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反思现代化：竞争与不平等

    引子
    对于中国人来说，反思现代化一直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因为近代以来，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竞争，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有个体无法逃避的夙命。在这条“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的跑道上，中国一直不是跑在头里，而是跑在后面。在这样的位置上，你既没本钱也没那闲工夫奚落奔跑、挑剔跑道，你唯一的应当是迎头赶上，唯一的应分是改进跑鞋提高跑技，争取两条腿跑出四条腿的速度。个别思想家当然可以雅人深致，对奔跑方向甚至奔跑本身说三道四，但他的声音随即被亿万腿脚与空气摩擦出的狂风所屏蔽，成为脱离现实的自说自话。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对现代化的反思大致是这么一个局面。
    今天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已从队尾奋力冲到了中间甚至靠前。另一方面，领跑的西方马失前蹄，有点晕头转向。于是对中国来说，本来极明晰的现代化路线忽然有点含糊，本来没商量的事情好像也有条件三思了。
    一
    之所以要反思现代化，是因为它存在问题。现代化的有些问题，诸如老也听不见蝈蝈叫了，西北驴皮灯影戏后继无人了，虽然也是问题，但不是太了不起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才是现代化问题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吃了上顿发愁下顿的问题。它虽然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可以逼迫我们去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思考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需要机遇。那么，应该如何看资源环境问题呢？
    一直有种观点——也许算不上观点，但却是一种挺有影响力的情绪或印象——认为工业和科技要为资源环境危机负责。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但不尽然，引段笔者对它的批评：
    在科技和工业不发达的前现代，环境资源问题没这么突出，那时水中的鱼、山上的树、天上的鸟、地里的庄稼，人类就是想把它们捕光采净也办不到。金矿银矿虽然也开，但既无雷管炸药又无风钻掘进机，就靠几把镐头能怎么样呢？那个时代当然不像今天好些人讴歌的什么“天人合一”、“环境友好”，照样“伐木叮叮”，照样“蜀山兀阿房出”，但总的说来对资源环境没有伤筋动骨，春风一吹，春雨一淋，大自然的伤口也就愈合了。到了工业时代，情况发生了剧变。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移山填海、改天换地的本领今非昔比，蔚为大观。过去大旱之年人类朝天磕头，如今朝天开炮，居然就把五谷杂粮渴望的甘霖轰下来了。与此同时，科技、工业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也是惊心惨目：千山万水不是秃了就是臭了，要没西北风时不时吹吹，多少城市都快变希特勒毒气室了。不过，我们扪心自问，工业科技真是环境资源危机的主要原因么？当然不是，顶多是辅助原因。它们只不过是人类手中的工具而已，就像厨房的菜刀，是拿它切菜还是切手，自利还是自残，归根结底取决于使用菜刀的人类。只有正确认识菜刀的作用，才能正确处理菜刀的问题。鄙人有回在厨房被切之际，也曾生出取缔菜刀、改手撕菜的想法，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靠手撕，是撕不出水煮干丝、黑椒牛柳的。后来回回切菜我都默念“十度十度别九度”——也就是让刀刃向外稍撇一点——问题就圆满解决了。至于那种工业科技“异化”为妖怪、专门蛊惑人类坑害自己的论调，听着就像是“枪指挥党”，在替人类推卸责任的同时，也太把人类当傻子了。1
    二
    环境资源问题的主因或根子还是在人类自己，在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内心制度。这就说到竞争和不平等了。先说说主流思想对这两样东西是如何认识的。迄今有关竞争和不平等的主流思想大致分两脉，互有短长。一脉是哈耶克、波普尔（当然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什么的）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认为你争我抢是人类本相，高高低低是“自然秩序”。这种观念广披四海、深入人心，随时随处都能听见学者的高声朗诵或齐声背诵——前些时还见学者根据“热力学定律”，认定财富就应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呢2。这种观点用满世界不平等的现实解释不平等，固然有根有据，但也有致命的缺陷，即它只看到了现实的一半，却没看到或者说没看懂现实的另一半。它不理解为什么古往今来人类除了没完没了地搞不平等，还没完没了地闹平等。它理解不了这二者之间内在、辩证的关系，而只会把所谓的“仇富”“红眼病”看成心理或人格疾患，把追求平等的努力理解为吃饱了撑的乌托邦。这种偏听偏视的右翼社会思想，面对深重的社会矛盾包括迫在眉睫的环境资源危机，只能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喊着“不、不、不折腾！”的号子，把社会往死胡同里带。
    另一脉是以马克思等为代表改造世界派。它虽然极具历史洞察力和未来想象力，但漏洞也不小。它把不平等看作一种“异化”：人类本不这样，只是有了私有制才变成这样，而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等到生产力继续发展到下一阶段，私有制连同私欲便不复存在，亦心亦物的大同世界便到来了。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缺陷等会儿再说，先说说实践。20世纪甚至更早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地区和社区（包括色列的基布兹、欧美的一些宗教组织）都进行了取消私有制的尝试，总规模不算小了。但结果，社会不平等的局面并没有根本的改观，不平等跟流寇似的，财富这块儿风声紧了，它就溜到权力、文化乃至一些叫不出名的去处称王称霸。凡是多少试过共产主义的地方，都出现了所谓“新人”问题。“新人”问题的实质，就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能根本动摇右翼社会思想所津津乐道的不平等的“自然秩序”，并不能根本改变多拿多占的“人性”。所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实在是文不对题。总之，上一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跟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的确有着相当的关系。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想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需要他们首先明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社会思想，根本用不着谁来保教护法，它需要的是实践的订正和理论的切磋。
    三
    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关系是竞争，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不平等（广义的等级制）。这二者密切相关，有时就是一回事。
    说到竞争，需要区分动物的竞争和人类的竞争。动物的竞争主要是解决生理欲求，即吃喝繁衍之类。生理欲求的特点在于：1）它是绝对的、有边界的，一个人再能吃，一顿也吃不了两斤，自助餐上的顾客哪个不想把一年的粮食都吃到肚里？但结果只有万般无奈；2）它还是简单重复的，吃了这顿得过几个小时见到饭菜才有感觉，而且，再有感觉也还是吃不到两斤。人类也是动物，也要通过竞争来解决生理欲求，人类越早期越是为肚子奔忙和拼搏。
    人类不仅是动物，还是特级动物。其“特”点之一，就是他还发展出了一种越是低等动物越没有的欲求（至于为什么会发展，我有些推测，在此不详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拙作《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人类的竞争也就因此升级换代而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竞争。这种欲求属于“社会欲求”，但“社会欲求”（动物也有社会欲求）的说法太过宽泛，还要说的更精确一些。
    “社会欲求”中有一种跟不平等密切相关，我给起了个名字叫比较欲求或比较意识。比较欲求的意思就是，人希望比左邻右舍、比亲戚朋友、比同事同胞混得更好，重点或目标是“更”，至于在那方面“更”，是钱更多还是官更大还是裤子更潮，则往往只是途径或手段。心理上的比较欲求外化为行动，便是我所谓的比较性竞争。与一般动物简单的生理欲求及竞争不大一样，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的特点在于：1）强调相对，即人与人的比较，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谓别人死老婆相当于自己娶媳妇；2）它是累积的、无穷的，张三开上了捷达李四就非得买辆本田，李四开上了本田张三醒着梦着都是宝马，张三开上了宝马李四直奔悍马，要不是中途被中纪委双双带走，这场攀比游戏会从陆地发展到水上和天上——中国的富人已经开始用游艇、飞机斗富了。
    人类这种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包含着以下几个我以为很重要的判断：第一，作为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核心的“更”，便是不平等，人类不平等的源头一半在这里——另一半在竞争、不平等的动物世界（人类的不平等有别于动物的不平等，动物间的不平等相对稳定，而人类间的不平等则富于变化）。第二，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的出现要早于私有制、私有观念，因为不但人类学关于原始人群的知识包含了这种行为，而且根据动物学家的观察和实验，这种行为的苗头早在灵长目动物中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就算经济不平等确如马克思主义所说，始于比较晚近的私有制，那么社会不平等也远远早于经济不平等。那么，问题来了：并非以私有制为必要条件的人类不平等，如何能通过取消私有制来消灭呢？第三，迄今为止，对不平等的追求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最恒久、最强劲的动力，并形成最重要的人生意义，包括庞大的不平等美学。
    四
    读到这里，有读者或许会说，你这套东西简直就是主张不平等的右翼社会思想嘛。没错，就承认不平等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而言，我的观点确实很右翼，甚至极右翼。但我只在讲事实，还没讲价值。价值等会儿再讲，先把事实讲完。我前面说右翼社会思想只看到了事情的一半，我现在来讲另一半。
    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强调人际比较、强调相对而言，强调对立统一。什么意思呢？出于同一比较欲求、处在同一比较性竞争关系中的张三和李四，李四要比张三混得更好的另一面，是张三不愿比李四混得更差。这点至关重要，它的含义是：不平等与平等形影不离，密不可分，当社会中一部分人追求不平等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便要追求平等了。社会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两种历史运动，就辩证地发源于这一币两面、互为前提、你中有我的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历史循环的钟摆在对立而统一的平等与不平等之间荡去荡来，渺渺也不知其始，茫茫也不见其终。既然不平等是“人性”，那么平等也是人性；既然剥削压迫是“自然秩序”，那么革命造反也是自然秩序；既然不平等存在一天，平等运动也存在一天，不平等永远存在，平等运动便奉陪到底。许多右翼论者看不到平等与不平等的这种辩证关系，他们把追求平等看成一种病，其实他们才有病，他们得的是一种“认知偏瘫”。最近一段他们围攻“共同富裕”，在基本原理上还是一瘸一拐的老样子。
    这里顺便指出，许多左翼思想者认为社会主义、平等主义需要“善”的人性如利他精神之类——右翼思想者正因为这个才嘲笑他们“天真”“幼稚”。其实，善多一点，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固然更容易；没有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照样如期而至。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平等主义和不平等主义的人性前提是同一个，都是那个不妨纳入“人性恶”的、既包含不平等冲动又包含平等冲动的比较欲求。共产主义倒是需要不太一样的“人性”（前面提到的“新人”），这个话题本文不多涉及了。
    平等与不平等的辩证关系很丰富。譬如，一个人或一件事从某个角度看是平等主义的，换个角度却是不平等主义的。就说农民工进城打拼吧，这既是向城里人求平等，缩小和他们的差距，但对于家乡的左邻右舍，又何尝不是要把人家甩在后面？追上前边是求平等，越过身边的是求不平等。所以，平等与不平等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
    至于平等与不平等两者的平衡点，即通常所谓的“公平”“正义”，也会因文化而变化，随时代而转移。毛时代末期，“公正”走到了不平等或所谓“自由”的一边。三十年过后，当贫富差距把一个中国撕成两个中国的时候，公正便铁打的一样站在平等的一边、房奴的一边、蚁族的一边。再经三十年风雨，它自然不会在今天的位置上。公平正义的轨迹就这样蜿蜒摆荡、流动不居3。这是我关于平等/不平等的一部分价值立场。
    五
    作为人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比较性竞争、基本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平等体制、基本内心制度的比较意识或比较欲求，为人类文明迄今的发展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人类物质文明的大部分、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其实就是通过这种“他都二尺一了我赶紧二尺二吧”、“凭什么你们老二尺二我们老二尺一”的你攀我比、你追我赶而积土成山、高耸入云的。不过，人类既然从此受益匪浅，自然也要为此付出代价。没完没了、水涨船高的比较欲求和比较性竞争所带来的紧张、焦虑、压抑、忧患等等，已然成为人生的常态，无数诗人哲人视生命为悲剧，实在是理有固然。人生擂台上的南拳北腿，被架下去抬下去的都不说了，单说正红着眼圈激吻金杯银牌的那几位吧。他们的鼻青脸肿也都不说了，单说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吧。那简直是把七情六欲、转眼即谢的生命之花当铁棍一样在天荒地老的火成岩上磨，不但要磨成刀把别人砍得七倒八歪，还要磨成针扎得自己一夕数惊——头悬梁、锥刺股讲的就是这个以难为自己来成就自己的人类故事。
    人的幸福指数，跟那只因吃得半饱而苗条无比、款款走过柳丝轻抚的墙头、在春阳下睡得连脑袋都找不着的猫咪，怎么能比呢？这是我对竞争、不平等的另一部分价值立场。
    有些读者会问，都已经是“人类本性”、“自然秩序”了，还闲着没事说它干嘛？但这样说本身就成问题，因为它假定“人类本性”“自然秩序”都是雷打不动的。雷打不动的说法首先在宏观上就站不住。人类的祖先并不是这样，他们跟墙头上的猫咪差不多，人类今天这副忧心忡忡的难受样儿本身就是长期演化的结果，是为利而承担的弊。应该说，利弊相较，利还是大于弊的。那么，人类出于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或沿着马克思所谓“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己”，把已经修订过的“自然秩序”再做进一步修订，让弊端最小化，为什么就一定不可能呢？当然，这是就文明大方向而言，很可能是以几百年上千年为尺度的。曾经有短跑爱好者因时间观念不强，一时冲动，要跑步进入美妙新世界，结果跑得人仰马翻，平均速度算下来比小罗圈腿还慢。这样的冒失行为今后应当尽量避免，但人类改善自身、让自己更幸福些的事业却完全没必要因此废弃，而且从来也没废弃过：内到改智力改寿命改基因、外到改秃顶改单眼皮改尖嘴猴腮的工作，不但一天也没停过，甚至都在加班加点呢。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以及不平等体制，虽然改起来难度极大，但既然副作用也极大，已大到白毛女黑旋风风起云涌、让成功人士的七彩楼阁摇摇欲坠的地步，那么楼里楼外的人拱拱手，坐下来一道出主意想办法，对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做些局部修改，以现有和可预见的科技、文化和制度条件，办法应该还是有的。
    六
    反思现代化应该是庆功会和检讨会的二合一，而不是二选一。既然二合一，就不会是走极端，而是不偏废，讲适度。解决现代化中愈演愈烈的资源环境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适度发展。
    适度发展就是在承认现代化、承认发展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的前提下，让发展放慢速度，量入为出，有限的资源省着用，留一口给下一顿和下一代，一句话就是“悠着点”。按说悠着点还不容易么？还真不太容易，别看满世界净是磨洋工的、不作为的。为什么不容易呢？原因就在于古老的比较性竞争和工业资本主义把全世界放在了一条跑道上，跑道的词典里没有“适度”这个词。健儿们一个个跟飞镖似的，哪儿会有不疾不徐、不慌不忙这回事呢？跑道的逻辑是，谁先适度谁先出局；资源环境的现状却是，再不适度全都出局。前一个道理显然管住了后一个道理。个人、家庭、国家都等着别人、别家、别国先适度，自己一如既往地过度。这种情况很像海上偷渡的小船人满为患、货满成灾、岌岌可危，可一船人都搂着各自的金银细软不撒手，都等着卸别人的货，结果一个浪头过来，所有人都人财两空4。
    所有人都人财两空的危险确实摆在人类面前。但人类毕竟是人类，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其实不太像船倒是更像梯子。梯子的特点是，天上掉馅饼下来，骑在上面的首当其冲；洪水漫上来，呆在下面的责无旁贷。这个特点不用拿望远镜望美国刚果，看看身边的中国，看看从改革获暴利的是哪些人，为发展缴强险的又是哪些人，就一清二楚了。尽管梯子上面的最终也有葬身洪水之虞，但他们和水位线赛跑，百尺竿头更进一尺，办法也还是蛮多的——最近不少人见势头不妙，就纷纷移民到了登月技术已相当成熟的美国。所以，梯子上面的富人、富国由于距馅饼近、离洪水远，不用急着适度，这才是解决现代化问题中最火烧眉毛的资源环境问题时真正棘手的地方。
    梯子一样的阶级结构到了现代，又添了一个特点：社会流动。由于有了社会流动，便有了起点或机会平等。起点平等+终点不平等，是现代社会结构的特征，比起传统的社会结构确实进步不少（中国传统社会流动虽然也不小，但跟今天还是没法比）。终点不平等、起点日益平等的宏观走势造导致比较性竞争的最大化，这对于地球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简直是个噩耗。终点、起点都不平等的传统社会，上面的“长贵”，下面的“终贱”，1%的腰围三尺二，99%的腰围二尺一，资源和环境承受的平均压力自然要小好多。如果太阳底下就一皇帝而且真能万寿无疆，光金丝楠木棺材就能节约多少副啊。而现在不少权贵富豪，一无“礼制”管着，二有钞票煽着，恨不得要把爹妈的土馒头改建成金字塔了。现代化的两大干将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干掉起点不平等、维持终点不平等的过程中，大大解放了多数人向上流动的欲望、能力和机会，否则光纣王和妲己姐妹几个用iphone传艳照，苹果公司和中国联通门早关门了。一方面，一部分人非要多吃多占、非要跟后面下面的拉开距离、非要不平等；另一方面，另一部分人非不少吃少占、非要跟前面上面的缩短距离、非要闹平等。结果就成了电视剧《水浒》中《好汉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得】有哇！”多少产品从上层阶级奢侈品流行为下层大众必需品的经济过程，何尝不是不平等运动转化为平等运动的社会过程？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不但红军似地为整个社会的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砸碎锁链，资本主义的财富价值观还扮演带路党的角色，将黑压压饥民似的比较性竞争引向稀缺、不可再生资源。其结果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街小巷都快被小轿车堵瘫了。
    七
    要适度就需要动一动比较欲望、比较性竞争和不平等体制。但我在前面说了，这几样东西年深月久、根深蒂固，早已成为人类社会的DNA了，不是轻易动得了的。不过我在前面也说了，改变并非完全不可能，起码就长期而言。那么中期和近期呢？中、近期可以不谈改变的事，但适当的节制、平衡和引导则既应该又可能。
    人类一直都在通过艺术、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政策制度等各种手段来节制比较欲望及比较性竞争。就在前一阵，前国家领导人的女公子李小琳董事长还在博鳌论坛上呼吁为营造“健康人生”，大家不要攀比，要“勤俭节约”。她的话本来用意极好，可惜在网上发表时很多网站为图文并茂配发了李女士璀璨的玉照，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看了她耳上闪的、项上晃的，就不一定能正确领会她嘴上讲的了。中国社会膨胀的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的确需要有所抑制，但不能搞一刀切——于丹女士老是不分胖瘦让所有人一块节食而招致很多人不满。首先要抑制上层阶级的比较欲求，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一当十，“欲”“求”的量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起着表率的作用。他们是领跑，是火车头，车头去哪儿车厢也去哪儿。既然车头朝着福布斯排行榜跑，那就别指望车厢朝着学雷锋光荣榜跑。车头要为车厢的行为负大部分责任，你的风驰决定了他们的电掣，你的贪婪决定了他们的疯狂。那么，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让车厢尽可能滞后车头，等精英阶级到达3012年的时候，车厢才陆续进入2012年呢？明白地说，奴隶时代过去了，封建时代过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了。曾有当代的学者献古代的计策，说只要让富人区远离棚户区，穷人眼不见心不烦，中国就成“和谐号”了。他就不想想随着现代通讯技术传播手段的普及，你就是远在天边，也等于近在眼前。社会上层如饮狂泉的炫富斗富通过新旧媒体家喻户晓，带动社会中下层群起模仿。模仿得顺利，则资源环境告急；模仿得不顺，则社会矛盾报警。所以，合格的社会管理者就不应让一部人跑得太远。要知道，后面与前面的距离有多大，后面的欲求就有多强。当后面的旺盛欲求遇到有限的资源瓶颈和社会瓶塞，就会化作无数陈胜吴广，在火山底部做热身运动，等待冲天的一跃。那么，趁枪声没响，趁健儿们还在热身，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赶紧釜底抽薪，给社会上层的比较欲求降降温吧。“我们”说的既是中国也是世界。世界上富国和穷国的关系，跟中国富人和穷人的关系略无二致。
    一说抑制上层，估计很多人一个大跃进，就想到“杀富济贫”那儿去了。狂躁时期的思想舆论界从业人员这次奥运会没被借调去伦敦撑高跳远为国夺金，实在太可惜了。其实，所谓“抑制上层”，顶多也就相当于让东倒西歪的酒鬼别再喝别再闹了，完全是好心，怕他们弄得跟那位在街头扒中国姑娘裙子的英国醉汉似的，被群众打了。前不久“疯狂英语”的教头李阳离婚系产，老婆惊喜地发现老公不但教学疯狂、虐妻疯狂，购房也同样疯狂，名下藏着起码二十三套婚后共同财产“也有我的一半”。前些时引渡回国的赖昌星，其侄儿当年为吸引某位女歌星眼球，竟将六辆大奔驰当街撞成一堆废铁，果然一下就把小歌星吸进了怀里，就跟“坦能大功率吸尘器”似的。对上层精英如此丧心病狂的比较性竞争，从文化、制度方面给予一定的抑制，别说今天了，就是搁五胡十六国也不为过。但不知为什么，政策上，当国者对醉鬼们不但不抑制，还为他们打开六十年的陈酿老窖，让他们“飞得更高”——最近国家向富豪们开放了私人空域，非要把已然堵得半死、毒得半死、憋得半死的遍地草民再气得半死。
    读到这里，读者会问：下层的比较欲求能憋出火山爆发来，那上层的比较欲求就不怕抑制出毛病来么？的确，一味地抑制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对社会上层的炫富斗富除了抑制还应该引导——引导它换个方向或形式：比还是比，但别老比物质财富了，也比点别的吧。这对于我们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并没有太大触动，也只是小小的调整。多年前我对比较性竞争形式的调换过于谨慎，因为那时中国的财富阶级刚进入大快朵颐的红烧肉阶段。
    是不是可以把比较性竞争从石油镍矿象牙这些紧缺资源上引开呢？英雄好汉要比试，就让他们比左脚工笔花鸟，就是倒背刘晓庆传记也可以嘛。古人说，“性犹湍水，导之东则东流，导之西则西流”。比较性竞争以财富为主战场，并不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化所有社会的通则5。这方面的确可以有所作为……竞争本质上固然是与他人为敌，但弄好了，也能服务于善，起码无伤大雅。其实，观察一下周围的生活，这种现实性和可能性并不少见。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比较意识并不是纯粹的能量，可以任人摆布，而是有趋向性的：什么紧俏它便瞄上什么。美国进口的蛇果，论味道哪里比得上国光苹果，就因为外来的和尚难得，上层阶级再贵也要买。吃活猴的脑子，想想真比吃屎还恶心，但阔人就居然津津有味——否则怎么叫“阔”呢？竞争向不可再生资源的集中，应该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6
    当时的感觉，似乎是文化的力量敌不过财富的力量。今天回头看，中国的物欲横流，又何尝不是财富价值观或金钱文化大力促成的呢？因此，提倡一种非财富价值观的文化，将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尽可能领到对资源环境无害或害不大的去处，不是没有可能的。二三十年前有一年华北大雨倾盆很多天，有关部门毅然决策把滔滔洪水引向尘土飞扬了多年的白洋淀。如今的白洋淀不又是碎金万点、橹摇桨荡、收工的船家和被宰的游客齐唱“晚上啊归来鱼满仓”么？
    八
    比还是比，只是不比财富比别的。这样的转换，财富阶级是最有条件不过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赢得了比赛，有了穷人想有却没有的财富。因为富过了，富人就可以放胆不富；因为没富过，穷人还真不敢不富7。这是一种被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所牢牢规定了的社会心理。穷人家展示梦想和抱负的墙壁上只能贴名车美女像，是不可能挂把扫帚的。而豪宅就可以摆个磨盘炕桌，悬串干辣椒老玉米什么的，这一方面暗示主人已经富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富人在选择“成功”“杰出”的形式上享有更多的自由。设想一下哪位豪富一箪食一瓢饮每月下放陋巷几天，主观上只当是玩“铁人三项”兼降糖降脂，客观效果一定是“感动中国”，粉丝暴增。
    当然不是说，社会底层只能事事依仿上层，8不可能有自己的价值、意义和美学。“仓廪实而知荣辱”并非多普适的“规律”，仓廪越实吃相越难看的大有人在，仓廪不怎么实却活出尊严自信的也不乏其例。我尝感叹，那些于艰难贫困中养育弃婴、扶助鳏寡的苍头黄面之辈真是上帝化了妆行走在人间。但总的说来，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底层人民困窘的经济境况和卑下的社会地位，不可能给他们文化上心理上太多悠然自得的空间。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待于真正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和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当然，对于生活在财富价值观“金色恐怖”之下实在喘不过气的底层人民，也要在文化心理上给他们找个避难所如十字架、大雄宝殿、街头秧歌乃至红歌会之类，以解燃眉之急。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又要问：上层阶级虽然发了财，但那也只是相对于下层阶级而言，相对他们本阶层的其他对手（reference group），他不需要在斗富的道路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么？上层阶级的确面临着本阶级内部财富竞赛的压力，但问题是，同样的群体内压力下层阶级也要面对。
    这也就是说，你有的压力人家也有，你具备的条件——没有来自上面的压力——人家不具备。那么，调换竞争形式或方向的双肩包不该由你来背么？
    读者可能还要问：就算他同意背了，可万一他要是背不动呢？的确，中国这几十年的财富阶级，要论捞钱扎钱圈钱烧钱，个个都是一流的人才、九段的高手。但从事别的，他们有可能不灵光，不灵光就会失水准，失水准就会没热情，没热情就会无效果。看到这儿，没准有读者会笑了：人家可不光是挣钱能，猎色搞小三也门儿灵——多才多艺着呢！的确是这样。据前一阵的网闻，某位出版商就把周围的女人分成了“已搞群”和“待搞群”。又据饭桌上的谣诼，某位由军转商的成功人士转业那天任命自己为“团长”，给自己人生新阶段定的大目标是俘虏一个团的佳人。我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乙种团编制上千人，这已经不是个小数目，而一个甲种团近2500人，那得多大的工程量啊。如果这些采花大盗真是把豪奢贪糜转换成颠鸾倒凤，那么国土资源部、国有资产局、国家环保部就是一天奖励他们一人一瓶伟而刚，广大纳税人也会由衷地拥护。但遗憾得很，暴富人群的风月宝鉴，就我们所读到的而言，大都是花钱买肉而且是天价。前述赖昌星侄儿就不说了，就说前不久快被网民拆卸成俄罗斯套娃的“公民韩寒”吧。据那位建了“已搞群”和“待搞群”的出版商披露，他付给这位“当代鲁迅”的千万版税，被这位“直通人类文明底线”、“人群中极罕见的、先天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9给自己的“正搞群”或“活儿好群”发了消费卡，没过多久便挥霍得毛干爪净。这路毛票出身、钢镚本色却又冷不丁“化蛹为蝶”的大额伪钞，进什么场子都跟进点钞机似的，这回误入点钞、验钞一体机被查出劣币后的第一时间反应，仍是高举千万空头支票自证良币，潜意识里把“真相”当处女膜了，以为只要有钱就不愁没地儿做人工修复。那么，又怎能指望这些人进了风月场能专心致志卿卿我我，少折腾中国快散架的资源环境、快爆炸的社会关系呢？在市场吞噬社会、财富价值观所向披靡的现阶段，钱与色往往不是零和的关系，而是野火与狂风的关系。
    因此，对于财富阶级调整价值观、将竞争从斗富转向其他人生意义，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另一方面也不能盲目乐观。例如对财富阶级这些年津津乐道的“绿色环保”，就要打个问号。这倒不是说他们也想给自己弄点“崇高”感有什么不对，而在于他们对“绿色”的理解简直就是把别处的参天古木连根挖起、栽到他家房前屋后，只准他们几家与时俱进现代化，老百姓最好都退回原始森林当猿当猴。他们不追求“后现代”，环境资源的压力还能小点儿。记得前些年看电视里刘晓庆捡一次性筷子，媒体长枪短炮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跟国庆游行似的，耗费的人力物力够砍一片林子的了。我多年前在某会上遇见某环保明星，讲她每年暑期带儿子周游列国，“近两年回中国看看，能飞的地方都飞了”，结果发现“那叫一个丑陋啊，哪儿还有青山绿水啊，哪儿还有小桥流水啊！”她就不想想，中国只要有五分之一的母子像她娘儿俩这么个飞法，中国要想再青山绿水非得等猴年马月了。富人的后现代环保很像官员的“车改”，改来改去，啥也没改掉，倒给他们多改出一笔补贴来。
    不过，按一般的财富积累规律，中国的暴富阶级恶补食色的阶段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生理欲求下有地板上有天花板，无论是肉包子还是肉蒲团，太多了身体都吃不消。事实上，中国富人拾阶而上的速度并不算慢，如今他们正开着名车往豪宅里运古玩字画。其中更上一层楼的佼佼者忽然天眼打开：生也有涯，钱也没够，何不拿出一部分财富换些更有趣的人生滋味呢？这些滋味，就包括比较性竞争最良性的形式——“令名”，即“美名扬”的那个“美名”：
    他们开始热心慈善公益什么的，从中收获丰富多彩的感受，包括正义感、崇高感之类。那天电视里有个节目谈西部医保。那地方穷人得了大病只有倾家荡产，基本死路一条，当地政府也没那个财力解决。县里一位神色清朗的青年企业家拿出两千万设立大病救助基金，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多好啊，病人有希望了，企业家高糖高脂高血压的风险也降低了，关键是那些受援者及其家庭乃至全社会感恩的泪光，不比珠光宝气赏心悦目一百倍么！相形之下，赵本山脑筋就只会急转弯不会大转折，他一味地跟钱死磕，蛛网膜都磕破了，还豪华轿车、私人飞机的没完没了呢。很不幸，绝大多数富人目前还都停留在赵本山的水平上…他们会觉得，奋斗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把别人的钱奋斗到自己兜里，再把钱从兜里掏出来还给别人，我有病啊我10？！
    九
    就不同的精英群体而言，权力精英应该比财富精英更容易跟财富（价值观）拉开距离，因为后者还需要将财富的“本币”兑换成其他“外币”——“买进价”、“卖出价”、“折算价”听着都麻烦——而前者的权力游戏本身就是“外币”，直接花就行了。权力欲是比较欲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广泛的社会覆盖和漫长的人生跨度。
    从穿开裆裤的孩子王封其他开裆裤为臣为妾，到退休的书记天天站马路牙子上临时疏导交通拥堵，义务调解群众纠纷，都是对管理社会、指挥人民的爱好。11
    它是独立或平行于财富的一套价值、意义或乐趣。社会为权力精英的主体——官僚阶级预备了盛大的权力美学，足够他们乐此不疲的了。
    为官之乐，不仅乐在工资条上，还乐在气使颐指的官威上，乐在退了有万民阻道、没了有群众夹道的政声上，乐在“做最后之决断”、影响局部社会、改变整体历史的非凡人生实现上。（出处同注11）
    有位文化部门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上级领导外出视察，他们部门派出工作人员拿着最昂贵、最先进、也最小巧的高清摄像机随行拍摄，直拍得领导面有不豫。领导的面色反馈回部门，同志们于百思不解之际忽然灵机一动，第二天让工作人员扛上笨重过时的摄像机再去跟拍，结果领导真就春风满面了。权力美学之所以盛大，不但在于它为领导者提供了插腰、挥手、题词、抽耳光等凸显人上人身份的酷毙动作，还在于它同时为被领导者的被动经历提供了积极正面的阐释。就拿被领导抽耳光这件事来说吧，搁谁也不会开心，但根据权力美学的提示，不是领导自己的人、信得过的人，领导会抽你耳贴子么？平时也会见到一些干部幸福地预言“领导又要骂我了”。我读过一些回忆录，其中被大领导发脾气甚至摔杯子的描写，都是极温馨的段落。这种权力美学从上古传流传至今，居然没多大改变。这些年官僚体系中一些刚刚起步的小青年，对单位政治如一二三把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不但数家珍，还眉飞色舞，他们“领会”上级意图、观测上司黑白眼珠的比例，其精准老练不让临近退休的李莲英。这些虽只一管一蠡，却让人得窥权力价值的丰富多彩、权力美学的博大精深。配备了如此价值、如此美学的权力精英们，不是说他们不需要财富，而是说他们真的可以不需要那么财富。
    权力欲求跟其他人生欲求如天文爱好者熬夜看流星雨、西门庆没日没夜摆弄潘金莲李瓶儿，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忙归忙累归累，却乐在其中。价值在快乐中实现，酬劳在快乐中支付。房室之“乐”西门庆是认的，因为不记得他向柜上或哪个女人要过加班费。而我们的官员乐过了却不以为“乐”，以为自己完全是在牺牲奉献，别说各种岗位津贴了，就是每月发一次抚恤金他没准儿都嫌不够…这种数钱之外的乐趣应该为大家所承认，并纳入社会的分配体系。但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否则，官道就只能是一条沿着“高薪养廉”愈养愈贪、恶性循环的死路。（出处同上）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官僚阶级自有一套人生价值及意义，一般说来财富还不是这个群体的最高人生追求。以中国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相对低下的生产力，产出既寡，分配再不均，则稍遇水旱就会人民流离，盗贼蜂起。因此制度上抑制商人阶级、文化上羁绊财富价值观，便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官僚阶级在其中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既掌握了国家机器又兼任着社会样板人的群体一旦都朝了钱看，祸乱将旋踵而至，王朝末期也就不远了。所以，治吏治贪一直是治国的核心。中国历史上虽然贪官代不乏人，有的时期号称“廉吏十一，贪吏十九”，甚至有“政由贿成”之说，但总地看，官僚与财富价值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见利不忘义者大有人在。官僚的瞳孔和钱眼儿合到一块，实在是这三十年的一大景观。近三十年里，整个中国经历了社会价值观的山河巨变，每一次“热”作“潮”起12，都成席卷之势，各个亚文化、小圈子不是被文凭扫荡，就是被钞票吞噬。官僚体系在所不免。这个群体自1980年代起即因文革破产、历史改道而失去中国革命的道统乃至更久远的士大夫精神传统，成了无家可归的价值盲流。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膨胀为市场社会，财富价值观通吃独大，官僚群体洗心革面，基本上结束了价值、意义的流浪生涯，定居到了钱堆儿里。有一位基层单位的领导，1980年代我见过数次，群众口碑极好，是个锐意进取而又作风正派的干部，有点像当时改革影片中的男一号。1990年代那单位的人再说起他竟是一声长叹了：“跟不认识了似的，黑着呢 ！”当然，“黑”的进度也是参差不齐，有些三心二意的如褚时健，拖到59岁才动手。但总体说来，“黑变”是个加速的过程，到后来有的中青年官僚身体还没来得及发福，就捞得钵满罐满了。近些年来，政府财政像京剧舞台上的小串跟斗，伴着“中国模式”的锣鼓点一路翻腾。“离地三尺是神仙”，小山似的钞票，能不能堆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清楚，但一定程度上堆起了官僚阶级对官僚体系的归属感，则是不争的事实。一二十年前脱得只剩一条裤衩、在海边犹豫下还是不下的小干部，如今穿着黑色半唐半西装，支着亦倨亦恭腰，迈着一正一斜步，走在通往党校省部级班的金光大道上，感觉好着呢。
    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把书记改成老板。平心说，没了这部分，其他部分能不能有还真是个问题。所以也难怪在一些知识精英那里，先拉官僚下水、遂令改革无从反水的经改、政改思路几十年挥之不去13。其实，不用知识精英劝进，官僚也会把自己放进老板台后面的老板椅。十几年前林炎志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官僚阶级要领导好财富阶级。通过这么多年的领导实践，官僚阶级倒是把自己、家人以及关系户都领进了财富阶级。这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不公，即便放在中国通史的大尺度下也不算小个头了。它才是这个阶级统治合法性的真正杀手，不但可以抵消其前身领导中华民族走出近代大危机所积攒的功德，还可能葬送其自身领导改革开放、再造中国所成就的功业。增长迅猛而代价惨重的“中国模式”能走多久，取决于普遍社会心理对它当前和未来性/价比的感受。情况看来并不太乐观。就连从权力蛋壳中孵出没多久的那些巨商都六亲不认，争着用小尖嘴去哆那蛋壳，其他一点原罪没有、甚至还遭了不少罪的社会人群对官僚阶级的容忍度就更低了。其实，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要追原祸始的话，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官僚阶级虽然是第一、但绝非是唯一责任人。就拿几乎将中国社会腰斩了的两极分化来说吧，财富精英和文化精本来也应该站在被告席上，可架不住他们嗓门大音域宽，“权力垄断”“政府干预”真声假声一通嚷嚷，还真把自己嚷嚷成旁听席上的没事人甚至慷慨激昂的公诉人了。历史也许是公道的，但人心肯定不是周到的。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排队，一个完了再下一个。所以，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第一”也许就是“唯一”。
    前面说过，权力自有其价值、意义和美学。有了这，再加上必要的生活费，按说足够官僚阶级安顿他们的人生和人心了。不少古代的先辈和许多外国的同行都能安顿，当代中国的官僚既非特殊材料制成，没有理由不能安顿。要扭转官僚群体见钱眼开的局面，制度当然不可少，但光制度肯定也不够，因为只要贼心在跳，多精明的制度也精不过贼头贼脑，多吓人的法律也吓不倒贼胆包天。所以，还需要文化的力量影响风气、改变人心。天下事往往一念之差。横行于酒天酒地间的各级干部，所以要把自己弄得跟醉香蟹似的，又何尝不是因为他们觉着，不喝光国家财产、喝垮自己身子，那自己干一辈子不真成“白干”了？转变人心虽然听着有些空泛，但做起来可以很具体。比如说，把电视台鉴宝、砸宝一类的节目挪到三更之后、五更之前，让人民群众少受点刺激，拦路抢劫自会少点儿；让领导老婆少受点诱惑，盗窃国库也能慢点儿。至于腾出的时间段，可以播放一些好人好事，讲讲那些没钱的好人（不说名了，说了也没人知道）是如何打造他们宝石一样高贵人生的；也说说那些有钱的好人如比尔·盖茨如查克·费尼是如何使财富褪去虚华而放出异彩的。通过鼓吹风气、营造氛围以改变官僚阶级的财富价值观，
    要注意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标准别定太高了。以官僚群体目前的现状，普通班以反复预习贪官行刑前的人生感悟为主；实验班讲讲孔繁森焦裕禄；对于极具道德冲顶能力的个别天才生，则可以直接给他们上屈原。
    十
    营造风气的工作有赖知识分子。一是因为文化工具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二是因为就生存方式而言，他们算是所有社会人群中最不“物质”的了。我一直觉得，宗教时代过后的理想主义，基本上附丽在知识分子的文化上面。引段自己的话：
    知识分子成天抱本书，读的不是别人就是别家，不是别时就是别处，总之，净是于己无关的东西；他们通过阅读和写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种角色，体验四面八方各样人生…经过对“虚拟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复预习、温习、复习还有总复习，“别人”的利益有可能转变为“自己”的立场，别人的喜怒哀乐有可能内化成自己的价值尺度；脑袋与屁股的分裂其实代表了人类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识分子”的题中之义；这种看似“虚假”的身份认同和角色扮演，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文化”特色；“伪君子”有时不妨看做真小人向真君子的过渡。读书人14比不读书人有更多一些机会溜出自己的身体存在和社会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样的人混在一起，混时间长了，便混为一谈，成为“精神贵族”。孔子夸他的徒弟住在陋巷而不改其乐，我想这位徒弟不会真把自己等同于棚户区的普通居民，他一定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链接。当文天祥“风檐展书读”、默念《正气歌》中那些掷地有声的名字时，他的精神便荡悠悠加入了冥冥中那支高贵的行列，至于这副皮囊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被收走，也就不怎么在话下了。而那些平日没有“展书”习惯、缺少自我超越训练的人，他们的人生意义之锚死死钩住眼前的红烧猪蹄、酥胸玉腿不放，别说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钱都未必干。15
    当代的知识分子有了衣食的基本保障，再有从张三影到柳三变到温八叉再到伏尔泰迪尓泰托尔斯泰的强大亲友团撑腰壮胆，条件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可他们的表现却是差得不能再差。过去二三十年里，在财富价值观横扫中国人精神世界、建立“金”家王朝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士林或“知识界”本应是一座让征服者久攻不下的英雄城池，没想到却成了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的双拥模范市。如今混到精英的知识分子，一个个身上名牌，座下名车，枕边女博士女硕士桃红李白真成“醉花阴”了。他们兴高采烈的是又搞到几笔课题费，愀然不乐的是某某的“身价”“价位”“出场费”“接待规格”居然超过自己，痛心疾首的是刚买了五套房子就实行限购了。财富已不仅是知识精英的外部环境，也已成为他们的内心秩序，成为他们集体兴趣的焦点、个人奋斗的终点、理解大社会管理小世界的基点——超越“经济人”的想象力则接近零点。被市场社会重新定义了的那些传统读书人品德，跟前门外重新开张的老北京小吃似的贵得吓人。头几年有位著名公知呼吁读书人“经济上要独立”，以确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可参照此公的“经济独立”标准——二十万元一场的演讲费已引不起他的兴趣，则月收入几千块的绝大多数读书人则除了向钞票鞠躬、给支票下跪还能干什么呢？
    前述古代官僚与财富的关系，大概也能用来理解古代读书人与财富的关系，因为当官的和读书的两种身份有不少重叠。而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市场化运动风狂海立，实在太猛了，财富像神话一样到来，人群像妖言一样分裂，社会像翻滚过山车一样癫狂——车上的读书人不晕不傻就怪了。或许是出于其“理想主义”本性吧，读书人在毛时代是向左高八度再八度，及至改革开放他们180度转身，依旧在高音区high C一带翱翔。据吴敬琏先生的女公子回忆，老先生当年曾主张一个家庭成员不能拥有两件以上衬衣，否则就“不算无产者”16。他后来的主张众所周知，那就是一切听市场的。市场很简单：只要有卖的有买的，你就是一天一身金缕玉衣谁也管不着。相对于非读书人以利益和本能为立脚点，见解反倒平朴一些，读书人因观念文化的杠杆放大效应，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往往变本加厉，要么比普通人更君子，要么比普通人更小人。当知识分子从天国掉下来，他们不会掉在地面上，而是掉进地狱里。普通人遇上地动山摇一跑了之，无所谓丢脸也无所谓长脸，哪像北大历史系高材生范跑跑，跟奥运火炬手兼流动宣传车似的，一边跑还一边弘扬自己的四蹄生风，鞭挞别人的原地救人。
    中国改弦易辙走市场路线，财富是主要推动力。“向钱看”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动员方式，并非全无合理之处。但任由其膨胀蔓延，社会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知识群体本应发挥补偏救弊而不是火上浇油的作用，对财富价值观有所平衡有所抑制。但他们没有。他们拥着毛主席把“道德理想国”建成一堆瓦砾后17，歇都不歇，直接就去围着点钞机继续跳忠字舞。由他们实际操弄的影视书报等精神场所，十有八九被操弄成了给财神爷烧香磕头的地方。市场经济在他们的吹拉弹唱中迅速恶变为市场社会，如今谋财害命成了中国的家常便饭，如今的小姑娘情窦初开就扬言非大款不嫁，老头都行。社会关系、道德风气、环境资源等等都可谓创巨痛深，对外凯歌高奏的中国，内部却危机四伏。知识分子1990年代开始反思“激进主义”至今已经二十年，连中国还不如让袁世凯、老佛爷一直领导的成果都反思出来了，他们怎么就没顺便反思反思自己身上凡事过头、画蛇添足的“激进基因”呢？
    知识分子的“激进”作风，还突出地表现为他们自身普遍的流氓化倾向。这倾向不单是他们对流氓资产阶级的模仿秀，也可看做中国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格描形和文化写意18。知识分子的流氓化过程，虽然其前世可以追溯到当年的红卫兵运动甚至更早，但今生却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那时，他们从练摊的、练功的（特异功能）以及练爹的（官倒）那里感悟到又一轮“打砸抢”的到来，在“顽主”的眉眼间和吐沫星子里读出了新时代的启示录。1990年代社会市场化的狂潮声中，不少官僚跟黑老大畅饮了交杯酒，不少读书人也实现了喉管与直肠的对接。记得当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记述上海某高校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教授在讲堂上“逼”了“操”的拿自己的口、舌当了男女性器官，整整折腾了一堂课。这种迅速风行于士林的威猛作风，其实勇敢的含量极低，不过是见势不妙，赶紧卸载读书人的风神意趣，四处download贼匪的眉眼口型勤学苦练，好出门在外多坑别人，少被人坑罢了。这些逃难似地逃离自己、逃离自己社会功能和人生价值的知识分子，有时让人想起从前为躲兵荒把自己涂抹得跟许三多、小炉匠似的女人们，觉得他们又可笑又可怜。
    描画从“官本”向“钱本”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多花点篇幅说说他们和权力的关系。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是个官僚社会，读书人一方面要辅佐王侯一方面还要笑傲王侯，这造成他们身份、人格上的分裂和紧张，各种应对之道应运而生，形成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今天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包含了更复杂的变量及因果，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态度也因而变得更为纠结和矛盾。这个权力体系来自毛时代，虽然一般人仍视为集权，但“集”的程度前后三十年不可同日而语。前三十年国家权力的笼罩一切、无孔不入；后三十年则国家、西方、市场、社会四家分晋。前三十年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国家，即便不一心一意，也只好从一而终19；后三十年知识分子有四份资源供他们挑选，有四个地方可以帮他们实现小到个体人生、大到社会理想。
    1980年代国家放权让利，手里钱不多，不能光紧着知识分子，也给工人发了不少奖金。那时虽然市场虽已诞生在西瓜堆仔裤堆里，但那么个脏乱差的地方，一般知识分子实在没什么兴趣光顾。西方才是他们当日的最爱、心中的唯一。那时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汇率高的时候到了1：10，出国人员免税商店出出进进的主角都是读书人，即便是寒冬腊月他们也仿佛走在春天里。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统实际上废掉了毛时代的道统20，这使得国家权力一没钱二没“理”，实在不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看好。友人中最有条件从政的一位却了无当官的兴趣，把心思都用在“打通国际路线”上——这几年后悔晚矣。当时大学里面的党组织发展莘莘学子入党，其难度都快赶上前几天晚上王府井街边不三不四的女人动员我去“享受男人的快乐”了。很多出国游学的人员包括知识分子，在I-20或什么表上轻轻松松勾去了从前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获得的身份——共产党员21。
    1990年代初、中期，国家体制弥漫着一种沉船情绪，“单位人”包括单位的读书人展开了一场跳船运动——“运动”当然不是指实际参加的人数，而是指人心慌慌的样子。读书人这回除了纵身“蓝色文明”的大洋，还跃入“金色文明”的商海，即小平南巡所掀起的市场化洪波巨澜。跃入商海的知识分子三扒拉两扒拉就把自己扒拉成了“儒商”，文化/创意产业也因他们而成长，为他们而壮大。市场从这时起成为知识分子“毛将焉附”的另一张皮，虽然暂时还比不上西方那张，但差距只会越来越小。相对于中宣部而言的“独立写作”，开始成为可观的现象，不少读书人从“饿不死”的国家体制移民到了“活得好”的文化市场，弄本《快速致富follow me》就能把孩子的幼儿园赞助费交上，再编套《古今青楼揭秘》就真有闲钱去“傍尖”“把妹”了。“民”“民间”“官民”开始频频登陆知识分子的话语，这个“民”乍听像是烤白薯摊煎饼的草民，走近了看原来是给读书人发劳务费、送赞助费的民（私）企老板。国家是皮，市场也是皮，知识分子刚从一张皮独立，马上就被另一张皮收编。举个极端点的例子，有位编电视剧的友人因为作风散漫，被公司压在旅馆里不交稿不给退房，左右门加对门都是公司的人，每天固定时间“放风”。人身都如此，能“创作”出什么不言而喻。1990年代至今文艺市场生产出的麻、骚、娇跟毛时代的高、大、全一样公式化，只是方向不同而已，用《杨三姐告状》中哥哥的话概括，“净听银子响了！”不过平心说，市场虽然也搞专制独裁，用盈利模式取代创作模式，但的确比国家权力能容纳更多一些自由，更何况市场和国家两个板块中间的缝隙也有利于独立性和多样性的生长。
    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几年里，随着中国经济一路飘红，国家收上来的钱越来越多，分给知识分子的顺着五颜六色的“基金”“项目”管道流入他们的腰包。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增长和财政分配的背景下，左、右保守主义及国家主义思潮在知识界成了气候。许多对国家取激进姿态的知识分子，实际动作一点也不激进。记得有一年听说一些“老同志”愤愤不平要上书，因为负责分配马克思主义研究某大笔基金的评审委员会，居然混进不少平日“反对马克思主义”、“仇恨共产党”最厉害的右翼学者，这个都能忍，那什么不能忍？其实老同志反应过度了，因为这并非特例，而是常态。所以，什么都忍了，这个也就忍了吧。国家权力体制并非孤零零一座斯大林雕像，而是一所有楼上楼下、有正厅侧室、有前廊后厦——总之应有尽有——的大房子。知识分子批判旗杆屋脊，谴责结构布局，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大房子里横躺竖卧，尤其不影响他们在食品柜附近欢声笑语。正像有位朋友曾指出的，跟激进知识分子发生接触的国家体制，主要是那些中层官僚。这些官僚和他们思想接近，趣味相当，只不过身著官衣，说话不能随便罢了，看着他们放言高论，心里是几分羡慕之情，几分惭愧之意，几分关照之想。我有时读到某些公知的言论，以为他们一直呆在牢里，后来才知道他们在牢外活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给官员授课的有他们，从政府拿项目的有他们，电视上广告出镜的有他们，帮资本家黑社会维权代言的有他们，被美国大使馆接去商量中国向何处去的有他们，网上为“民”请命一呼万应的有他们，面对旧制度威胁要大革命的还有他们22。忙得不可开交的他们，在国家、西方、资本与社会之间自由变身、随处逢源。这倒也不是因为他们真有刘谦那么高的技巧，而是因为这个“权力主导”、官产学媒齐抓共管的“体制”，在相当程度上、相当范围内已经就是他们家了23。他们，我在2006年上演的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中是这样形容的：
    知识的价值终于实现了：
    这兜股票这兜党票
    又独立董事又人大代表
    刚更新老婆正装修townhouse
    ――我倒想穷困潦倒呢，无奈机率太小啊
    还有马克还有美元
    还有因私因公两本护照
    还有哈佛剑桥的邀请信
    ——谁还想跑啊，哪片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24
    推出过力作多篇为剥削正名
    正working on一部专著证明腐败之必要
    边缘知识分子要盯紧，社会公正大旗要抓到
    ——就冲咱这色毛，投奔哪张皮哪张皮不要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就冲咱这双捷足，
    踩哪儿，不是金光大道啊！！
    由于官僚集团领导改革开放领导出严重的两极分化、道德沦丧，又由于其陈旧的社会管理框架与工业化现代化的现实越来越不般配，更由于他们倚仗权位大面积贪腐，长青克杰前仆后继、房叔房婶乃至房妞层出不穷，这使得权力集团丧失人心、声名扫地，像1930、40年代的国民政府一样有政权而无话权，沦为意识形态的弱势群体25、守着一堆麦克风功放器的哑巴。而对他们的监督批判则高踞中国各种合理性、急迫性的榜首。这样的形势赋予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相当的正义性，同时也为其中众多小头锐目之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反官红利”。这红利不纯是获得清誉成名成家，还包括点击率、粉丝数所蕴含的品牌广告效益，即市场经济注意力经济的真金白银。“讲真话”“反体制”的佼佼者们，不少都反成了现“体制”下活得最风光一族，青年作家韩寒便坦承自己是“讲真话的既得利益者”26。既能收“民国范儿”的甜头，又不用付林白水、闻一多那样的民国代价，“反官”的热情自然像物价涨个不停，都快涨成抢购咸盐、囤积辣椒那样的风潮了，那场面有点像文革抄家——我同学家是开私人诊所的，传说又有现钱又有皮货，于是被各路红卫兵扫荡了七遍，连郊区农民都戴着红箍扬鞭催马赶了来。就真诚严肃而论，上一辈学院自由派知识分子要远远强于这些大言欺世、哗众取宠的意见领袖，更不用说那些啸聚群殴、把自己当分泌物一样到处乱抹的网络瘪三了。“民主监督”的泡沫化，马上受益的是泡沫，近期倒霉的是官僚，长期受损的是民主监督自身。
    最后再谈谈左翼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左翼的核心立场是缩小不平等。经济的不平等是不平等的最主要形态，但社会政治的不平等也是不平等，尤其权力的不平等，往往还是不平等的最重要形态，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决定性作用。权力和不平等的关系，虽然不是大英图书馆里马克思的特别关注，却是中南海里毛泽东一直苦恼的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是由权力主持、以扩大经济不平等为动力和导向的社会历史过程。官僚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主持人身份近水楼台，为自己牟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给自己背上了难以脱卸的道德孽债。中国的左翼知识界自1990年代中后期浮出水面以来，反对经济不平等的立场可谓旗帜鲜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拉开了距离27。但一说到政治权力，他们往往表情复杂，态度含混。这很好理解。前面提到的、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四份资源——国家、西方、资本、社会，相对于右翼知识分子的四样通吃，左翼知识分子的选择非常有限。首先，资本或市场跟他们天然无缘，请资本家帮忙缩小贫富差距，等于动员人家自残，用人家的话就是“欠抽”28。一些左翼人士对资本家中颇有毛粉而倍感兴奋，其实是误读了人家对毛的解读。其次，作为世界地主老财的西方也不用指望，前些时流落海外的左派人士王君曾呼吁美国国会一碗水端平，也为中国左派主持公道，好像一直没见下文。西方的学院左派倒是能帮点小忙，但也无非是用中国精英最爱听的native英语批判他们最想往的西方资本主义。再说社会，左翼向来瞧不起一没枪二没钱的社会空间，尽管他们在“体制外”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这个空间：上互联网发发帖，到公园唱唱歌，去广场给毛主席像鞠鞠躬。左翼对社会空间的轻视确有一定道理，因为国家那边，人家哪天说要杜绝“公共场所的各种扰民行为”，你就只能在家唱歌鞠躬了；资本那边，你好不容易熬好了一锅汤，人家觉得味道不错扔俩钱就端走了29。
    借助强大的国家权力实现自家主张，这对左右前后哪边都是一种现实主义选择——我原来以为给官兵带路查抄右边是左边的癖好，最近发现右边遇上这样的机会一样爱不释手。不过，比起右翼知识分子的资本、西方、国家、社会两大腕两中碗，30左翼只有一中碗国家加一小碟社会。面对只此一碗的现实，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理解，就变得不那么批判现实主义，而有点魔幻现实主义了。坐奥迪的官僚和过草地的红军，搁谁看都是截然两个人，他们却能看出是同一个魂——有的见了“红二代”甚至“红三代”都仿佛见了毛刘周朱本人。“老同志”们说了三十年的一句话又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只要旗还在”。而这几年他们远远地跟着擎旗手早一趟晚一趟齐步走，真把自己弄得跟业余护旗兵似的。由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擎旗手身上，他们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向高墙深院伸头探脑、为底层民众物色大救星或“娘家人”。前一阵他们忽觉紫气西来，于是跟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家负责一头，对渝州故事尽情上纲上线，言过其实可不止一里二里31。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们捧着一只空碗又喜上了眉梢，估计是又听到金水桥上传来擎旗手坚定的脚步声吧。“左翼”知识界的困境可以理解，苦衷也值得同情，但他们需要明白靠“神仙皇帝”终非长久之计。在新世纪的天空下，人民群众的旗帜只能而且也该是人民群众自己了。32
    结语
    起于地中海、盛于北大西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主导世界数百年、将人类带到眩目的物质文明高度之后，虽不能说耗尽了其体制及文化能量，但弊端累累、破绽重重，已不足以领导世界未来的发展了。一个更为合理、更有前途的未来需要探索新的方向，集合新的力量。而中国，以其深厚的历史积累、广大的文明规模、曲折的近代经历、强劲的后发优势，是有条件乘势而出、“对人类做较大贡献”的。但究竟做得了做不了较大贡献，还要看中国1）能否在三五年内，有效缓解那些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安全穿过这段浪飞猿啸的时代险滩；2）能否在一二十年内，消化整合前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熔铸古今中西，实现社会组织方式特别是政治管理方式的升级换代，同时完成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特别是价值、意义体系的建立；3）能否在三五十年内，对人类迄今的文明路线包括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内心制度做深刻的反思，在继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正面遗产的基础上，团结世界各地向上向善的力量，探索一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存发展方式，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
    注释：
    1 《从民族主义到新的世界社会主义》，2012年8月在北师大韩国留学生暑期讲座的演讲。
    2 见《凤凰周刊》2012年6期左春和《“均贫富”不能带来社会和谐》。
    3 网上传闻某会议上某意识形态高官听他人说到“共同富裕”，便厉声斥责为“祸国殃民”。这种“理论家”认识上只会刻舟求剑，像钉棺材的钉子一样盯着过期的现实几十年不挪窝，自己误导了政策、祸乱了国家自己都不一定知道。
    4 对这次连旬的雾霾天气，抱怨最凶的恰恰是对雾霾贡献率最大的有车一族。浏览其中富豪们的微博言论，都在乌烟瘴气地谴责政府，好像自己是蓝天白云似的，其实他们跟三十晚上戴着口罩放鞭炮的一模一样。
    5 韩非子“上古竞于德，中古逐于智，今世争于力”，其中“竟”“逐”“争”与本文的比较性竞争虽非完全一事，但也颇有重叠之处。
    6 拙文《高高低低话平等等》，2001年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
    7 细心的观察者会记得，在饭馆用餐后将剩饭剩菜打包带走的“洋习惯”，是从较富裕较且较有文化的顾客那儿开始的。最想打包的是当然穷顾客，但他们不敢带这个头，因为“丢不起这人”。
    8 由于社会快速的流动、心物间微妙的互动，精英与百姓的引领/被引领的关系有时也呈现复杂模糊的局面。譬如，曾为一部分社会中上层所欣赏甚至模仿的北京“胡同大爷”作风，就是一种贵族出身与贫民生涯混来混去、混为一谈的亚文化传统。
    9 这些言论引自不知何人辑录的自由派公知讴歌韩寒的语录，网上很容易搜到。近三四十年的反道德运动、包括对毛崇拜持续不断的揭批，按说早已使知识界养成了绝圣弃智的习惯。可轮到自由派公知及媒体推出自己的偶像时，居然还是“草原上红卫兵见到毛主席”那套神情和动作。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像方舟子、吴家祥、赵鼎新诸位在这件事上的言论就保持了自由主义理性、质疑、求真的底色，这底色属于改革开放的正面成果。他如王力雄先生对毛的分析批判，也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有的认识水准和道德水准。相形之下辛子陵、茅于轼诸老的评毛文字，真是把当年文革小将的决心书倒过来写一遍，跟金门前线“杀猪拔毛”的大标语差不多一个水平了。
    10 拙文《知识分子要担起价值多元化的重任》，载《绿叶》2011年7期及本文大旗网博客。
    11 拙文《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犬》，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及本人大旗网博客。
    12 集体行为很难说是中国文化的特性，但确实高发于像我们这样个人主义精神相对薄弱的社会。社会成员彼此盯着膘着，固然有社会动员上的便利，但往往因内在根据不足而动力不继，一哄而起随之一哄而散。
    13 最近吴思先生提出的政改方案，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大意也还是化阻力为动力，让经改中捞了一把的贪官将功折罪，再入政改敢死队。这种经济人理性人的思路貌似现实主义，却没有顾及社会大众多为情感人、气性人的现实。
    14 “读书人”的定义应该是广义的，职业是一个根据，但远不是唯一根据。一个家庭妇女听多了忠臣侠女的戏曲故事，也可以有超乎利益本能的举动。
    15 拙文《读书人：把两条腿人读成五条腿驴》，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及本人大旗网博客。
    16 工农肯定希望衣服越多越好，只是他们买不起。晚上洗、夜里晾、早晨穿是不少普通城市家庭的现实。吴老女公子的文章，我是前两年一次等公交车时在报刊橱窗里匆匆浏览的。
    17 文革的主力军是知识分子，没工农多大事。后来控诉文革最声泪俱下的也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反思”、“再思”、“全民族大忏悔”，把账算到农民的“愚昧性”，“民族的劣根性”、甚至算到黄河、黄种、黄土高坡的头上。“暴民痞子”是不包括当年他们自己的。
    18 参见祝东力的《精神之旅》及本人《市场社会的样板人》，分别载于各人署名的博客。
    19 好像佛洛依德说过，人会喜欢上他无法摆脱的东西。所以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民国留下的那拨，跟新中国一心一意的要远远超过三心二意的。参见拙文《白没白活的青青岁月》（载于《凤凰周刊》去年某期及本人大旗网博客）论及沈从文先生的部分。
    20 参见笔者《漫议国家与文化》，载于《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及本人大旗网博客。
    21 记得七十年代上高中时学校开大会，一位戴过右派帽子的老师发言到最后慷慨陈词，“我借此机会，第三十九次，向党，提出我的入党申请！”全场一片掌声加一片笑声。
    22 最近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风波中，在职记者鞠靖在微博中写道，“这几天有人问咋还不辞职，讥为‘怕失业’，‘留恋年终奖’者亦不乏其人。其实，在同行中，我们是最不怕失业的团队之一。再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根本不难。此时辞职，不仅年终奖一文不少，还可成全‘斗士’英名。但我和很多同事选择坚守南方周末，因为它还欠我们一个‘百年大报’，欠读者一个‘读懂中国’”（见鞠靖1月5日12：05博客，http：//weibo.com/1091964612/zd2ydiOV7）。马斯洛的需要层次从低到高一层不落，全实现了。又，刚在微博上看李鹏程黑衣黑口罩装置艺术似地现身自己的新书发行仪式，在广大微民面前调戏国保，寒碜书刊检查制，真比红布招展的斗牛士还红火。这类事例丝毫不能说明公知的追求有什么不好，但能证明他们的追求实在没什么风险。
    23 刚在网上浏览到袁伟时先生的怀念文章《邓正来的雄心壮志》，其中一段话描绘了起码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实际生存现状，黑体为笔者所加：“饭后一位司机开车送我们两人进入东山广州军区总部旁边一家大门紧闭的印刷厂，看到了整齐排列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市民社会和学术规范问题讨论，就是这两家刊物发起的热门话题。它们是在香港注册出版的，是他和徐泽荣两人合作办起来的。没有想到实际的出版和发行的地点是广州。‘没人敢到这个地方来查的。’他笑笑说。我想这个地方不问可知是泽荣利用关系找到的。泽荣父母都是延安老干部，父亲原来是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少将部长，母亲是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http：//www.jguo.cn/portal.php？mod=view&aid=23253）。
    24 虽然西方经济低迷加之税收制度严苛，并不真为中国精英中的明眼人所看好（见冯仑先生文章《富人的财富早晚是大家的，不必仇富》，http：//business.sohu.
    com/20120105/n331254101.shtml），但由于“西方”在中国已成为价值观念，精英们的亲人无论是被警察还是被上帝带走，还都会安慰不懂事的宝宝说，“爸爸去美国了”，“妈妈要在美国呆很久很久”。参见网文《记者杨海鹏之妻被控受贿获刑4年》（http：//news.163.com/11/1021/04/7GS3O7UT00011229.html）。
    25 最近看《环球时报》主编胡君的微博，有“你们也许是思想拓荒者，你们也许是勇敢的人？请你们等一等自己的祖国，它大而落后？”云云，已经是在代表国家权力跪求哭乞广大公知了。曾有海外朋友在电话里聊到，“你们国内兴抓汉奸，我们海外兴抓特务”。但最近发现国内公知发生口角时也都喜欢在微博上辱骂对方为GD特务。
    26 韩寒讲的是否都是真话我不清楚，但就我所关注过的上海闵行暴力反拆事件，他写的网上热文对前后事实的讲述，简直就相当于老太太拿黄花姑娘时的照片去择偶。
    27 中国的自由派，包括绝大多数经济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政治自由主义者，无论从原理、情感还是价值观上，都站在经济不平等的一边。面对中国这些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广大民众对此的强烈不满，他们中不少人或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或灵机一动，顺水推舟，说只要“民主”“宪政”一切就好了，全然不顾早已民主宪政了的好多国家伤心惨目的经济不平等。他们放着煤老板的儿女们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事实装没看见，一说就是央企扫地的月收入八千一万。他们在平等问题上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一如不少“左派”在民主问题上的附会牵强、自相矛盾。其实“左”“右”两派各有独到和不到之处，应该坦诚亮明自己的观点立场，让全社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根据社会发展的轻重缓急进行选择及整合。
    28 这是就群体逻辑而言，而实际历史当然不尽如此。主张并试验共产主义的欧文、恩格斯都是资本家，资本家兼做慈善家的更是大有人在。但这起码还不是现阶段中国资产阶级身上的苗头或倾向。
    29 公民社会性质的事物向市场和政府快速转化，是近年来一个很普遍但还不太引人注目的事实。本来一个干干净净、老百姓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的创意或活动，很快就被投资商盘去牟利，或被政府拿走粉饰太平，“中国好声音”就是最近的一例。当然，这也未尝不能理解为社会与市场、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30 据袁庾华先生转述“一位自由派的学者”的话，“除了民间，我们一无所有”（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dfffd90101is3h.html）。不知道这里的“我们”具体何指，如果是指自由派知识分子，那并不真实。也不知道这“民间”具体何指，包不包括“民企”。
    31 参见拙文《农民工讨薪六法》，刊载于《凤凰周刊》2011年17期及本人大旗网博客。
    32 参见拙文《中国革命与阴谋史学》，刊载于《凤凰周刊》2006年某期及本人大旗网博
    来源: 《领导者》杂志总第50期（201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