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外向流动对徽州本地的负面影响

内容提要：明清徽州在文化、教育、医学、建筑、艺术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离不开徽商巨额财富对徽州本地的反哺。徽州人口频繁的商业性流动、“无远不届”的活动范围以及归无定期的商旅生涯，也对徽州社会形成了诸如家庭关系嬗变、宗族组织空前强化以及贫富分化、社会风气变异等更深层次的“后院失火”式负面影响。
    关键词：徽商 流动 负面影响
    作者简介：李磊，女，安徽灵璧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安徽合肥230036，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安徽合肥230039
    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最繁荣，同时也开始由盛转衰的时期。明代中期以后，“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1]卷4，“虽士大夫之家，皆以蓄贾游于四方”[2]卷13，徽商成为徽州人口中流动性最强且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3]9；“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4]卷7；“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5]江南二十地狭人稠的逼仄情势之下，徽州人口的生计来源日益依赖于经商所得。徽商的活动范围可谓“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6]卷4，足迹“几遍禹内”。关于徽商所占比例，则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7]卷25之说，甚至有“商贾十之九”[8]卷1的说法。由此，留守在徽州本地的众多商人家庭必将面临一系列问题，徽州本地的社会风气也随着经商之风盛行而面临变革，徽商衰落之后徽州地区的命运更成为学术关注点之一。
    一、人口外向流动对徽商家庭的负面影响
    骨肉疏离清代休宁进士汪由敦缅怀其父商人汪清臣时说：“当不孝等幼时，府君多客游日，比府君里居，不孝等又多远游。”[9]卷19徽商父子总是长期不能谋面，这成为强化亲情、家庭教育的制约因素，父子感情淡漠甚至出现隔阂也在所难免。
    徽商外出，“遍游都会……诡而海岛，罕而沙漠”[10]卷一，踪迹莫定，归无定期，甚至与家人失去联系。清代黟县舒秉畿，“父游楚，十余年不归。秉畿年十五，持零丁贴，间关寻访，几遍楚疆，资斧乏绝。至常德府，遇父于旅次，问答既审，哀请父归。”[11]卷六歙县胡士畿，“父廷仕，行贾湖南，久未归，其母典钗珥得银数两，给士畿徒步至山东、直隶，遍寻不见。沿途号泣……遇旧仆，引与父相见。父以功名未遂，坚不欲归，乡人感士畿之孝，群相敦劝、佽助，始允之。”[12]卷八婺源詹文锡“生数月，父远游不归。年十七，誓欲寻亲，历楚蜀，入滇南，终年不遇，哀号震天。……经济渡处，有往黔商船，附之，兀坐长吁。商疑问锡，告之故。商曰：‘汝吾子也。’相持哭，自是偕眷属归。”[13]卷28
    更有甚者，多年遍寻，毫无音讯，最终只能背回父亲遗骸。明代休宁孝子吴琨，父吴纲“负气好游，苦家贫，递出递归……又转贩豫章，隆庆丁卯，又转贩关中，多折阅，音耗断绝。琨酤酒养母，间往近地，刺取父踪迹。久之……走维扬，学为小贾，思旦暮遇父”[14]卷3，“后于四川开县山中觅得遗骸，负之归”[15]卷14。
    下面是一份立于咸丰年间的徽商遗嘱，可以看出父子多年天各一方，最终形同陌路。
    立遗嘱父示庆和、庆松二男捧读。予生不时，家事萧条，自幼贸易龙坪，勤俭居心，无分昼夜，艰难险阻，历已备常(尝)。后命运稍顺，赤手先后创开隆泰、隆兴店业。屈指有卅年矣。纵不能争光耀祖，亦不致让居人下。……二子虽已完婚……然因食指累人有不得已而离之者乎？今予年已六旬之外，陡于二月间染病卧床，延医不效，尤幸汝母时刻照应。缕(屡)信望尔兄弟来店以将生平要务面话，不期二子安然在家，违命罔闻，实属痛恨。第念宗祧事大，业裕后人，人生斯世，不过如此而已。兹则病危旦夕，是以持书遗嘱，犹冀二子仰体父志，同心协力以全店业，以光前人，则予虽死亦得瞑目矣。所存店业、田地、房屋，除将店内抽出九七钱贰佰串文，归完胡敦安亲长借项，再拨汝母递年在店用钱肆拾串文，又拔长孙祠前侧边田壹坵，计实租拾壹砠外，余请族亲恃予气存，以天、地二阄品搭均匀，嗣后照阄拈管，恪遵父训，不得竞争，如违则以不孝论，是为嘱[16]42。
    书立这份遗嘱的是一位外出三十余年的徽商，父子各居一方而隔阂颇深。父亲病重之际，屡次去信召唤两个儿子前来当面商谈分析家业，两个儿子却“安然在家，违命罔闻”。最后，“宗祧事大，业裕后人，人生斯世，不过如此”，父亲不得已而妥协。
    “商贾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饰骑连辔，织陆鳞川”[17]卷4，“不知稼穑之艰难，靡不斗鸡走狗，五雉六枭，捐佩外家，拥脂中精。乐则乐矣，忧亦随之，虽有江河，漏厄难奉。”[18]卷18徽商子弟游惰奢靡或误入歧途，与父子分离、家教疏忽不无关联。明末歙县“孙若文，父贾于外，少不更事，向佃户胡宗贤借粮。一则贪利，一则以为吾佃也，易与耳。盘算至十八两，私立契，竟卖与贤而不过税，贤亦不偿租……比文父玄龙归，而尽发其事”[19]卷9。此外，歙县“亡赖恶棍串党，置立药骰筹马局，诱人子弟倾家荡产，甚有沦为奸盗，而犯者比比。”[19]卷5
    夫妇离别明以前，徽之人“父子袒跣膝行”[20]卷二田中，共事稼穑；明代弘治年间“妇人纺绩，男子桑蓬”[21]卷5。正德末、嘉靖初以后，“出贾既多”[21]卷5，前述自然经济景象逐渐不复常见，田野山林，多是妇孺。言及夫妻离别，最为典型的事例堪称《歙事闲谭》中摘录的一首诗及其背景故事[22]卷12。诗云：“鸳鸯溪束凫雁鹄，柔荑惯绣双双逐。几度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莫爱珠多眼易枯。小时绣得合欢被，线断重缘结未解，珠累累，天涯归未归？”其诗背景：“乡邻某，娶妇，甫一月，即行贾，妇刺绣易食，以其余积，岁置一珠，用彩丝系焉，曰纪岁珠。夫归，妇殁已三载，启箧得珠，已积二十余颗矣。”其人其事之凄惨，堪称徽商妇独守空房、艰难度日之典型。
    俗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恶劣的生存环境促成了徽州人的经商传统。早在东晋，“(司马)晞未败时，�伝幔�娼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甚悲。”[22]卷26至明中期以后，出贾更为普遍，新婚之别也更为普遍。《初刻拍案惊奇》曾描述屯溪潘甲娶滴珠为妻，“成亲两月，潘父就发作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奈与妻滴珠说了，两个哭一个不住，说了一夜话，次日潘父就逼儿子出外去了。”[23]卷32在徽州，青年男子与新妇厮守而不知谋生，有悖风俗，所谓“男子冠婚后，积岁家食者，则亲友笑之”[24]江南十一。外出之后，“其数奇败折，宁终身漂泊死，羞归乡对人也”[24]江南十一，非有所成，不愿归家。
    妇姑不睦徽俗视经商为“第一等生业”，非远出不能谋利，仰仗女妇持家。妇姑之矛盾发生后，家庭内部乏人劝解，加上封建礼教对女性，尤其是身为晚辈的女性的束缚，婆媳不和，甚至生成命案而诉诸官府之事，在所难免。兹仅选取明末歙县知县傅岩对歙县之记载二例[19]卷9。
    事例一：“余万才子往山东，遗媳在家，与姑不合而缢，徽俗也”。“徐立功为妹索命”，却“意在分奁”，“败箧遗簪”，“尽归功所”。“万才虽在外，然不能训其妻，致御媳过严，稍儆”。在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徽商家庭，媳妇负气自缢，娘家人分得“败箧遗簪”，公公被县官“稍儆”，诉讼即告完结。
    事例二：“李添弟之妻，不得于姑，姑乘添弟远出，令媒王六嫂嫁于程九”。审案知县感叹：“此徽妇之恶肠辣手也！”例中，媳妇不为婆婆所接纳，丈夫又不在家，结果被婆婆做主改嫁，殊为徽商妇之中命运悲惨者。
    古有言：“商不亡于道，官终老于家，诚人生万幸。”[25]卷1夫妻分离，本就是家庭和美的不利因素，若丈夫因经商客死他乡，身后寡妻更是命运堪忧。明代歙县洪氏夫死之后，“预治茔，誓必同穴”，姑“欲嫁之，不听。乃阴纳富人聘，至期迫之。氏曰：当与夫别。造夫墓，恸哭而归。拜姑告辞，入室闭户，自经死”[26]卷114；歙县刘昌妾，名春香，“昌死，昌父欲嫁之。春香不从，自缢”[26]卷114；清代休宁程氏，夫死早寡，“翁与父母欲强嫁之，氏与父母同舟归，夜半推篷赴水死”[26]卷114。
    妇孺艰难度日徽州贫寒人家外出经商，往往尽数携带家中资财以为盘缠或本钱，“其在籍之人，强半贫无卓锥，往往有揭其敝衣残襦，暂质升合之米，以为晨炊计者，最为可怜。然巨典高门，锱铢弗屑，于是有短押小铺，专收此等穷人微物，或以银押或以酒米押，随质随赎。”[27]卷1“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脔，贫者盂饭盘蔬而已。城市日鬻仅数猪，乡村尤俭，羊惟大祭祀用之，鸡非祀先款客罕有食者，鹅鸭则无烹之者矣。”[22]卷26艰苦的日常生活中，徽州“女人犹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缝纫，黟祁之俗织木棉，同巷夜从相纺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28]卷2。除了纺织，徽州妇女“亦事耕锄，工校晴雨，辛勤所得，聊给饔飧”[12]卷1，“刀耕火种，妇子苦营”[22]卷21。采茶时节，老弱妇孺更是争分夺秒，集体劳动。
    更有甚者，辛勤劳动也时常难以维持生计之时，“场仅告涤，瓶已云空，冬月多掘蕨根以充食，至夏麦登，则……戴星负薪走市觅米，妇子忍饥以待”[13]卷3。
    二、人口外向流动对徽州社会的负面影响
    经商成败不同，贫富分化严重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徽州商人的营业范围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其中又以盐业经营最为突出，徽商巨富“多以此起家”[12]卷1，“而称富庶，歙为最”[29]卷5。歙县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博得乾隆皇帝由衷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30]园林类徽商巨富，可见一斑。经商有盈余的那部分徽商，出于对“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信奉，往往在家乡买山置田，因此，占有田土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田主的财力。栾成显在明代黄册研究中，发现“黄册中所载这些在外生长而回乡者，多系商人身份……乃是因在外经商赚了钱，回乡‘置产’，即购买土地，而立户当差的”[31]238。且这些人户的土地购买总量相当可观，如万历天启年间，“富甲一县”的富商吴养春一家即占有黄山山地二千四百亩。
    然而，即使在最为富庶的歙县，“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18]卷16，能够赢利并大量置买田土的毕竟是少数。更何况在土地资源短缺的徽州山区，有买便有卖，而卖出土地的原因基本出于穷困，“或因‘里役缺银’，‘甲首正差无措’，‘钱粮紧急’；或因‘衣食不给’，‘缺谷食用’，‘日食难度’；或因‘葬父’、‘葬母’、‘出嫁’、‘娶亲’、‘病重’等急用；以及‘欠债’、‘年荒缺用’等等”[31]239。贫户无奈出卖仅有产业，商人大量购入而成为地主，高下失均之势立现。明末这种趋势更甚，“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32]卷32。
    社会风气变异，奢惰之风盛行“徽之为郡在山谷崎岖之中”[5]卷32，“芬华未染”[21]卷5。然而随着宏观社会环境和内部微观环境的共变，徽州社会风气堪比四时之节气，亦循序渐变，而追逐金钱与奢侈享受成为徽州本土社会风气渐变的重要因素，正所谓“礼仪不如文章，文章不如爵位，爵位不如金钱”[33]贞改·迂谈。万历《歙志》对徽州社会风气变迁之描述堪称典型：
    (弘治)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贸易纷纷，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矣。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迄今三十余年，则夐异矣。……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21]卷5。
    徽州社会风气变异，地痞无赖之流便有了滋生的土壤[34]，“游惰之子、刚愎之徒”[22]卷21日多，“打行、赌博、奸淫、教唆之风日炽”[18]卷5。乾隆年间内阁学士凌如焕有言：“人所最难布置者，游惰之民耳，幼不习诗书，长不勤手足。不习诗书则不明理法，不动手足则不免饥寒。当其游惰之时，尚未至有杀人为盗之事，而赌博出其中，顽童娼妓出其中，命盗之基，实由于此。”[35]卷23
    贾售虚名，名腴而实瘠史料载，“予邑(歙县)编氓贾居十九，其巨者高轩驷马，俨然搢绅；次亦沃土自豪，雄资足瞻，自谓无求于人；最次亦逐什一，征贵贱，饱暖其妻孥，而优游以卒岁。”[36]徽州地区本身是一处贫瘠之地，普通农家远未脱离穷困，即使“中人之家，不惮老稚男妇，毕力胼胝，尽瘁三时，获仅为平野之半”[10]卷1；富裕者仅是以徽商为代表的经营成功者，此所谓“贾善奇赢，农工纤俭，习事粝粢之食，藜藿之羹”[12]卷1。徽州“名腴而实瘠，生齿日繁，生计日隘，细民勤其职业，为力最劳，为享最薄”[4]卷1，一般家庭“在外者苦挣，在家者勤俭，叫他吃着，尚且惜费”[19]卷5。康熙《徽州府志》的一段描述极有借鉴意义，赘录于下：
    (徽)贾之名擅海内。然其家居也，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癛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其啬日日以甚，不及姑苏之间诸郡……而反以富名，由为贾者在外售虚名云(原注：徽人居于维扬、苏松者未尝贫，但其生平不一至故乡，而居徽地者反受富名之累，不惟贫民，并官于此土者，亦且累于地方之虚名。留心民瘼者，尚其念之。)当其出也，治装一月，三十里之外即设形容，器新服，饰冠剑，连车骑，若是者将以媒贷高赀，甚至契领官货。诸见者落落就目，徽多富贾，不知既也不能偿责，坐是蒙罪戾者比比皆是。汪京兆循曰：“徽之贾售虚名而受实祸。”其信然哉。[28]卷2
    “居外者奢，而处内者俭”[19]卷8的实际生活状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某些徽商进行奢侈性消费实为“贾竖子”[18]卷67自卑心理作祟而做出的装点门面之举。
    况且，“徽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27]卷1，“居于维扬、苏松者未尝贫，但其生平不一至故乡”，“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故而造成“本州如洗”[37]卷61、“名腴而实瘠”[10]卷1的事实。
    三、结语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把明朝称为“一个暮气日增的时代”[38]719，在西方世界开始文艺复兴，在自由与开拓之路上跨步前进之时，“中国人仍被酱在大黑暗时代”[38]740，“中国社会的停滞性质已经形成”[38]719，“开始遥远的落在欧洲之后”[38]740，而且直到“十八世纪之前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和结构上，变化很少”[38]879。徽商兴盛于明代中叶以后，于清末渐趋衰落，即所谓“明末徽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遂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28]卷2。清政府对盐法的改革、外来商品的竞争、新兴的闽、粤、浙等商帮的冲击以及咸同兵燹的破坏等因素，都将徽州商帮推向衰落的境地。这也是徽商作为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而未能适应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结果。
    尽管徽商创造的巨额财富曾部分回流到徽州本土，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但辗转于全国各地的一支庞大的商人队伍，必然也造就了徽州本土另一支庞大的队伍——那就是众多残缺的商人家庭。这虽与当今的农村留守家庭问题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乏相似之处。但凡有点能力的男子都踏上旅途，留给徽州大地的是无数双盼归的眼睛，这已经成为当时徽州许多社会问题的诱发根源之一。“妇持家政，以男仆入室为嫌疑”[27]卷12，徽州妇女一方面勤俭、贞洁，另一方面又“同性相残”，有虐婢、虐媳等悍习。明代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新安人“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说“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徽商常年在外，家外有家，实为常见。清代婺源金起凤“父正室俞氏在婺，又有付(副)室周氏在维扬，归婺后，犹往来于两地”[3]223，像这样“两头做大”的状况也许正是徽州妇女“悍妇”、“妒妇”品质的催化剂。“美姝世不一遇，而妒妇比屋可封……江南则新安为甚”[6]卷8，只不过，在封建伦理纲常的掩盖和徽州宗族社会的维系下，“女妇之德，惟贞即可”[39]凡例，对于为外界所惊异的徽州妇女之“悍”、之“烈”，徽州人已经见惯不怪了。
    与徽州的人口外流相反，淮扬、苏松、杭湖等地因城镇经济的发展而吸纳了全国大量工商业人口，徽州商人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28]卷2部分徽商已经从居无定处的流动人口转化为定居外地的移民。有学者通过对明清徽商与东南城镇二者之兴衰关系的考察，发现“徽商势力的兴起与东南城镇经济的发展演变在时间上是同步的”[40]。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实是：“无徽不成镇”，徽商和经济发达地区相互成就了对方。与此同时，反观徽州本土的状况，“高额的农民负担、大量货币和实物的外移，自大大的影响于徽州地方的人民而成为一种威胁。”[41]50更有甚者，“随着徽商财富和资本的不断积累，江南工商业繁荣市镇的游手好闲之徒一如蚊蝇吮血般地尾随徽商，乘船溯新安江而上，来到徽商故里徽州本土，成为所谓‘流棍’，并与当地所谓‘土棍’共同使明中叶以后徽州的地痞无赖势力猖獗起来。”[42]283
    在商业空前繁荣的明代后期，“巨额商人资本遭逢这样的坎坷：它促进士商渗透，提高商人地位，却不利于商人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刺激城市消费生活的提高，贻害商业受到当权者的掠夺；冲击礼制、侵蚀伦理道德，引发咒金思潮；它对自然经济有分解作用，但加固的趋势更为顽强。”[43]48在传统观念、地理区位以及经营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下，在传统中国现代性萌生不足、走向末路的背景下，徽商的衰落几乎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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