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市场选择与劳动要素配置（上）——基于微观数据对制造业的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计算了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水平和劳动要素误置的程度，评估了外资的市场选择行为引致的劳动要素配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资的进入会影响劳动要素的配置，但影响方向和程度因外资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而异。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劳动要素边际产出高于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与要素最优配置水平下的产出相比，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劳动要素的产出缺口更大且呈逐年增长趋势。从福利角度来看，若矫正劳动要素投入存在的错配，福利改善空间更大。本文研究为外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及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直接证据。
    关键词：制造业，市场选择，外资企业，劳动要素配置
    
        一、引言
    外资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吸引外资的经济体（UNCTAD，2011）。我国自颁布并五次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来，外资进入中国各产业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而制造业一直以来都是外资投入的重要领域，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制造业外商投资项目占所有外资项目总数的66.8%，合同外资金额比重高达58.3%。因此，研究制造业领域的外资进入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往文献在对外资进入引致的资源配置效应考察时，通常将外资视为一个组织整体，忽略了外资企业的异质特征。事实上，外资进入东道国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市场选择行为有明显差异。比如，有的外资看重的是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进入中国后专注于品牌与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而有的外资考虑的则是中国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入中国后专注于生产与加工环节，产品则销售至第三方国家。由于这两类外资企业使用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构成不同，本文认为，这两类外资引致的劳动要素配置效应也可能是不同的。忽略了外资企业市场选择的异质性，外资对要素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无法被正确计量。基于此，本文将上述两类外资分别定义为市场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并分别考察其劳动要素配置效应。
    对外资进入带来福利效应的准确测度，可以为外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但现有文献很少涉及外资引致的福利测度问题。陈甬军和杨振（2012）通过检验外资进入对市场势力溢价水平的影响，测度了因为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而得到的福利改善。理论上，外资进入还可以带来另外一种福利效应，即由要素配置优化带来的福利改善。目前，还没有相关文献对外资的这种福利效应进行计量和测度。本文试图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对外资引致的要素配置福利改善进行测度。
    二、外资市场选择行为与要素资源配置：理论与文献回顾
    现有关于外资进入对市场影响的文献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表明外资进入与资源配置在逻辑上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些文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外资进入是否提高了市场化程度；二是关于外资进入是否存在直接的资源配置效应。
    第一，外资进入的市场竞争效应。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可能给在位企业带来竞争，也可能将自身跨国公司垄断优势地位延伸至东道国。外资进入很可能通过引入竞争或施加垄断来提高或降低市场化程度，而证据表明，市场化程度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水平，这是外资进入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逻辑基础。外资进入带来竞争还是垄断是学界一直争论的话题，大量研究支持外资进入带来竞争的论断（Driffield，2001；江小涓，2002）。方军雄（2006）证实，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有所改善。樊纲等（2011）通过考察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于是，外资进入会通过影响市场化程度间接影响资源配置。
    第二，外资进入的资源配置效应。关于外资进入对资源配置影响的直接证据也非常多，成力为和孙玮（2007）对比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发现内资企业的劳动配置效率高于外资企业，但资本配置效率低于外资企业。更多的研究专注于外资进入对工资水平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普遍认为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杨泽文等，2004；许和连等，2009；冼国明等，2009），且改善了资本配置水平（赵奇伟，2010）。
    上述研究虽然对外资企业的资源配置效应给出了初步结论和证据，但他们并没有按照外资异质的市场选择行为进行分别讨论。以劳动要素为例，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吸纳就业人员尤其是低技能工人的数量理应会低于以加工、代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同时，资本与劳动的投入结构也是两类企业的重要差异。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因注重市场和技术，可能会增加资本投入减少劳动投入；而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倾向于多使用劳动要素，资本要素使用可能偏低。劳动和资本是企业生产使用的重要要素，也是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和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异质性的重要来源。本文将在外资企业市场选择行为基础上，构建测度外资进入引致的要素配置及福利变化的一般化研究框架，并运用微观数据对劳动要素进行实证研究。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原因在于资源的稀缺性。在新古典经济学环境下，要素的边际产出可以反映出资源配置水平。若要素边际产出较大，说明该要素配置水平较低；反之，若要素边际产出较小甚至为负，说明该要素配置过度。因此，测度要素边际产出是本文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要素边际产出与潜在福利改善。为不失一般化，本文首先引入一个具有四要素投入的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
    
    其中i为企业标识，t代表时间，L、K、M、V分别代表劳动力、资本、中间投入品和企业购买的中间服务，相应的β值为各要素的产出弹性，e^εit为技术水平。以劳动要素为例，要素的边际产出可以通过下式求得：
    
    要素的边际产出只能在一定层面上反映要素的稀缺程度。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使用一单位要素带来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企业使用该单位要素的边际成本，即工资率。现实经济中，尤其在中国，劳动要素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买方市场，劳动力被迫接受低价，因此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可能大于工资率。于是，可以将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视为产出缺口，并作为潜在福利改善的替代指标。劳动的产出缺口可以写为：
    
    其中P_it为产品价格，本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代替；P_iL为劳动力价格，本文用总劳动力成本除以劳动力数量近似得到。同理，也可以得到其他要素的产出缺口水平。
    为消除价格水平波动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相应年度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对上式进行平减：
    
    2.要素产出弹性的半参数矩估计方法。要素边际产出与产出缺口计算的关键是对要素产出弹性β进行正确估计。生产函数的估计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处理要素投入带来的内生性和联立性问题，国内学者普遍采用基于半参数估计的Olley&Pakes（1996）和Levinsohn&Petrin（2003）方法来矫正上述问题带来的偏误，从而获得要素产出弹性的无偏估计值。
    为了获得更稳健的估计值，本文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运用Wooldridge（2009）修正范式，回归采用矩估计法。本文用资本（K_it）和中间投入品（M_it）的二阶多项式近似估计不可观测的企业创新水平，并用劳动力（L_it）和企业购买的中间服务变量（V_it）的一阶、二阶滞后项及中间投入变量（M_it）的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以获得要素产出弹性的稳健估计。
    3.外资市场选择与劳动要素配置。根据本文分析，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和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可能对要素配置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计算出劳动边际产出和劳动的产出缺口后，设定如下两个计量模型：
    第一，采用全样本，考察外资企业整体是否影响劳动要素的配置水平，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L_alloc为劳动要素配置水平，分别用劳动的边际产出和真实产出缺口来表示。Owner_it为企业所有制属性，在全样本中划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回归中以其他企业为基准，建立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三个虚拟变量。企业特性由ω_it表示，即企业层面生产率水平，采用Wooldridge（2009）估计出的生产函数的残差表示；产业特征由所在产业的产出增长率（Ind_it）表示，按照两位数代码产业计算；D_T和D_P分别为年份和省级区域虚拟变量，用来控制年份效应和地区效应。φ_it为标准白噪声序列。
    第二，只采用外资企业样本，考察外资企业市场选择行为是否影响劳动要素的配置水平，剔除所有制结构影响，采用如下模型：
    
    其中，Mkt_it为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虚拟变量，如果企业为市场导向型，变量取值为1；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取值为0。其他变量与公式（5）相同，ζ_it为标准白噪声序列。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1.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中国非上市公司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41个工业行业的大型生产企业（销售额大于500万元）的基本情况和财务缺口。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考察期间为1998～2007年。
    数据缺失值与不合逻辑值的处理标准如下：（1）2004年各企业的总产值数据缺失，本文采用2005年和2006年的数据均值代替；（2）剔除行业代码、年平均固定资产净值、工业中间投入缺失的观测值；（3）剔除职工人数少于8个的微型企业样本；（4）剔除应付工资总额小于0、出口交货值小于0、工业中间投入小于0、工业中间投入大于总产值、本年折旧大于累计折旧的样本。
    2.变量定义与讨论。企业总产值（Q_it）。用两位数代码制造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劳动力人数（L_it）。由“就业职工数量”表示。劳动力成本由“支付工人工资”及“支付工人福利”两部分加总，并采用“制造业平均实际工资指数”平减，该指数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资本存量（K_it）。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并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该指数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中间投入品（M_it）。本文用“工业中间投入”代理，使用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该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企业购买的中间服务（V_it）。采用“营业费用”，具体包括运费，装卸费，包装费，保险费，展览费和广告费等。用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 Deflator）对其进行平减。
    市场导向型与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界定。在本文运用的数据库中，根据企业是否有出口交货值判定其市场选择行为。若外资企业无出口交货值数据，本文认定其为市场导向型企业；否则，为出口导向型企业。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外资企业市场选择与要素构成
    表1给出了样本中外资企业数量及市场选择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样本考察期间，外资进入中国的企业数量不断增长，由1998年的23735家上升至2007年的64123家。同时，外资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从事出口行为，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比重逐渐升高，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比重逐渐减少。根据前文分析，外资企业市场选择行为的变化对劳动要素的需求会产生较大影响。
    
    如前所述，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应该更注重技术、资本与劳动比值高；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应该更注重成本，资本与劳动比值低。就吸纳劳动力数量来看，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应当系统性高于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本文计算了两类外资企业平均使用的员工人数和资本劳动比重。外资企业市场选择行为的不同与要素使用结构确实存在关联。
    由表2可以看出：第一，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平均员工人数系统性大于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而资本劳动比则系统性小于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第二，随时间变化，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平均使用的劳动力规模逐年增大，而市场导向外资型企业平均劳动力规模基本保持不变。表1和表2的描述统计提供了市场选择与要素使用关联的证据。
    
    （二）劳动要素边际产出
    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使用的劳动力多，效率相对较低，劳动要素边际产出低；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使用的劳动力少，效率相对较高，劳动要素边际产出高。根据公式（2），本文估计了各类型企业各年度平均劳动边际产出水平（见表3）。结果显示，增加一单位额外劳动投入，对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来说，平均可以给每个企业带来23994元的边际产出；对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来说，则平均给每个企业带来25483元的边际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