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模式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然和国际环境分不开，那么也自然对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就是对外的开放，“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怀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此的关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
    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会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
    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付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到了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等。
    不同角度看“中国模式”
    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忧虑和猜疑背后有其种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光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那么就会过于狭隘。
    不管中国现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发生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无论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其意义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近年来所争论的“中国模式”上。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
    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前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前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
    尽管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但已经没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其模式的传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其自己的模式。
    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只有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和生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的意义。
    中国模式不否认民主人权
    中国模式不仅是对已经证明了失败的前苏联模式的否定，而且也并非是西方模式的延伸。在经济上中国走的是混合式经济道路。既否定了前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绝端私有化模式。
    混合式经济整合了各方面的动力机制，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没有由混合式模式带来的经济财富，中国也不可能进行庞大的社会改革。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中国的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在监管方面仍然薄弱)，但总的趋势已定。
    在政治方面，中国似乎处于弱势。中国仍然面临西方的很多指责，尤其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在这方面中国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有关。
    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这样看，因为西方式的民主人权并没有使得那里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而且所谓的民主政治经常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政治腐败和社会乱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也并不否认民主人权。中国模式强调的是各种权利获得的阶段性。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到了经济社会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政治权力才有基础。
    或者说，民主政治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人民所获得的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要比那些简单照搬西方式民主(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要多得多。正因为这样，中国模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各国须根据自己情况来参照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的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也是因为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
    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对西方的相关性并非危言耸听。中国的改革是在国际环境下发生的，就是说中国的经验是世界发展经验的内在一部分。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改革的，而是在开放环境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习了很多的经验，不仅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学，而且也向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家学。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成功是一些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就是说，中国模式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具有国际性表明中国的发展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都具有参照意义;而中国性则表明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照中国模式。这也就是说，中国不可把自己的模式总结成为像“华盛顿共识”那样的东西往外推广。
    如果想象中的“北京共识”取代了“华盛顿共识”，那不可能是一些人所希望的中国软力量，而是一笔巨大的负资产，正如喧嚣一时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负资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