价格二者相互作用跳跃上涨，城市土地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了土地和房屋租金的上涨，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处境更为艰难，资本投资效率下降。近些年来，中国一般工商服务业的利润水平并不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卷中的数据计算，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即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为7.60%，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则高达14.22%。并且，由于中国新房销售都采用预售制度，房地产企业是在收取了购房者的购房款以后才开始建房，是用购房者自己的资金在为购房者建房，房地产企业自己的出资并不多，所以中国房地产业和制造业利润率的实际差距远比表面的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差距大的多。中国GDP中企业利润份额近年来的上升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源于房地产业和银行业通过扭曲性转移收入而获取的超额利润的大幅上升。不仅如此，土地和房产价格的大幅上涨，还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攫取了大量的土地财政收入，这也必然使得劳动收入的份额下降。
其四，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税收制度的改革，强化了政府的税收能力，使得政府税收开始持续以大幅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速度增长。从1994年开始，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就开始逐步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计算，生产性间接税占GDP的比重1994年为12.00%，而2010年则上升到了15.24%。政府财政收入的持续大幅增加导致政府支出也随之大幅持续增加，其中政府投资的增长尤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卷公布的历年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拨款数计算，1995～2010年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拨款额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3.47%，远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9.18%的增速。在产品过剩的经济环境下，政府投资的超高速增长必然会对民间资本投资形成挤压，产生挤出效应，而通常来说，政府投资的效益要低于民间投资，从而推进了社会整体资本效率的下降。同时，政府税收的超高速增长也必然挤压侵占了居民的收入份额，从而也减少了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必然导致居民家庭消费需求增长的缓慢，使得GDP增速下滑，而政府为了保持GDP的较高增速，又不得不继续增加税收，增加政府投资。显然，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可见，制造业本身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创新研发能力和品牌营销能力不足，以及高贷款利率、高地租、高房租、高税收的外部经营环境，造成了中国近十多年来资本效率的持续下滑。不难想像，如果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不是持续下滑，而是能够保持稳定，那么中国的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收入的份额就可能保持稳定或有所提升。当然，要遏制资本产出率持续下滑的趋势，一方面需要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力度，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促使企业尽快地沿着生产价值链拓展升级，占领生产价值链的高端；另一方面，政府应切实转变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和控制，尽量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逐步使利率市场化，取消地方政府对城市土地市场的垄断，尽可能地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并尽可能地减少对民间投资领域的限制，促进民营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再一方面，政府应当降低税率，把税收的超常增长速率降下来，回归正常，使税收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同步，并降低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
五、结论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框架下，使用CES生产函数，通过理论和实证计量分析表明，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与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显著大于0，而小于1，且资本增强型和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速率大不相同，劳动效率持续大幅提高，但资本效率却持续下滑，技术进步是偏向增强劳动效率的，正是由于偏向增强劳动效率的技术进步速率快于资本深化的速率，才直接导致了在GDP中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份额的下降。
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表明，中国近十多年来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中国企业没有能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拓展升级其生产价值链，以致没能实现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同时，宏观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偏差所形成的银行高利差导致的扭曲性收入转移，地方政府对城市土地的垄断经营导致的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飙升，以及政府税收的持续快速增长引致的政府投资高速增长对民营资本的挤出效应，则更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效率的下滑和劳动收入份额的进一步下降。
要扭转资本效率变差而导致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就需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的力度，注重品牌营销，增强核心竞争力，沿着生产价值链拓展升级，实现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同时，政府也要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减少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对民间投资的过度限制，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基金项目：教育部入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统计测算方法研究”(批准号12YJA9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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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