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经济学只有三个公理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近二十四岁，我进入洛杉矶加大读本科。十年多一点后，三十四岁，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经济系擢升我为正教授。不是我要求的，只是一位老教授提出，其他的正教授一致赞同。三十四岁作为正教授比其他能擢升到这位置的年轻了五、六载。进入本科时是超龄五、六载，加起来，我是节省了十年时间。这使一些人认为我有什么超凡本领。其实没有。
    本领不超凡，但际遇不凡。虽然读中小学时我屡试屡败，但生活的经历让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远超当年在美国的同学与同事。二战期间我在广西挨饥抵饿，天天在荒山野岭跑，八岁时对中国农民的操作有深入的体会，后来写《佃农理论》的第八章，广西的农植画面一幅一幅地在脑中浮现，让我解通了写论文时找到的亚洲农业数据。没有那逃难与饥荒的经历，《佃农理论》不可能写出来。数字归数字，实情归实情，二者皆有掌握才可以相得益彰。
    饥荒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贫苦人家的生活与情怀是怎么一回事，我也知道。二战后在佛山念小学，也是穿不暖吃不饱，同学们的家境如何时有所闻。跟着回到香港，虽然读书不成，但在街头巷尾到处跑，孩子的玩意无所不精，而一九五三年开始没有学校收容，我到父亲的商店工作了几年，也在工厂实习过。这些经历其实是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历程。让我解释是怎么一回事吧。
    公理性的实证科学可作事前推断
    经济学是一门有公理性（axiomatic）的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但在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举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为例，因为不是公理性，历史学者只能在事后作解释，不能在事前作推断。我很佩服史学家的学问，在他们那里学得很多，但史实的发生他们不能在事前肯定地推断。举个例子吧。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路，是事前推断，肯定的，因为我用上的经济分析是公理性。换言之，因为是公理性，经济科学的事前推断与事后解释是同一回事——好比牛顿说苹果离开了树枝会掉到地上去，事前推断与事后解释是同一回事。牛顿的物理学是公理性。当然，这种科学要有肯定地错的可能才有可为，因为验证假说是求错但希望不错。
    最简单地看，经济科学只有三个公理。一是需求定律，二是成本概念，三是竞争含意。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提出的钞票例子今天在西方成了名。一纸百元钞票在人行路上会失踪，经济学的推断万无一失。这个现象在所有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可以在事前推断或在事后解释。考虑如下三点吧。一、需求定律说，如果没有公安在场，该钞票失踪的机会较大，因为行人拾取的价下降。二、如果一个男子有佳人之约，急不及待，他拾取该钞票的意图下降，因为机会成本是上升了。三、如果路上行人较多，该钞票出现争夺的情况会上升——这是竞争的含意。
    上述的三项公理基础，骤眼看是小题大做，但经济学的公理基础就是那么多——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的理论基础也只是那么多。这里要注意，牵涉到生产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与消费的需求定律是同一回事。因此，简化到尽头，五十年来我写下的无数的中英二语的推断或解释的经济学文章，来来去去不过是用上述的三个简单公理作为基础，只是我要花几十年的心血才能一般性地作出上述的理论简化。
    以真实世界作为实验室重要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公理性的科学一定要有实验室的操作支持才可以有成就。所有自然科学皆属公理性，从事者一律要不断地在实验室操作才能学有所成。经济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因此，原则上，从事经济解释或推断的人应该天天在真实世界跑。在进入加大读本科之前我就不断地这样做，而获博士后也不断地到处跑，到处观察。这解释了虽然我要到二十四岁才进入本科读经济，但事实上我是带技拜师，先走了一步。是的，只要能多记街头巷尾的经济现象，经济学是可以先在实验室操作然后才学理论的。自然科学则要二者一起学。
    若干年前，我的两位朋友（Vernon Smith与Charles Plott）提出了“行为经济学”，仿效自然科学那样创立实验室，用上“代币”等工具，后来其中一个获诺奖。他们用上的方法我没有跟进，但世界永远是那么复杂，简化的自制实验室不代表着真实世界，不会有大作为吧。我们知道，生物或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复杂无比，经济科学的人造实验室一定要大手简化。然而，世界永远是那么复杂，实验室就在那里，观察很多我们才会知道怎样简化才对。
    我建议读者找机会细读当年我写下的《佃农理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姑且不论，读者会知道该作不可能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天才写出来的。费雪（Irving Fisher）、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的博士论文无疑是天才之作，是纯理论，可以不知世事。我的《佃农理论》算不上是天才之作，但不知世事不可能写出来。
    求学际遇不能更好
    从一九五九的秋天进入洛杉矶加大读本科到一九六五的秋天转到长滩任教职那六个年头，是我平生学得最多最快的时期了。超龄那么多，当然知道那是争取学问的最后机会。本科时教我最多的是阿伦（William Allen）与史高维尔（Warren Scoville），六一年进入研究院后教我最多的是鲍特文（Robert Baldwin）、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布鲁纳（Karl Brunner）与阿尔钦（Armen Alchian）。当年这六君子在国际学术上的名气不大，今天网上的资料说他们一律是名家。
    一九六七年到了那大名鼎鼎而又如日方中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我才知道，因为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再不教价格理论，那里的授课实力比不上洛杉矶加大。可惜后者的经济系一九六四年开始转弱，源于该年鲍特文与布鲁纳离开该校，转到其他大学去了。
    不少朋友同意我的看法：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美国大学教育的黄金时期。二战后的美国如日方中，到处欣欣向荣。可惜到了七十年代，学生从反越战伸延到反权威、反教授，从而导致算文章多少及论学报高下等无聊玩意。这不幸发展可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我受到师友的维护。尤其七十年代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系主任诺斯（Douglass North）给我的维护与巴泽尔（Yoram Barzel）等同事的协助，使我在思想发展上有天之骄子之感。
    想当年，进入了加大读经济系本科，不是希望成为什么学者，而是要对一九五四年谢世的父亲有一个交代。教欧洲经济史的史高维尔鼓励我尝试研究院，要跟随阿尔钦。他认为在学问上我有机会走得远。当时我意识到，史老师关心我在学问上的发展，所以他怎样建议我就怎样做。
    攻博士因为要等阿尔钦
    一九六一年我进入了研究院，本想拿个硕士就鸣金收兵，回港侍奉母亲。但阿尔钦当时造访史丹福，所以在重要的研究院的经济理论的课程上，我选修鲍特文教的。此师来自哈佛，在哈佛教过。他主要是教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希克斯（John Hicks）、鲁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与萨缪尔森这四位的论著。他教得有系统而又清晰。他的教法是把读物中的困难章节，自己先消化然后反吐出来给学生听。我学得用心——鲍师说我是他教过的最好学生。
    一九六二年获硕士，本来不打算读博士，但阿尔钦还要多留一年在史丹福，为了要听他的课我就转攻博士了。等待阿尔钦，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我集中在旁听赫舒拉发的课。他主要是教费雪与弗里德曼的作品。旁听，因为选修过的不能再修。旁听不算学分，但学分这回事，当时的同学与老师没有谁管。我在赫师课堂上百无禁忌的提问与响应是同学之间的热闹话题。大家知道是赫师鼓励我那样做。赫师没有对我说我是他教过的最好学生，只是几年后他写到西雅图给诺斯支持我升为正教授的信中，把我与费雪相比！
    当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经济学博士需要考四个范围的笔试才可以写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论。选修的科目一律成绩好，一九六二年底我有信心通过这些笔试。但因为等待阿尔钦回校，要旁听他的课然后考他的理论试题，我把该四项笔试推迟两年，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才考。这推迟是我在求学上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我终于等到阿尔钦回校，当然赶着去旁听他的课。一听之下，吓得魂飞魄散，因为我完全听不懂阿师是在说什么。阿师不提供读物表，不管学生读不读或读什么，只是在课堂上行来行去，自言自语。同学们说懂，我却认为不懂。要不是在听阿师之前我选修的各科皆名列前茅，我会对自己失望。我合计旁听了阿师六个学期（旁听赫师也如是），就是一九六五年的秋天转到长滩任教职后，也按时驾车回校听阿尔钦的课。我要听到阿师讲课的第三个学期，才清楚他是在说什么。听得懂我如中电击，因为意识到有朝一日我有机会达到他的水平。以教授之职为生计的意图是从那时开始的。
    布鲁纳是伟大学者
    在加大研究院中我还有一位老师不可不提。那是布鲁纳。布老师当年不喜欢我，不认为我是可造之材，只是七十年代初期我在西雅图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读到我发表的文章，大赞一番。后来在旧金山的一次集会中，我作主讲，赫然见布老坐在大讲堂的前排，正对着我，让我高兴得差点忘记了讲辞。讲话后他和太太趋前跟我握手。他太太说：“当年你为我们拍摄的人像照片我们还好好地保存着。”布老师说：“史提芬，你是个经济学家了！”我回答：“老师，我很用功呀！”
    布鲁纳是个伟大的经济学者，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不同意，可惜今天网上提供的关于他的数据是远远地低估了他。布老师对推理逻辑的严谨要求是我平生仅见。我在一篇英语文章中提到他的伟大，这里再说，是希望后学的中国青年能多注意这个人。
    同学们的吵闹有大助
    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研究院，我有五六位同学都是上上之选。赫舒拉发曾经说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优质学生聚在一起。他在哈佛与芝加哥教过，应该作得准吧。我们天天聚在一起，吵吵闹闹，都是学术上的话题，尤其是在科学方法这个话题上。当年因为弗里德曼在一九五三年发表了他有名的关于经济科学方法的文章，行内时有吵闹。在这话题上当年加大的同学远远地走在前头，有四个原因。其一是阿尔钦一九五〇年发表了那篇今天看将会历久传世的关于自然淘汰的文章。该文启发了弗里德曼之作，但远为优于弗老的。其二是我们几位同学喜欢讨论验证假说这个话题，认为这是经济学的趣味所在。其三是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这位世界首屈一指的逻辑大师在校内的哲学系教本科的逻辑，其中科学的验证方法是个主题，同学们去旁听，听后当然继续讨论了。
    其四，可能最重要的，是布鲁纳的存在。他也去旁听卡尔纳普的课，但知得比我和其他同学多。后来我在自己的文章用上的逻辑严谨，是受到布老师的影响了。更重要的是一次课后我向布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他简单回答了几句，对我有深远的影响。
    费雪之见优于凯恩斯
    当时我问，凯恩斯学派的储蓄与投资相等这个均衡点是搞什么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布老师回答：“不要管事前或事后之说，也不要管意图不意图。看得到的投资与储蓄永远相等，但看不到的，不是真有其物的，只能在均衡点上相等，正如在市场上，看得到的购买量与销售量永远相等，但看不到的需求量与供应量皆意图之物，只能在均衡点上相等。”布老师这几句话使我意识到，经济学的均衡点不是真有其物。当时我正在猛攻费雪的《利息理论》，他的投资与储蓄怎样看也是同一回事，二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费雪与凯恩斯不可能二者皆对。后来我取费雪而放弃凯恩斯，但指出有些投资——例如购买古书画——不事产出，对工业的就业没有帮助。这样看，凯恩斯学派的基础错得严重。
    是的，有时老师随意地说一句，我会想几年。可惜我没有机会对布老师说我终于认为费雪胜凯恩斯。我曾经问布老师：“费雪的《利息理论》你认为怎样？”他回答：“那是一本很好的书呀！”为此我再回头反复重读费雪，意识到在基础上凯恩斯学派错在哪里。
    （文章来源：凤凰财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