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十三五”应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十三五”正处在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节点。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关键是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建议“十三五”把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从15%提高到30%～40%。
    ■“明大势、看大局”，把握好“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需要客观认识和分析“三大关系”：一是短期和中期的关系，2020年是我国转型发展的一个坎；二是速度与结构的关系。稳增长依赖于转方式、调结构的突破；三是政策与体制的关系。转方式、调结构难以破题的背后是体制因素。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某些政策“刺激”是现实的，问题在于，破解从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的结构性矛盾，需要以更大的魄力啃下结构性改革这块“硬骨头”。
    近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对“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时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明大势、看大局，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基本走势”。“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明大势、看大局”至关重要。总的判断是：“十三五”正处在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节点。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关键是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制定“十三五”规划
    重在把握走向服务业主导的基本走势
    从国际经验看，由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一个国家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一个国家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2015-2020年是我国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6年,能否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势作出正确的选择，不仅关系到短期内的稳增长，而且对实现中长期的公平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1、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转型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我国已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未来几年，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趋势，加快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工业产业升级，将决定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从现实情况看，“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以研发、设计、金融、物流、营销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只有15%左右；相比之下，作为先进制造业强国，德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45%～50%。建议：“十三五”要把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从15%提高到30%～40%。
    “十三五”，我国进入“互联网+”的新时代。走向“中国智造”，主要取决于“十三五”能不能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不能以智能化为重点实现制造业的重大变革，以推动制造业的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到2020年初步完成从“工业2.0”向“工业3.0”的升级，并奠定“工业4.0”的重要基础。就是说，工业转型升级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性全面增强。例如：
    ——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性增强。 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发展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工业化发展初期，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并不大，这一时期投资的规模与水平决定经济增长的规模与水平。在这个阶段，有多大投资就有多大增长是一个突出特点。进入工业化中期，尤其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制造业变革对互联网发展的依赖性增强。“互联网+”时代，“服务型”既是现代制造业的突出特点，又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优势。
    ——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对服务型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增强。在“互联网+”时代，企业产品创新很重要，但是核心取决于商业模式的转换。从现实情况来看，只有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商业模式变革的企业才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2、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的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城镇化红利”仍是“十三五”扩大内需的突出优势。我国正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十三五”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60%以上。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54.77%，估计未来几年仍会以年均1～1.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达到60%左右。从人口城镇化看，2012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2%左右，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十三五”时期加快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意味着有近4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性突破。这将为现代服务业带来巨大市场空间。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人口城镇化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
    3、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大趋势。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40%，预计到2020年占比将提高到45%以上，一些发达地区甚至可能达到50%以上。服务型消费的快速增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空间，预计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2014年的30.7万亿元扩张到2020年的45～50万亿元。
    “十三五”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重在加快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以消费引领创新、以创新引领供给，在扭转投资与消费失衡格局的同时，为我国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提供内生动力。尽管这一问题经济学界仍有争论，但是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一个大趋势，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化、全球化也是一个大趋势。没有现代服务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工业。发展服务业不是不要工业，而恰恰要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下通过发展以研发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带动新型工业的发展。
    把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作为“十三五”规划的约束性目标
    从工业转型升级、城镇化转型升级、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看，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十三五”如果能够顺势而为，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继续坚持工业主导、投资主导，不仅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还会助长日益严峻的投资消费失衡和全面的产能过剩，加剧经济领域的矛盾和风险，并给中长期的发展埋下重大隐患。对此，我们应当有客观、清醒的估计。
    1、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矛盾仍然突出。尽管服务业在过去几年发展较快，但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相比，现代服务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尤其是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成为突出矛盾。
    （1）服务业滞后带来结构失衡的矛盾。2015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51.6%，但与发展水平相近的金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2013年，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服务业占比分别为69.3%、60.3%和57%。服务业相对滞后，服务供给短缺，导致“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不断凸显，客观上加剧了投资消费失衡。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7.7%，投资率高达46.1%；
    （2）服务业市场开放严重滞后。过去36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工业开放，服务业虽然也在放宽市场准入，但某些行政垄断尚未打破。社会资本很难进入教育、医疗、通讯、金融等领域；
    （3）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高。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占外贸比重12.3%。这一比例远低于2013年全球平均19.6%、美国22.1%和印度26.5%的水平。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
    2、“十三五”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1）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未来几年，加快投资转型，扩大服务消费需求供给能力，服务业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是有可能的。2015年，服务业占比有可能达到50%，服务业就业占比达到40%～45%，初步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十三五”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1～1.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55%以上，服务业就业占比达到50%，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
    （2）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明显提高。“十三五”在“互联网+”的推动下，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力争实现倍增；
    （3）服务业保持两位数增长。2001-2013年，扣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长10.6%。应当说，自2001年第二产业中工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被服务业占比超过后，除2003年、2004年、2010年和2011年这4年外，13年间有9个年份服务业增速高于工业增速。初步测算，如果“十三五”要使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就需要服务业增长年均在10%左右。为此，应把服务业实现年均两位数的增长作为“十三五”重要的政策目标；
    （4）服务业规模实现再倍增。2008-2014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3.1万亿元提高到30.7万亿元，扩大了2.3倍，实现了规模上的倍增。如果“十三五”继续保持这个速度，甚至略低1个百分点，即年均增长速度为8%～9%，我国服务业规模有望从2013年的26.2万亿元扩大到2020年的47.3～51.1万亿元，与再倍增（52.4万亿元）的距离已经很小。如果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力度更大一点，使服务业的增速再快一些，实现服务业再倍增不是没有可能。
    3、形成服务业主导新格局牵动影响转型发展全局。
    （1）形成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近几年，我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长10%，可以带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为保持中高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
    （2）形成新增就业不断扩大的新常态。从近两年情况看，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吸纳约100万个新增就业。“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长10%，将吸纳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成为吸引就业的主要渠道；
    （3）形成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新常态。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不仅是形成新一轮创新创业潮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将为创新创业开辟巨大的市场空间；
    （4）形成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新常态。到2020年，如果服务业主导格局基本形成，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将不少于4亿人，服务业就业比例有望达到50%，由此将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5）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服务业对资源能源的需求较低，可以有效地摆脱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形成绿色发展的新常态。如果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能源消耗量将下降14%左右，SO2将减排18%左右。
    实现服务业主导转型
    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十三五”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全面激发市场的活力、社会的活力、政府的活力，进一步形成推动转型创新的合力和动力。
    1、加快推进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我国服务业发展不缺市场需求、不缺资金，关键在于市场开放，重点在于激活社会资本。这就需要确立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新思路，加快推进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业对社会资本的市场全面开放。把破除行政垄断作为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重点，尽快放开服务价格管制；改善研发、物流、销售、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环境，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
    2、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加快服务贸易强国进程。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十三五”从服务贸易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强国，重在加快服务贸易开放。
    （1）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为6%，仅为货物贸易占比的1/2。从国际比较看，2013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例达到20%，我国服务贸易在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仅为11.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建议“十三五”即到2020年，服务贸易总额要超过1万亿美元，占外贸比重提高到20%；
    （2）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需要确立两大战略目标：一是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新机遇，扩大服务贸易比重，初步实现建设服务贸易强国的战略目标；二是以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为重点带动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初步形成中国制造业全球布局的新格局。服务于这两大战略目标，形成大国开放、大国外交与大国转型有机融合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建议把握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主动权，推进国内自贸区“提质扩容”，以促进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以加快推进服务外包为重点形成国内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到2020年，服务贸易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对我国的服务贸易壁垒；
    （3）把教育、医疗、健康、金融和文化娱乐作为加快服务业开放的重点。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
    3、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
    （1）尽快启动消费税改革，并明确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争取更大力度“放水养鱼”，激发社会资本创新创业活力；
    （2）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支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社区银行、互联网金融机构等民间金融创新发展、规范发展；
    （3）逐步消除服务业与工业要素价格差异。在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推进与工业同等价格；
    （4）加快教育第二次改革。教育是全社会最关注的话题，也是广为诟病的领域之一。无论是学生、家长、广大教师还是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改革都有很大期望与诉求。总的看，教育做大总量的特点比较突出，与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比较突出。这就需要尽快全面超越以做大总量为特征的教育发展模式，加快推进以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基本目标的第二次教育改革，推动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需求和消费需求相适应。
    “十三五”基本实现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不仅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而且也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现实出路。为此，“明大势、看大局”，把握好“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需要客观认识和分析“三大关系”：一是短期和中期的关系。我的看法是，2020年是我国转型发展的一个坎：化解短期增长压力的希望在202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节点在2020；形成未来10～20年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2020。二是速度与结构的关系。我的看法是，当前速度下行压力增大，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经济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失衡是主要原因。为此，稳增长依赖于转方式、调结构的突破。三是政策与体制的关系。我的看法是，转方式、调结构难以破题的背后是体制因素。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某些政策“刺激”是现实的，问题在于，破解从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的结构性矛盾，需要以更大的魄力啃下结构性改革这块“硬骨头”。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