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我经济学生涯的恨和悔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传承、创新与发展大会”于2015年10月11日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系1952级校友吴敬琏出席并代表校友登台致辞。
    吴敬琏在致辞中坦言，自己在从事经济学生涯中有很多悔和恨，“我的经济学理念可是出了大的错误的”，但只要积极对待这些错误的教训和失败的经验就能够找到力量往前走。吴敬琏告诫青年学者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走了很多弯路，但是不能保证诸位就不走弯路”。
    以下为致辞实录：
    吴敬琏：非常高兴回到母校，参加经济学院复建30周年的庆典，使我可以重温当年学习的岁月，感谢老师们、缅怀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育。
    我想说两点。
    第一，我对四个字，还是有点不太认同，就是“无怨无悔”。我觉得自己的经济学生涯还是有很多怨和悔的，而记住这些教训，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比如，我在这里学习，当然得到了很多教义，但是我的经济学理念可是出了大的错误的。
    1983年，有一个出版社让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写“我的经济观”，当时我总结，我出校门时的经济观是什么？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这本书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但当时编辑一看小标题，说你这句话不能有，因为这个时候苏联已经日落西山了，我们正在讨论如何走出穷苦，但这不是什么坏事，这个悔，只要你积极地去对待它，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是可以成为我们前进动力的。
    当时我们国家为什么能够上下一心决定改革开放呢？是因为文革带来了大灾难，为什么我们能够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往前走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苏联模式是不好的模式，而且我们对这种模式造成的结果是感同身受的。
    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有些时候不断会出现关于中国将要去向何处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要学习新的东西，用新的技术、武器去解答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从悔恨中找到力量往前走。
    当然了，现在是纪念我们的30年。现在的同学们和我们当年所处的学习环境不一样了，要顺利得多，但是也不能说就没有问题、没有疑问、没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了。哪怕在今天，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基本的方向应该是明确的，但我们仍然会碰到许多疑难的问题，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要有更新的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去加以解答。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回顾过去，回顾过去我们所走过的弯路，现在的同学们当然比我们要好，我说过，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走了很多弯路，但是不能保证诸位就不走弯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提一个修正的意见，我们有一个很鼓舞人心的口号——希望创建经济学的复旦学派。这是一个辉煌远大的目标，但是怎么达到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先培育复旦的经济学人，因为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人，一个学派的建立正好是一些有杰出贡献的人出自这个组织，或者出自这个学校，所以首先是人。
    用学校命名的学派，早一点有剑桥学派，现在大概比较有名的就是芝加哥学派了，但是你看芝加哥大学出来的人，里面不同意芝加哥学派的人有的是，他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我们熟悉的中国经济学家里面就有从芝加哥大学出来的，是不是都同意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想呢？很明显不是的。
    有一些很重要的经济院校，但是没有叫学派的，比如全世界最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但他们没有出一个伦敦政治经济学派，而且奥地利学派的大师哈耶克也是在那里教书的，所以很难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派到底是哪一类呢？
    从美国来说，大家公认过去的主流经济学，最集中的出自MIT，你在楼里一走，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办公室是一排排的，很多，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MIT学派呢？因为原来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源流下的主流经济学杰出代表不只是在MIT，所以就不能MIT学派了。
    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要能够涌现出一些复旦学人，具有复旦理想的、具有复旦风格的经济学人，如果碰巧某个流派更多的是集中在复旦，也许就有复旦学派了，我们怎么做呢？我想还是营造好的环境，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因为人才和学派是不可设计的，我不能先设计这么一个学派，他的基本理念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这个环境是什么？我还是重复昨天说的话，校歌里说的话，就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教罗网无羁绊，有了这个氛围，人才就可以脱颖而出，就有复旦学人，有可能出现复旦学派。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批评。
    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