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会有一两个国家最终选择离开欧元区,但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对欧洲走出债务危机的前景始终保持乐观。现年70岁的威尔特克曾于1999年至2004年担任德国央行行长。
“希腊(若)离开欧元区弊大于利。”德国央行前行长恩斯特·威尔特克(Ernst Welteke)日前在伦敦接受专访时直言,可能会有一两个国家最终选择离开欧元区,但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对欧洲走出债务危机的前景始终保持乐观。现年70岁的威尔特克曾于1999年至2004年担任德国央行行长。
威尔特克认为,德国目前要求希腊采取的紧缩措施过于苛刻,单靠目前的财政紧缩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紧缩的同时必须辅以增长与经济结构改革。他预计,欧洲经济前景既不会出人意料地好,也不会陷入整体衰退。
对于深受“鹰派”德国央行影响的欧洲央行,威尔特克认为,最终欧洲央行可能会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但是这必须以稳健的财政和金融体系等为前提条件。同时,他暗示欧洲央行并没有推出第三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的必要。
离开欧元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记者:随着西班牙也开始陷入危机,你认为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到了怎样一个阶段?
威尔特克:首先我想要强调,欧元作为我们的货币,在欧元区是相当稳定的,无论是相对美元还是人民币而言。因此,事实上这次危机并不是欧元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欧元区的问题,而是主权债务的问题。
它是由本次金融危机触发,也是金融危机的一部分。2008年的时候,我们观察到GDP下降、税收收入下降、社会支出上升,以及很多欧洲银行开始需要救助,因此很多国家的主权债务大幅上升。
自那时起,我们在整个欧洲层面上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欧洲央行做出了及时且正确的反应。我相信,若干年后,问题会得到或多或少的解决。
记者:你预计是否会有国家不得不退出欧元区?
威尔特克:可能会有一两个国家离开欧元区,宣布破产。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将不得不大幅贬值,但依然要以欧元偿还债务,货币贬值后他们还如何还债?
记者:所以你认为希腊的处境并不会因为离开欧元区而改善?
威尔特克:是的,一旦希腊离开欧元区,欧洲银行业就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将会离德国和法国更近一步。总而言之,希腊离开欧元区的弊大于利。
记者:你认为希腊能否走出危机?
威尔特克:我希望如此,但这需要时间。
记者:你是否认为德国对希腊要求的紧缩计划有些过于苛刻?
威尔特克:可以这么说。不单单是政府,所有德国人都不应该忘记,我们自己在过去50年内也曾陷入过困境,正是我们的邻国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在我看来,单靠目前的财政紧缩政策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我们目前在外围国家看到的社会关系紧张的局面。这些国家需要增长计划和经济结构改革计划,还需要政治稳定。选举需要时间来组建新政府,也需要时间来采取行动。
记者:欧洲已同意将欧元区金融“防火墙”规模扩容到7000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已在4月的春季年会上敲定了43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你如何看待这方面的进展?
威尔特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弹药”来解决很多问题。我希望这能够影响到市场,帮助降低利差,同时减少市场针对这些国家的投机。
记者:你预计西班牙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申请外部金融援助的欧元区国家?
威尔特克:很难说。西班牙曾经发生过房地产泡沫破裂,但他们的银行业受到金融危机中的影响并不大,我希望西班牙能够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挺过这场危机。
记者:对于欧盟25个国家已经签署的财政新约,你认为这项契约是否具有真正的约束力,还是或多或少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威尔特克:我们曾见证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并相信它能奏效,但事实上并没有奏效。一方面,我们现在有欧洲稳定机制(ESM),另一方面又有这样一份财政契约。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财政契约能够奏效的话,我们就不需要ESM了。政治家们并不确信他们已经达成的协议能足够让金融市场回心转意。
记者:因此市场担忧,欧洲债务危机会进一步恶化。你对此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呢?
威尔特克:我总是保持乐观。我也在密切关注欧盟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过去50年内,我看到了欧盟迈出了一些错误的、倒退的步伐。如果没有欧盟的话,欧盟各个成员国不可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发挥目前这样的作用。
记者:从经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你对于欧洲经济前景是否感到乐观?
威尔特克:要知道,欧洲多数国家都是发达经济体,即使是德国也很难达到3%的GDP增速,而且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口结构也存在问题。因此最终GDP增速会和我们过去看到的趋势相符合,我认为既不会出人意料的好,欧洲整体经济也不会陷入衰退。当然,希腊经济已经连续五年在衰退之中,导致其社会关系紧张,他们必须进行大幅改革,不仅对劳动力市场,也对行政部门进行改革。
记者:在你看来,欧洲央行在这场危机中的行动是太多还是太少了?
威尔特克:可能再过几年来评价这个问题要比现在更好。欧洲央行的反应相对务实。由于目前的处境,德国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态度依然比欧盟其他国家而言更加传统,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公开辩论。这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话题,但究竟欧洲央行做得太多还是太少,要到未来才能做出判断。
记者:那么你认为欧元区最终是否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
威尔特克:最终我们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需要稳健的财政状况、稳健的金融体系以及稳健的银行业,否则货币政策就无法奏效。因此双方是互相依赖的。
记者:有趣的是,历史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和美国如今的货币政策。例如德国上世纪2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历深深影响了德国央行的“鹰派”货币政策态度,而美联储对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记忆则让他们相对“鸽派”。
威尔特克:你是对的。在德国,通胀是最糟糕的事情;但在美国,失业才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我们都看到了两种情况的结局,因此都会竭尽全力去避免任何一种情况的发生。
记者:在你看来,欧洲央行之前推出的两轮LTRO是否足够有效?
威尔特克:我们看到了双重效果,一方面债券利率下降了,另一方面就是避免了信贷紧缩。与此同时,也让银行增加了利润率,比过去更容易地进行资产重组。我们不应该忘记,巴塞尔协议Ⅲ要求欧洲银行业提高资本充足率,尽管我不知道这是否足够,但欧洲央行的这项非常规措施确实起到了效果。但这项措施只是暂时性的,欧元区银行业未来还是要回归正常化的再融资程序。
记者:你如何评价欧洲央行的证券市场计划(SMP)?
威尔特克:当这场危机刚发生的时候,欧洲央行是整个欧元区唯一一个能够立即采取正确行动的公共机构。各国的财政部长有责任来采取行动,但并没有恰当的工具来这么做,而且做出一致决定需要的决策过程也太冗长,因此欧洲央行是唯一能够及时反应的机构。
记者:如果你处在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的位置,你是否会推出第三轮LTRO?
威尔特克:这很难预测。但如果你看一下今年剩余时间内需要偿还的公共债务,会发现欧元区大规模偿债期已经过去,今年剩下的偿债总额要比今年前四个月的总额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