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人类为什么会选择自我毁灭的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制度》研讨会发言稿

    一、民主扼杀了经济增长
    2010年7月8日，我和家人从北京飞往罗马，打算再转火车前往意大利北部美丽小镇西耶那，参加蒙代尔教授着名的国际货币圆桌会议。傍晚7:30飞机抵达罗马，一出海关就快速奔向火车站，却被告知自当晚9点开始，意大利全境火车罢工24小时，所有公共汽车同时罢工。无奈之下，只好坐高价出租车（350欧元）深夜赶往西耶那。6天后的7月14日，我们又从欧洲飞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参加科斯教授和王宁博士主持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研讨班。漫步在芝大校园，却发现好些路段乱七八糟，凸凹不平，显然是整修工程尚未完成。我忍不住问研讨班秘书小姐怎么回事。她反问我：“你不知道吗？芝加哥全市建筑工人罢工两个月。现在才过去20来天啊。我真的搞不明白，他们每天工资比我高那么多，还要经常罢工！”
    是的，秘书小姐没有搞明白的事情，经济学家们也不一定搞得明白。可不是吗？今天全球经济乱象丛生，举世都在辩论如何恢复经济增长，提振经济活力，却苦于找不到良策，注意力竟然都集中滥发货币和操纵汇率上，连量化宽松和竞争性贬值这样的怪招都派上了用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还宣称那是现代中央银行的伟大创新，呼吁全世界中央银行家都要有创新的胆魄和勇气。
    然而，意大利和芝加哥的罢工故事，虽然只是冰山之一角，却恰好深刻揭示了发达国家经济制度的基本问题，让我愈发相信一个并不十分愉快的结论：那就是民主制度扼杀了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许多人可能对这个结论相当吃惊，甚至反感。其实，它不过是人类经济制度演变一般规律的推论而已。人类经济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是：任何制度安排最终都要走向它的反面。研究货币制度演变历史的大师级学者，都曾经发现或感受到这个真理。譬如欧元之父蒙代尔、法国政治家和银行家李斯特就说，是民主制度扼杀了金本位制。我将他们的高超见解推演一下，说民主制度扼杀了经济增长。
    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充分就业成为政府最高目标、最低工资和高福利成为法律制度、工会和压力团体勃然兴起，成为社会主流和权势阶级。西方经济学的政策辩论风起云涌，热闹非凡，说到底无非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三大支柱或三大目标完全是自相矛盾。最简单的供求价格机制分析就可以告诉我们：最低工资、高福利、工会和压力团体，本身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极大扭曲或价格机制的消亡，怎么可能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呢？1960-70年代，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完全围绕所谓菲利普斯曲线展开，现在大体成为一个笑话了。发达国家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价格机制越来越僵化，就开始大肆扩张货币，希望用通胀来实现充分就业。前不久，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得建议美国和发达国家将通胀控制目标提高为4%，中国的厉以宁和吴敬琏先生最近也发出类似的呼声，背后的理论似乎还是脱不了那个菲利普斯曲线的阴魂。
    1970年代以来，美国首先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持续增发货币，大搞通货膨胀政策，资产价格泡沫一浪高过一浪，金融危机频繁爆发。须知1970年代以来全球基础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从380亿美元激增到接近9万亿美元，增速超过200倍，而真实经济增长不过5倍。要不是1980年代之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世界竞争，为全球提供廉价产品，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至少是今天的数倍。即使如此，蒙代尔、卢卡斯、麦金龙、甚至包括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在内都承认，19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和全球的平均通货膨胀超过以往一切世纪的总和。货币的泛滥导致信用的泛滥，信用的泛滥导致高杠杆经营的泛滥，货币泡沫、信用泡沫、资产价格泡沫越吹越大，势不可挡，终于酿成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可悲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竟然还是希望再次用货币泡沫来刺激真实经济复苏。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陷入了三个两难困境。第一个困境是财政政策困境。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那么高，一方面必须削减赤字和降低债务规模，另一方面却还要依靠赤字开支和增发债务来刺激经济。怎么才能够两全其美？看来还没有找到出路。美国政府自己的预测，到2020年，公开债务规模肯定超过GDP100%。欧洲和日本好些国家早就超过100%了。从私人到政府全部都是高杠杆、高负债、寅吃卯粮，这样的经济制度怎么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呢？
    第二个基本困境是货币政策困境。全球货币已经那么多，美国银行体系超额储备早就超过1万亿美元，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早就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发达国家却还要继续长期维持低利率，还要大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道基本的货币数量理论真的完全错了？难道大家真的都要象伯南克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所宣称的那样：中央银行可以不顾一切大胆创新？
    第三个基本困境是汇率政策困境。“汇率战”、“货币战”甚嚣尘上，汇率操纵愈演愈烈，汇率走势完全脱离经济基本面。问题是：如果大家都希望利用汇率贬值来短期刺激出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每个国家都达到汇率贬值的目标呢？一方面高喊要恢复国际贸易和出口，要稳定世界经济环境，要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要避免国际投机资金冲击和汇率危机，一方面却大肆鼓吹汇率浮动和竞争性相互贬值。难道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完全失效了？奇哉怪也！
    三大政策困境源自经济制度安排。民主制度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成为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杀手。当然，我绝没有反对民主的意思。然而，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如何才能促进持久的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僵化的最低工资和福利、工会和压力团体、既得利益集团，所有这些难道是民主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吗？如果不是，它们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是什么关系？目前在中国，许多人正在积极倡导最低工资和工会制度，他们相信那是民主制度和民主权利的核心。有鉴于此，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显得尤为迫切。
    加或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有数之不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没有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
    二、《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一般性贡献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我们寻找上述问题答案的灵感之源。2005年，我将自己研读张五常经济学的体会整理成书，出版《张五常经济学》，认为张五常开辟了独特的制度经济学发展之路，那就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制度的安排和转变。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合约角度看佃农制度，代表作当然是《佃农理论》。第二个阶段是从合约的角度看一般性的价格机制，代表作是《价格管制理论》。第三个阶段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公司，代表作是《公司的合约本质》。第四个阶段则是从合约的角度看国家，代表作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会的主题：《中国的经济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制度》最主要的发现是“地区竞争”，最主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该书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大家对这些内容非常熟悉，用不着我来重复。不过，我以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张教授其他着作里，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话题被大家忽视了，那就是合约的选择，哪怕是完全自由的选择，也不能保证制度朝着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合约的自由选择只是良好制度安排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以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是制度转变的正确含义”。张五常说的很透彻。然而，张五常接着说：“很不幸，制度的转变或合约安排的转变，不一定是朝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亚当斯密认为土地使用安排的转变是朝改进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对。灾难性的安排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多次了。有时我想，人类可能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毁灭自己。在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下，人类自取灭亡的理论难以构想，虽然我尝试过好几次。”
    每当我阅读这一段的时候，我都有一种仿佛触电的感觉！我觉得，新制度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解释人类经济制度为什么会朝向交易费用增加或自我毁灭的方向走。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今天人类的许多经济制度安排，包括前面提到的最低工资和福利制度、工会和利益集团、浮动汇率和毫无约束的货币制度，等等，都是大幅度增加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或不确定性或风险。即使我们不从租值增 加或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有数之不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没有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
    三、任何制度安排必定要走向它的反面
    如果我们从大历史角度和全球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演变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重大甚至惊人的现象：任何制度安排最终都必定走向它的反面。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都高度注意此一重大事实，都希望找到能够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可是永远也没有找到。
    且让我举出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是西方世界研究国家文明和制度兴衰最有名的着作之一。作者爱德华。吉朋（1737—1793）曾经这样描述他撰写巨着的动机和灵感：“我踏上罗马广场的废墟，走过每一块值得怀念的地方—罗莫洛站立过的、西塞罗演讲过的、凯撒倒下去的。这些景象顷刻间都来到眼前。1764年10月15日，当我坐在卡皮托山岗废墟之中沉思冥想之时，赤足的托钵僧人正在朱庇特神庙中歌唱晚祷辞，撰写一部这个城市衰亡历史的念头第一次涌上我的心头。”还有一次，吉朋对着罗马古城废墟，回响着罗马帝国往日的辉煌，发出深深的感叹：“好景总是不久长！”好景为什么总是不长久呢？好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总是昙花一现呢？
    第二个例子是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着名对话，他们探讨了国家兴衰循环之谜。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６０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却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毛泽东对他心目中的民主新路，却是语焉不详，他自己后来的探索，与其说是成功，倒不如说是完全失败。
    当然，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或制度转变还有一个着名的规律，那就是历史学家黄宗羲总结出来的“黄宗羲定律”：一个起初非常良性的制度安排，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彻底葬送自己！
    四、制度经济学研究需要崭新思维
    或许这是一个令人困惑或灰心丧气的主题，或许朋友们认为上述问题超越了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的范围。不过，我多年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演变历史所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教训是，假若不采取一般均衡和动态演化的思维，就不可能理解一项制度的演变。我这里所说的一般均衡和动态演化思维，就是考察制度的转变，必须要将文化、思想、宗教、价值观、信念、精神、必然性和偶然性、挑战和机遇等许多因素包含进来，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可能根本就无法推测制度的演变，至少无法全面推测制度的演变。事实上，这也正是张五常一贯倡导的思维，因为他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制度费用，其内涵比通常所说的交易费用要深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