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金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访辽宁大学教授白钦先

白钦先，1940年生于山西省清徐县，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1981年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大学教授，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辽宁大学金融学国家重点学科首席学术带头人；辽宁大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首席学术带头人；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曾任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亚太金融学会中国理事，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特聘教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沈阳市劳动模范。
    白钦先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直致力于金融、经济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著有《比较银行学》《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金融虚拟性演进及其正负功能研究》和《金融虚拟性理论与实证研究》等数十部教材和专著，其中《比较银行学》获1992年全国优秀教材国家一等奖。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首先，祝贺您获得中国闽都教育基金会首届“中国金融研究杰出贡献奖”。20世纪80年代以来，您一直致力于经济学、金融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在您的教研经历中，您认为从事经济金融学研究应秉承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在经济金融学的科研教学中如何体现人文价值观？
    白钦先：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我对“金融体制比较”“政策性金融”和“金融资源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研究中，始终坚守着一根红线，就是对哲学人文关怀关爱理念的贯彻，对民族文化、社会历史、经济金融社会环境要素的高度重视，对人的本体本性、情理与伦理、经济学的思想性、对人的欲望的节制节俭的提倡，与对弱势群体、对民众、对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高度关注。而这根红线的灵魂则是，始终强调经济金融理论应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服务，强调彰扬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和思维的中国主体性。
    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比较金融体制中，我从古今中外货币金融的发展中抽象概括出了金融体制的九大要素，并将经济金融社会环境要素列为核心要素，强调民族、社会历史传统与文化要素的深刻性、稳定性、决定性。强调中国要现代化，但现代化必须民族化，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美国化。提出学习别国切忌只有因袭而无创造，切忌只见别人而无自己。
    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时候，中外学者都强烈反对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泛化，主张只将其限定在自然科学范围之内。我对可持续发展观的七条阐释，坚持了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一种高度的哲学人文关怀关爱，强调了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和而不同、和而共赢”的和谐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应最终造福于人类与全中国人民，强调了发展的普世性与普惠性特征。
    我喜欢研究哲学、历史与外交，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国际政治，梦想成为一名外交官。虽然由于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这些方面毫无所为和建树，但这些却是我长期学习、观察与思考的领域。
    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说或理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体系，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和谐，重视哲学人文的关怀和关爱，重视情理、伦理、人性等理性要素，重视道德教化、节制人欲、关爱弱势群体，讲仁爱仁政，讲制度与环境。与西方文化相比，我们对物理、理智、工具、手段的重视严重不足，也不擅长于此。东西方文化应取长补短、合作共赢，但不是不偏不倚的绝对中立。
    说到底，在人类历史上，某种理论或学说，当然也包括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整体而言，是服务于她的国家的利益、意志或愿望的，是保护、维护或显示她的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当然，就其内容或表现形式而言，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比较隐晦、迂回，有的比较直白或坦率。
    记者：您在总结自己三十多年的教学科研活动时说，“科学研究很艰难，千难万难不停闲”。您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与您多年的执著和努力分不开的。请您谈谈您从事学术研究中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
    白钦先：我与“三”有缘。记得我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先后投稿两家刊物都没有成功，从研究撰稿到投稿退稿再投稿再退稿，前后如此这般折腾了近三年，以失败告终。失败是拦路虎、是试金石、是健身器，也是磨刀石，是锻炼、是磨炼、是冶炼、是考验。21世纪初我与谭庆华君合作撰写《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一文，历经十多次修改补充，包括在《金融研究》审稿与最终公开发表，前后也三年多。2011年我与张志文君合作在《经济研究》发表的那篇文章，从研究撰稿、修改、投稿，二次匿名审稿、最终修改与发表，前前后后也用了三年时间。
    我与“十”也有缘。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金融体制比较说”“政策性金融说”“金融资源学说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说”“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说”。这四个版块当初每一版块的酝酿、研究、形成到最终公开正式提出，都至少经历了十年的时间。某种理论、思想或学说，她的提出，她的传播，她的丰富、扩充、修正修改、完善与发展，她的被认识、被认知、被认同、被证明、被检验，则至少要经历二十、三十乃至四十年的时间。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无规律中的规律。
    我做金融体制比较研究的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资料几乎是零，杂志也几乎没有，图书馆的资料也都是新中国成立前或者上世纪30年代的，搜集资料非常困难。有的时候在火车上看到别人拿的报纸里面有一句话是关于印度的或者埃及的，下火车的时候就堆着笑脸问人家“同志，你这个报纸还有用吗，没有用就给我吧”。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搜集，搜集了十多年。然后，我设计一定的指标，就是哪些国家是高度欢迎外资银行进入的，哪些是严格限制的，哪些是不许的，画表画了三个礼拜，画好的表就贴到墙上，结果满墙都是表，最后整理写到我那书稿里面的就150多个字，就是当时全世界11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中有三分之一是什么样的态度，另一些是什么样的态度。这样的资料收集工作耗费了我相当多的精力。其实科学研究的道路，如果你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你不是要作秀，不是要给自己做什么，而是要对国家对民族有利，你就要来真的来客观的，而有时候要做到这一点要十来年的时间，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所以我认为，做科研，很艰难，要绞尽脑汁，时刻都在思考，一刻不停歇。我做研究首先考虑的是现实针对性，或者针对存在的一种错误认识倾向。研究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理论支持，影响舆论，影响政策，从而影响改革实践。我很少闭门想课题。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亲自参与实践，包括租赁制、股份制、承包制、中小企业拍卖等。沈阳有个中青年中小企业研究会，许多研究课题都是我们策划的，我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知道改革中需要什么，知道理论哪些方面是陈旧的、空白的，哪些不能适应实践需要。我的6部文集、7个国家级课题、6个省级课题、二三百篇文章都是不同时期、不同项目的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服务是我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培养人也要求他们要接近现实、理解改革、为改革服务。这一点在我的头脑中很清晰。我有的时候很倔强，坚持自己的做法，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记者：您的研究成果丰硕、特色鲜明，很多具有开创性、超前性。金融体制比较说是您的开山之作，该学说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系统全面的参考和借鉴，请您谈谈当时的背景。
    白钦先：我的第一本专著就是《比较银行学》，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某种参考、借鉴。这是我的第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是强烈地反教条主义，因为我在反思五六十年代我们学习前苏联，学到什么程度？武汉钢铁公司的设计图纸就是苏联西伯利亚某个钢铁厂的设计图纸，最后暖气片都搬来了。武汉就够热的了，还要那么多的暖气片？当时就有全面苏化、照抄照搬的倾向。而改革开放之后又有一个今天学匈牙利，明天学南斯拉夫，后天又学日本，然后又学“四小龙”“四小虎”，一会刮这阵风一会又刮那阵风。所以我说五六十年代的东方教条没有好结果，那么我认为当时所流行的西方教条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就是这样两点动机，促使我学习美国金融、日本金融、英国金融、法国金融、印度金融等等，我现在还留着一些当时做的卡片，分门别类地放在木头盒里，就这样这个《比较银行学》历时十年的时间才完成。
    书中首次提出并确立了比较银行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将金融发展战略、组织形式、框架结构、构造方式、业务分工、监督管理、运行机制、运转环境(金融生态)和总体效应(功能)等九大金融相关要素的有机整体定义为金融体制。这一举解决了比较银行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并且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和理论研究框架，可以说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
    比较金融体制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也奠定了我一生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特色、研究路径的基础。此后关于政策性金融的研究、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都以金融体制比较说为基础、为起点，都包含孕育于其中，都是她的扩展、衍生与提升。如今回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说来说去，我这一辈子只做了这么一件事。
    我常跟我的学生说，包括经济金融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满足与适应时代呼唤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需要的程度，以及人类自身理性的发展完善程度。我的研究都是对国家改革开放这段历程的预期，以及为她服务，一步一步去研究，一步步去做。我所研究的领域、关注的领域都是这么选择的，而不是取决于我个人喜欢什么，个人的某种爱好是什么。
    记者：您1993年出版的《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一书及一批相关文章和专著，构建了“政策性金融说”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对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请您谈谈政策性金融学科体系的建设情况，当前政策性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白钦先：在研究各国金融制度的过程当中就引出来政策性金融问题。我在研究中强烈地感觉到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另外一类机构，就是后来我说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们在运行机制、资本来源、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和政府的关系等各方面，与商业性金融机构都有极大的不同，所以构成另外一类金融机构，这个最初在《比较银行学》中是一个章节，后来腾出精力又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把这一节形成政策性金融研究这一领域。1990年立项国家教委“八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曲昭光做我的硕士的时候又让他接着研究，他硕士毕业以后我们俩又共同研究，这就有了1993年的那本《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后来这本书在中国金融出版社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出版了。书中我们提出“充分借鉴各国成功经验，尽速构筑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议，为当年秋天召开的中央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采纳。
    我国政策性金融经历了近二十年艰难成长历程，现在不能简单地以盈亏为标准来衡量政策性金融。如农业税免征1年500亿元，农村义务教育1年500亿元，汽车、家电下乡等几百亿元、上千亿元，这些都是无偿拨付或豁免，对此没有人提出疑义，为什么偏偏不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亏损？这些亏损实际上是对“三农”信贷的各种优惠补贴，是政府财政与金融结合统一的巧妙做法，为什么反而不能接受？要求政策性银行不亏损是不对的和不妥当的。
    政策性金融发展至今之所以面临这么多的问题，核心原因有两个：一是理论认知和决策理性的严重不足，二是各方围绕复杂利益的博弈，这种博弈在主观与客观上充满了机会主义的强烈色彩。1993年将商业性金融业务与政策性金融业务分离分立的时候，政策性金融只是作为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其卸包袱的副产品或附属物，而不是基于对政策性金融本身“不可或缺、不可替代”这一战略重要性自觉深刻认知基础上的理性决策。
    这几年，我仍然反复强调，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目前国情下，中国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长期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重任和巨大的发展空间，理应强化而非弱化。应进一步地改革、发展和完善并尽快地重新定位定型现有的政策性银行和其他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我国政策性金融制度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与发展，我提出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在中国政策性金融发展的艰难曲折历程中得到发展与完善，也经受了考验与检验。
    记者：2010年12月《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您的文章《通过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阐释了中国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问题，请您谈谈实现金融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在哪些方面着力？
    白钦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问题，我就提出改革开放是手段不是目的，国家现代化、人民福利提高才是目的。从一开始，政府、官员都是从操作层面从政绩考虑，改革开放成了目的本身，这样目的就不见了。当时我就提出开放度不是越高越好，速度不是越快越好。开放度越高，中国对外依存度就越大，风险就越大。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能源资源问题。90年代后期，我开始关注到改革开放中的资源能源消耗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后来2010年国家教委征询重大项目，我报的题目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
    2010年《经济研究》杂志约我就中央“十二五”规划决议做笔谈。给我三个礼拜的时间，我一个礼拜就把文章写出来了，主题是关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我关注这个问题20多年了，脑子里想了很多，所以很快就写出来了。
    传统的国际金融教科书主要是美国人写的，几十年我们都照抄照搬。书上只说汇率是一种市场价格，但没有说它是一国的战略性调节工具。我认为汇率既是市场价格，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调节工具。国外教科书对汇率的战略性调节功能避而不谈，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规则的制定者是规则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它以美元霸权为手段实现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我还强调应改革现存过时的国际贸易理论与统计指标方法。现在进出口统计按照最终产品出口国的方式计算，这种方法用了二三百年。全球化时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就地销售，每年有两千多亿美元。中国是加工贸易大国，按照原来的统计方法，中国吃了大亏，现在需要调整统计口径。其他还要考虑传统有形贸易仅占两国贸易的14，经过最终产品附加值权重调整后的中国出口会比以往小得多。同时，美国对中国每年还有2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以及大量的非贸易投资收益，等等。如此观察与统计，中美经贸就不是传统观察视角与统计的中国顺差、美国逆差，而是中美大体平衡，甚而是倒过来，中国逆差、美国顺差了。我强烈地感到，时代变了，环境变了，理论还是陈旧的，统计方法跟不上变化的形势。新形势下，原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和统计口径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我注意到，最近两三年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先生几次强调改革传统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问题。
    此外，我还在文章中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的转换调整既是历史的理性的必然选择，也是现实的形势与需要的别无选择的选择。同样，我国金融也有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例如：从以金融机构与人员、信用与信贷、工具与业务的量性外延扩张为主的增长方式向以质量提升、效益增长、功能深化、管理优化、风险降低的内涵式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主要依靠政策优惠、政府支持的外力推动向依赖机制体制转换、内部激励转换、金融发展战略的转变；金融资源的配置从向东部、工业、城市、国企、富有人群及商业性金融倾斜向农村、农业、农民、老少边穷、中西部、落后地区与产业、中小企业、弱势群体、民间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倾斜的转变；从过分强调市场化转型过分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倾斜向强调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对金融资源开发配置、利用、享有机会的均等与权利的公平，强调金融服务的普适与普惠性及亲民与富民的人文金融的转变等。
    记者：您总结自己的教育理念是“师道缘于人品，人道归为自然”“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老师”；您认为自己教育与学术生涯的一大特色是“科研为教学、社会实践及高级人才培养服务，四者紧密结合”，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白钦先：我经常说一次冷静选择终身无怨无悔。我这个人一不当官、二不经商、三不炒股，专心致志做项目、培养学生，乐在其中。我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三十多年，我的文章与专著，前期一般均为独立撰写。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之后，文章和著作就大多为合著，与学生合作完成。
    我和学生一对一讨论多，讨论内容多为热点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我指导他们的研究，告诉他们怎么写文章怎么改文章。我还尽可能地吸收学生参与我所主持的国家科研项目，鼓励他们选择与课题相同相近或相关的学位论文选题，使之在“传帮带”中、在科研活动中得到锻炼与提高，找到抽象思维和科学思维的感觉与感悟，培养科研能力并积累科研成果。我指导六名博士后和近八十名博士生(包括辽宁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实践证明了这种做法是成功的和有效的，长期以来已有一批我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校优或省优，有的还冲击国优。这也是一种培养方式、传承方式。我认为金融学国家重点学科也应该是科研基地、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学术思想传承与创新基地。
    记者：从今天的采访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传承与创新”是您一生科研与教学工作、人才培养与服务改革开放事业的灵魂，也是您科研活动的一大特色，可以这样概括吗？
    白钦先：是的，您的理解与概括十分准确中肯。这可以从我三十多年高等教育与科研活动以及参与改革实践的漫长历程中，得到体现与证明。再以我四大版块研究中的“金融资源与金融可持续发展说”为例说明。简而言之，它是一系列创新活动的结晶：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传统经济资源观的基础上，提出与自然资源观相互对称、平行、并列的社会资源观；以新资源观为基础，提出金融资源学说；以金融资源理论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与论证了“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
    在这一学说提出后十几年的发展中，它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与认同，并日益成为中央与地方经济金融发展的战略与政策选择。
    最后，在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我真诚期盼通过民族群体性、秩序性、专业性、原创性理论研究活动，彰显哲学社会科学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此为吾人之终身大愿，如能如此，则死而无憾。悠悠万世，唯此为大，愿为此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