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与中国制造业的新竞争力来源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一个新挑战是，劳动力短缺成为普遍现象，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也对政策应对提出了紧迫要求。本文将描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阐释其对经济增长的近期和长期影响，揭示未来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源泉，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劳动力供求关系新趋势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低于2.1的替代水平，目前仅为1.4，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终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递减，并预计于2015年达到峰值9.96亿之后绝对减少。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就是自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以来，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全国性现象，2011年制造业招工难前所未有地成为企业普遍遭遇的困难。在劳动力供给增速减慢的同时，经济增长仍然保持着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城镇就业继续迅速增长。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劳动力供给的代理指标，把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调查显示他们的失业率很低)和城镇居民就业人员作为劳动力需求的代理指标，可以看到在2002-2010年期间，劳动力供给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而劳动力需求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6%。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中国资源禀赋长期存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农业中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不再像理论假设的那么低下，工资不再由生存水平决定，而是更加敏感地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表l中数据可以看到，首先，农民工工资在多年徘徊不变之后，2003年以来提高明显加速，在2003年-2010年期间保持实际年增长率10.8%。其次，就使用较多非熟练工人的制造业和建筑业来看，这两个行业的工资在2003年-2008年期间的年度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5%和9.8%。最后，从农业中雇工的工资变化看，在2003年-2009年期间，粮食生产中雇工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5.3%，棉花生产工资年增长11.7%，在规模养猪中就业的工人工资年增长19.4%。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定义，这种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和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的现象，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迎来其刘易斯转折点。虽然关于这个判断以及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存在着不同观点，但是，上述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挑战值得给予高度重视。
    劳动力供给对制造业的影响
    按照目前的就业弹性推算，如果未来GDP增长速度为年平均10%，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将增长4.7%，而在GDP增长速度为8%的情况下，每年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为3.7%。长期以来，中国关注的如何通过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解决就业问题，而今后的问题无疑将会变成：如何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
    2004年以来，特别是中国经济从世界金融危机中复苏以来，招工难己经越来越成为影响企业开工和经营绩效的制约因素。我们介绍两项研究结果说明这一点。首先，一项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调查表明，劳动力成本提高20%，对那些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来说，因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不同，而分别降低企业利润水平20-65%不等。其次，另外一项研究模拟了未来中国贸易顺差减少的路径，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人口结构新特征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将通过消费率上升和储蓄率下降两条途径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配合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如果以2016年贸易顺差降到零为基准的话，人口因素的作用可高达59%。
    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更根本性影响则在于，以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能够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二元经济发展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充足可以打破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维持一个以资本和劳动投入为基础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资本投入过度则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
    统计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资本劳动比长期没有实质性提高，但资本边际报酬却保持较高水平，表现出劳动力供给充足所产生的抑制资本报酬递减的作用。但是，1993年以后，资本劳动比的上升与资本边际报酬率的下降同时发生了。根据另一项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年-1994年期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年-2009年期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年-2015年期间的28%。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
    由此可见，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是不能保持的。实际上，以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为标志，中国经济日益脱胎于二元经济的特征，其含义就是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新古典情景，惟有把经济增长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制造业才可能保持和赢得新的竞争力。
    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途径
    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较早的一项计量分析表明，在1978-1998年期间，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1%，而在这种分解后所余下的未被解释残差(可以被看作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部分)仅为3%。
    那么，随着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从2002年-2006年平均每年增加6%，减少到2006年-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仅增加3.7%，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否仍有潜力，未来应该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呢?
    首先，通过形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区域转移，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仍有巨大的提高潜力。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仍然低于东部地区，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仍有人口红利潜力可以挖掘。虽然大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沿海地区打工，但是，现行户籍制度使得他们不能成为打工地的市民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目前部分地区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也仅仅局限于本省居民。因此，一旦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仍然可以预期获得新的劳动力供给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此，需要加快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主要取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尽快消除仍然存在的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
    其次，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效率将日益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有助于实现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人力资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即劳动年龄人口随着年龄的提高，受教育程度降低。例如，中国60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比20岁人口低2.9年。在20岁年龄组，中国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比美国低3.6年，而在60岁年龄组比美国低7.6年。
    另一个挑战在于，由于劳动力短缺以及低端劳动者工资提高较快，降低了教育的相对回报率。例如，接受过高中教育农民工的相对教育收益率，从2001年较之初中高出25.9%，下降到2010年仅高16.9%。这导致家庭不愿意子女升学，甚至许多孩子未完成义务教育便辍学。政府应该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加大高中教育激励，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降低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同时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在职劳动者的培训力度，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明显提高劳动者技能。
    最后，通过清除新技术使用的制度性障碍，获得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源泉。改善技术效率有赖于企业的各种创新行为，做出适合自身效率最大化的管理模式和技术选择，而政府在其中如何一项微观经济活动中，都不宜越俎代庖。政府应该做的，是通过创造一种平等的竞争环境，让无效率的企业退出经营，而让有效率的生存、发展和扩大规模，同时消除不利于新技术采用的各种制度障碍。
    目前，由于国有企业垄断等政策因素，不能按照效率原则使企业自由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造成效率损失。例如，虽然国有企业获得最优惠贷款等发展环境，而非国有经济面临的竞争环境十分不利，前者的平均资本回报率仍比私人企业要低1/3以上。因此，应着眼于实现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对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重新界定，并改变产业政策的实施办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