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浙商对旧浙商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新旧浙商比较的视角开启当代浙商崛起与发展之谜。正是基于对旧浙商的文化传统、草根民商属性、企业家精神和产业发展特征的传承，才有了新浙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崛起。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浙商在发展地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浙江本土经济的推动以及开拓创新等方面超越了旧浙商，使其对现世社会的意义更具广泛性和深远性。
    关键词：新浙商 旧浙商 传承 发展
    作者简介：曹旭华，男，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党怀清，女，经济学博士后，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杭州31002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浙江经济的迅猛发展，当代浙商迅速崛起，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以宁波帮为主体的近代浙商称为“旧浙商”，将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浙江籍的民营企业家称为“新浙商”，通过对新旧浙商的比较研究，试图从一个较新的视角探求当代浙商的崛起和发展之谜。
    一、新旧浙商之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迅速发展。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23.7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21486.92亿元，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由1978年的331元增加到2008年的41966元，居全国第四位和省区第一位。①浙江的商品市场也蓬勃发展，亿元以上商品市场成交额、成交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都位于全国首位，②浙江经济增长的实质是基于民营经济的具有显著浙江区域特色的工商经济。1979年-2007年，浙江GDP增长中约有73%的贡献份额来自于非公有制经济；全省第二、三产业新增就业人员中，约有十分之九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2007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57.9%，非公有制经济出口额占到出口总额的76.0%。③
    与浙江经济迅猛发展相伴的是浙商群体的崛起与成长。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有活力、流动性很强、具有开拓创业精神的浙商群体，浙江经济不会有今天。浙商成长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④第一阶段为自发冲动和艰难生长的阶段(1978年-1991年)，这一时期计划经济环境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工业形态，为浙商的成长提供了最初的人力资本积累；第二阶段为政策支持和快速成长阶段(1991年-2002年)，国家先后出台多部法律，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三阶段为社会转型和趋于成熟阶段(2002年-2008年)，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浙商逐步成熟壮大。三十年来，浙商无论从经营者数量、财富总量还是社会影响力来说，均堪称“当代中国第一商帮”。
    在近代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曾出现不少商帮。然而在众多的商帮中，唯有宁波帮的影响最大。孙中山曾给予宁波帮这样的评价：“宁波人对工商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⑤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浙商之崛起得益于清朝政府的两次开放海禁。康熙年间第一次开放海禁，作为四口通商之一的宁波发展了航船贩运业，宁波帮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则催生了近代宁波帮。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浙商势力日甚，享有“无宁不成市”、“无浙不成商”的盛誉。浙商积极投身于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浙商活跃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和大中城市，经营进出口商贸和钱庄、银行业，投资纺织、火柴、水泥、制药、化工等近代工业。开埠后的上海更是浙商发展的大舞台，他们长期控制着上海的近代商业和金融业，为上海的近代化和金融中心的形成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以及日寇的入侵，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日益狭窄，浙商的生存发展也举步维艰，逐步衰弱，其中一部分辗转海外继续发展。
    二、新浙商对旧浙商的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浙商的崛起与成长是对旧浙商的传承与发展。正是基于新浙商对旧浙商的传承，才有了改革开放之初新浙商群体的兴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是有了新浙商对旧浙商的发展，才成就了其30多年的辉煌，而这种辉煌还在持续演绎。
    新浙商对旧浙商的传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对文化传统的传承，基于草根的民商属性的传承，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产业发展特征的传承。
    (一)基于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文化传承
    新浙商对旧浙商传承的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是对在近代完成历史演化的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文化传承。正是在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新浙商才会“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成长为“当代中国第一商帮”。而旧浙商的文化传统是重商色彩浓厚、思想自成体系和从古到今传承有序的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属于文化传统，但它对现实经济的作用更为直接。赵靖指出：“经济思想是人们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和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产生的；所不同的是，经济思想同社会经济基础的联系，要比其他的意识形态更切近、更直接。一定历史时期中的经济思想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较为直接的反映。”⑥叶坦认为：“经济思想与观念等非经济、非制度因素或可归属于广义的‘文化学’范畴，但唯此直接产生于并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因而是经济与文化之间特有的‘中介’和一体性的集点。”“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影响人们的行为与选择，而经济思想与观念则直接引导和制约人们的经济活动与偏好。”⑦
    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倡导功利，注重工商，大胆挑战了封建社会传统的义利观和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务实功利、求利求富的功利型价值观。从先秦时期范蠡的“计然之术”、文种的“灭吴九术”开始发其端，经秦汉至北宋的发展，并随着江南经济的逐步开发及累积，古代中国经济中心逐步南移，南宋兴起了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明州学派(统称南宋浙东学派)，其重商富民思想对传统本末观大举离经叛道之旗，形成独具特色的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体系。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专言功利”为特征，主张义理不能离开事功，肯定欲望的合理性和“义”的功利性，主张通过实际的功利来体现义，认为仁义是以功利为内容的。同时他也提倡利，认为“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⑧永嘉学派的叶适更是该体系的集大成者。他从事功的价值观出发，提出了务实重用的“功利之说”，根本否定了传统的讳言财利的思想。他主张义利统一，以功利作为衡量道义的标准。他还批判了传统的“抑末”思想，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从理论上公开否定了“重本抑末”口号。黄宗羲认为正当的工商业应视为国家的根本，“工”正是圣王要千方百计加以招徕的，而“商”正是使手工业物品输之于途的，公开指出了“工商皆本”，更加彻底地否定了“重本抑末”思想。
    由于浙江一直处于儒家这一主流文化的边缘，⑨加之浙江历史上遍设书院、私塾，使得本土的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得到一以贯之的传承、发展和传播，深深的根植于浙江人的头脑和血液中，内化为一种代代相传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从本质上讲与封建体制具有天然的背离性，而具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特性。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旧浙商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当社会转型、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的时候，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旧浙商迅速抓住机遇，实现发展。以“宁波帮”和江浙财团为主体的浙江籍企业家们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生动的工商实践及其创造和积累的丰富的经营管理思想，提升了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境界，标志着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完成了在当代之前的历史演化。同时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旧浙商又将“爱国”、“富国”、“强国”的精神内涵融入到“务实功利、求利求富”的功利型价值观中，使其更具时代感和历史意义。
    这种深厚的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交互作用，深深沉淀在浙江这块土地上，根植于一代又一代浙江人的头脑和血液中。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的所有制变迁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后，这种根植于浙江人心灵和思想深处的精神武器再次发挥作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催生了当代“新浙商”群体的诞生和成长。
    (二)基于草根的民商属性的传承
    与旧浙商一样，新浙商是民商，其所具有的“草根性”使其对商机和市场具有天然的敏感和适应，能够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鱼得水。
    旧浙商中的大多数都出身穷苦。上海开埠后，他们大量涌入上海滩，从最底层的学徒、店员、小贩、帮工做起，吃苦耐劳，勤俭克己，积聚资本，白手起家，最终成就一番大业，形成著名的宁波帮和江浙金融财团。虞洽卿、叶澄衷、朱葆三、秦润卿等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均属此列。新浙商中的第一代主要是农民或手艺人(也是从农民转化而来)出身，文化水平很低，小学、初中文化比比皆是。鲁冠球初中毕业，打铁出身；冯根生高小毕业后，14岁进胡庆余堂做学徒；宗庆后43岁还在踩三轮车进货；南存辉15岁初中毕业开始做走街串巷的补鞋匠；奥康集团有限公司的老板王振滔是木匠出身。这些学历低、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民，在“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的情况下白手起家，从草根中成长。最初的他们只是怀揣着“穿衣吃饭”的朴素愿望，走遍全国各地寻找“商机”。他们是纯粹的“市场动物”，从开始时的“哪里有市场，哪里有浙商”，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甚至远涉重洋到世界各地寻找和创造市场。
    (三)基于企业家精神的传承
    新浙商对旧浙商的传承还表现在对旧浙商吃苦耐劳、克勤克俭、敢于创新、勇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上。这种企业家精神是成就旧浙商近代辉煌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新浙商群体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在中国当代经济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商业神话。
    虞洽卿7岁丧父，15岁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白天做店务，晚上进英文学校学英文，很快掌握简单英语会话。朱葆三14岁时来上海，在协记商铺当学徒，白天辛苦工作，晚上还要练习珠算、学习英语、攻读商业尺牍。秦润卿15岁进上海协源钱庄学业，师从余姚沈文灿先生学业，17岁丧父，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
    “四千”精神和“两板”作风是对新浙商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真实描述和精炼概括。所谓的“四千”精神即是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说遍千言万语、走过千山万水。而“两板”作风即是指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由于出身寒微，又没有靠山，新浙商创业时大都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自强不息、锐意进取。为了寻找市场和商机，他们常年奔波跋涉于全国各地，从事当地人所瞧不上的下等活，如收破烂、弹棉花、补鞋等，但是他们从来不以从事这些劳动为耻，而是善于把握劳动中的机会。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浙商创业者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创业史。
    创新和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正是因为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宁波帮在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从切入新式商业到投资近代工业，从发展钱庄业到创设新式银行，在近代经济史上开创了许多个“第一”：仅以上海为例，宁波帮创办了第一家华资缫丝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针织厂、第一家制皂厂、第一家印刷厂、第一家制药厂、第一家钟表厂、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公司等等。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则称赞道：与其他沿海省份的人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新浙商企业家们敢于创新、勇于冒险，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使浙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第一：出现了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在海外开发专业市场、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第一批私企建立党组织、第一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第一家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第一家中国民营汽车制造厂等等。
    (四)基于商业资本与产业、金融资本融合发展的产业特征的传承
    实现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融合是新浙商传承旧浙商的又一重要表现。以宁波帮和江浙金融财团为主体的旧浙商不仅投身近代商业，还积极投资近代工业，给予近代工业以金融支持，实现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融合发展；这种融合发展是不同产业资本之间的融合和渗透。新浙商则赋予“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发展”以新的、实质性内涵，通过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之间基于市场和产品的相互联系，实现了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在产业链内的融通发展，使之成为真正的、具有现代产业经济学意义的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发展。旧浙商以上海滩为舞台，从切入包括洋布业、五金钢铁业、西药业、颜料业和火油业等行业在内的新式商业起步，成为这些行业的开拓者并产生了一批行业巨头。与此同时，在民族危机日甚，“提倡国货、实业救国”的号召下，旅沪宁波帮纷纷投身近代新兴工业，生产人们生活必须的轻工产品，抵制洋货。在上海新出现的缫丝、纺织、造纸、火柴、玻璃、食品等新兴工业部门中，随处可见宁波帮的身影。以江浙财团本身就是以江浙籍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体。从一战到淞沪抗战前的十多年时间，江浙财团自身实力大增，并对上海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一方面，江浙财团积极为工商业放款，支持并推动了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工商业企业家也纷纷投资近代金融业，并参与金融机构的管理工作，而一部分金融家也投资工商业。
    新浙商的商业资本和产业、金融资本的融合发展则表现在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在产业链内的融通发展上。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开始是自发性的民间商品买卖活动的空间聚集，到后来政府介入和进行规范管理，同时也从缘约与契约的现实交易网络，发展到电子商务等网络交易结合，形成虚拟交易网络。⑩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第一家专业市场诞生在温州市永嘉县的桥头镇，是1979年前后由当地农民自发形成的路边简易竹棚纽扣市场，此后发展为中国第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桥头纽扣市场。此后，各种专业市场在浙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同时新浙商还将专业市场办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创造了专业市场的奇迹。产业集群是在某一或相关产业领域内基于分工协作的众多生产同类产品或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初期浙江的产业集群是围绕和依托专业市场的营销渠道、商品信息等优势而发展起来的，即先有专业市场，后有产业集群。之后在产业集群率先发展起来的地区，都伴生一个与之相配套的专业市场，这个专业市场既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产物，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依托。义乌三千多家小商品生产企业，依托的是义乌小商品城这个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绍兴两千多家轻纺印染企业依托的是柯桥轻纺城这个中国最大的轻纺市场。于是在专业市场与中小企业集群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11)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血液，融资难成为制约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浙江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中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体，融资问题非常迫切。而在浙江一些民营金融机构的运作中，可以看到尤努斯“穷人街”的影子。如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就始终以服务地方中小企业为己任，不断探索和积累小额信贷的管理经验和技术。针对小企业信贷“短、频、急”的特点，利用地缘、人缘和机制优势，大胆以“担保”为主要信贷手段，推出了系列以中小客户为细分市场的信贷产品，有效解决浙江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12)保障了集群和专业市场内中小企业的资金运转，实现了金融资本与商业、产业资本的融通发展。
    三、新浙商对旧浙商的发展
    在对旧浙商有效传承的基础上，新浙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了创新性发展。其对现世社会的意义更广大、更深远。
    (一)发展地域更广泛
    与旧浙商相比，新浙商的发展地域更广，随之而来的影响也就更大，形成了一股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推力。
    上海是成就旧浙商辉煌的历史舞台，其经营活动以此为基地，向沿江和沿海的各大商埠拓展，以汉口和天津两地最为集中。旧浙商地域范围和影响的有限性主要源于三个原因：一是由于近代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发达。特别是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等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落后性，人们出行只能依赖水路、脚力等比较原始的出行方式。二是销售方式的落后性——基于人员推销的经销网络。这就使得宁波帮对产品的经销网络只能建立在基于人员和产品能够方便到达的地区。三是由于宁波帮部分经营行业的特殊性——进出口贸易必须依赖交通运输方便的水路口岸。在近代中国通讯方式落后的条件下，旧浙商的影响就只能圉于其人员和产品可达的地区，因而其对经济的影响较为有限。而新浙商则以浙商本省为基地，通过专业市场的建立，形成了包括现实交易和电子商务等网络交易结合的虚实结合营销网络。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销售效应的最大化。新浙商一方面依托本省的专业市场，将专业市场的产品销售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同时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建立专业市场，在当地的市场中销售产品，形成了从浙江——全国——世界的专业市场销售体系；另一方面依托浙江的产业集群，把浙江制造的产品销售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形成了浙江产品的广泛销售网络。(13)于是，在产品和市场组合而成的销售模式下，新浙商的影响在产品、市场、地域等与浙江相关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造成了浙商从浙江——全国——世界的广泛影响，这种影响又反作用于产品、市场和地域，推动了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
    (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深远
    新浙商对经济社会的贡献较旧浙商更大。这主要体现在新浙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经济发展模式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适意义。而旧浙商在这方面的贡献明显不及新浙商。
    旧浙商虽然在中国经济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一页，但其经济影响力仅限于所在行业和产业：即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商业、近代轻工业和金融业。没能跳出行业和产业框架，形成具有普遍推广意义和价值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和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种主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如今，当其它模式要么已经终结、要么已不再被人们所关注时，温州模式却在不断创新、发展。正如史晋川教授在20世纪末所预言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将会证明，温州模式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富生命力和最有前途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温州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质言之，它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五个字，即“两化”推“两化”。其主要特点在于利用了在体制外进行改革的先发优势，率先迅速地推动了民营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由此造成了一种区域性的经济利益落差的“势能”，迅速地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形成了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为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14)在新的形势下，温州模式正呈现出新的四大特点：一是资本流动跨区域和国境化，二是家族企业现代化，三是企业发展国际化，四是经济发展自律化。(15)
    义乌模式是在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下，以小商品市场为龙头和核心，以市场经营者为主体，以要素市场和第三产业相配套，以现代交通通讯为媒介，“买全国人卖全国人”，同时以商强农，以商促工，工商联动，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整体发展。(16)浙江省委、省政府“义乌发展经验”调研组的研究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中总结了义乌模式的六个特点：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
    无论是以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温州模式，还是以商业为中心、走兴商建市道路的义乌模式，都是基于专业市场建设和产业集聚发展的良性互动路径。这一过程中，政府角色定位非常重要，即要保护产权、建立市场规则等，以保障实施路径的有效性。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一路径已经演化为推动浙江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其普适性已为浙江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所证实。
    就其对全国的普适意义而言，温州模式提供了一条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义乌模式则提供了一条小城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路。这两条道路对于正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两大转型的中国社会来说，其意义可见一斑。同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了温州模式和义乌模式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也正在逐步彰显。
    (三)对浙江本土经济的推动更强劲
    新旧浙商对于浙江本土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上海开埠后，宁波商人大量涌入上海，开始了在以上海为基地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创业和发展。其经营活动以上海为中心、向沿江和沿海的各大商埠拓展，但在浙江本土的经商活动并不多。他们在外营商获利后对家乡的反哺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义行善举：如救灾振荒、助教兴学等。这种对家乡的反哺方式呈现出“输血式”特征，而非对其“造血”功能的培育，因而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
    新浙商则以浙江本土为其创业发展的大本营。改革开放以来，在浙江本土形成了极具地域特征的不同浙商群体：如温商(温州商人)、台商(台州商人)、越商(绍兴商人)、婺商(金华地区商人)、甬商(宁波商人)、杭商(杭州商人)等。他们以本土为基地，以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互动发展为路径，开始其创业和发展。新浙商的崛起和发展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提升了浙江人的生活品质，完成了“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1978年到2008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从123.7亿元增长到21486.92亿元，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由1978年的331元增加到2008年的41966元，居全国第四位和省区第一位。
    随着经营发展的需要，新浙商开始向外投资拓展，其足迹遍及全国和世界各地，形成了广东浙商、海南浙商、天津浙商、北京浙商等商人群体，以及海外浙商。新浙商在省外及海外的营商活动，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新浙商对外投资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浙江本土低能级产业向外转移及产业升级的过程。浙江经济的品质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得到提升，开始了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的路径转换。于是，浙江本土经济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发展特征：即从浙江经济——外省经济——高品质的浙江经济。
    (四)更具开拓创新性
    于旧浙商而言，新浙商更具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特征。能够不断向新的产业领域挺进，适应时代之变化发展。
    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初期，旧浙商能够顺应历史和时代的变化，大量涌入上海，果断改变其原来的经营方向，或直接创建新的商业机构，及时切入获利丰厚的新式商业中，成为这些行业的开拓者和行业巨头。随后果断投身近代工业，在近代上海工业化进程中贡献卓著。随着外商洋行、银行在上海出现，敏锐的宁波帮在实现钱庄业务对象和经营方式转轨的同时，积极筹设新式银行，直至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区域商人群体”——江浙金融财团的主体。旧浙商初期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成就了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辉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金融垄断体系的建立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最终形成，旧浙商的生存发展环境日益恶化。而旧浙商还是固守其发展初期的营商理念和经营模式，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加之战乱不断，旧浙商最终无法摆脱衰亡的命运。
    与此相反，新浙商则能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其产业领域，使其能历经改革开放三十载而活力依然。从“小商品、小生意、小作坊”为特征的“三小”家庭工业起步，到依托于家庭工业的专业市场的建立。从产业集群的诞生，到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发展。从地方金融业的发展，到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进军。新浙商产业演进的每一步都是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产物。
    注释：
    ①参见吕福新：《浙商的崛起与挑战》，《管理世界》2009年第1期；《中国统计年鉴2009》。
    ②李建平等主编：《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3月，544页，表11-8-3。
    ③王杰：《数字变化看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④转引自吕福新：《浙商的崛起与挑战——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第87-98页。
    ⑤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文汇出版社，2002年。
    ⑥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页。
    ⑦叶坦：《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5期。
    ⑧《陈亮集》卷11，《四弊》。
    ⑨吕福新：《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⑩(12)(13)吕福新：《浙商的崛起与挑战——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第27、277页。
    (11)陈红儿、陈琪：《中国小商品市场体系的培育及其经济效应》，《商业经济管理》1999年第5期。
    (14)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15)萧山日报，www.cnxz.cn/news/200711/03/111900.html。
    (16)鲍洪俊：《义乌模式：已有研究和新的解释框架》，《浙江学刊》2008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陈学文：《浙商的历史溯源：地域、时段、人文基因的交互融合》，《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4期。
    [2]蒋自强、张旭昆、曹旭华等：《经济思想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
    [3]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4]吕福新：《浙商的崛起与挑战——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
    [5]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6]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