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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效率、市场环境和中国崛起”南开论坛综述
http://www.newdu.com 2018/3/15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 佚名 参加讨论
2012年12月15日，“企业效率、市场环境和中国崛起”论坛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经济研究》杂志社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管理公司协办。本次论坛共收到参会论文近百篇，经过专家遴选，最终入选论文20余篇。论文议题涉及经济学方法论、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领域。会议期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60名专家学者和学生学子欢聚一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论坛开幕式上，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上海国和代表先后致辞。开幕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厦门大学副校长杨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分别进行了主题报告。然后，在《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的主持下，与会嘉宾进行了观点点评、疑问解答和互动对话。随之，在“生产效率”、“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四个分论坛中，学者们进行了论文报告和评论。会场气氛热烈，学术氛围浓郁，观点精彩纷呈，研讨严谨深入，与会学者交流了经济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和最新动态，共同创造并分享了一场学术盛宴。
下文分为溢出效应与外部环境、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四个部分综述会议发言和相关论文。
一、 溢出效应与外部环境
现有多数文献认为外国投资能够带来新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市场技巧，有助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被投资国经济的增长，亦即外国投资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本次论坛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研讨市场化进程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南开大学田利辉和刘廷华发现外资参股显著提高参股企业的生产效率水平，溢出效应为正。但是，外资企业能够挤出内资企业，行业内的水平溢出显著为负。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的前向关联效应显著为正，但是后向关联并不显著。他们进一步发现，在当前的市场化进程中，外国投资前向关联的正向溢出效应逐渐弱化。蒋殿春和于国才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出口平台型外国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弱于市场型外国投资，而目前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弱化了两种类型的外国投资技术溢出效果。基于新近发展起来的新新经济地理理论，大连理工大学的刘海洋、刘玉海和袁鹏发现集群地区的企业初建生产率较高、淘汰率也较高，但增长速度不高，因而使低效率企业无法生存。他们认为，我国产生集群效应的县市生产率相对较高，其真正原因是竞争淘汰机制而非集群时的外部经济效应。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林桂军认为，是美国的外包政策促成亚洲工厂的形成。现存全球产业链和产品分工情况决定了我国需要继续推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应政策法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成为了世界秩序的受益者。深入分析近来的外部环境，南开大学佟家栋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保护主义的发展不仅远远超越了经济复苏的速度，而且超越了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范畴，呈现出了诸多新特征，可以将这些保护措施与政策称之为“新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他和刘程合作的论文指出，在危机的爆发期，保护主义通常不会剧烈反弹，甚至还会有所缓和；但是，在经济进入复苏但尚且较为脆弱的时期，保护主义将会随之兴起，并且逐步步入高潮。目前，各种新型保护手段已经占据主流，特别是贸易救济和政府救助措施这两种以公平贸易为掩护和杀伤性精准的新兴措施。不仅如此，部分发达经济体在服务贸易、新技术开发、劳动力流动等领域也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组合型保护手段。他认为，面对“新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在兼顾短期应对措施的同时逐步构造长期战略。
吉林大学李俊江和孙黎认为，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然而我国企业应该如何在国外组织生产？是企业内部化运作（一体化）还是在企业边界外寻找其他企业进行外包？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假设前提，他们借鉴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生产率对企业实行一体化和外包的决定作用，并利用中国发展一体化、外包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发现生产率水平高的企业应该选择一体化方式，生产率水平低的企业则应选外包方式。
二、 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
面对“新国际经济保护主义”和我国持续上升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是释放中国经济潜力的关键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尹恒、李世刚和柳荻梳理TFP相关理论发展和分析中国竞争性行业数据，探讨了我国企业层面的TFP较为稳健的估计方法。他们认为，传统的数据包络分析技术（DEA方法）、指数方法和参数方法（固定效应、工具变量和动态面板）没有充分利用企业决策结构和数据产生过程的信息。结构估计方法试图打开企业生产经营过程黑箱，利用企业行为和决策结构方面的信息，成为企业TFP估计最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苏州大学罗正英、汤玲玲和徐亚云选择了地区创新能力强的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行为数据层面考察了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活动的真实机理。利用DEA模型，他们发现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最大。
姚万军和段文斌则运用两阶段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实证分析了我国粮食生产的中性、要素体现式和集约化技术进步。他们发现，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长期低迷状态，集约化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克服了耕地短缺的制约，提高了粮食的生产，但是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他们认为继制度创新后，合理的政策、完善的市场环境和有效的生产组织模式将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根据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杨骞和刘华军测算了全国29个省区市及3大地区的环境效率及管制成本。他们发现，加强环境管制有利于促进我国环境效率的提升，环境效率的高低与环境管制成本呈反方向变动关系。他们进一步发现产业结构、所有权、资源禀赋、能源消费等对不同管制强度下不同地区环境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降低环境效率。
三、 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和驱动源泉。在相当程度上，我国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获得取决于我国企业融资约束的解决、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自身公司治理质量的提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蒋灵多和周世民研究了我国新成立企业融资约束和生存问题。他们发现，我国新成立企业的生存时间普遍较短且分布比较集中，平均生存时间为37年；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增大，新成立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增大；发现金融信贷存在“制度摩擦”和“年限摩擦”，但没有发现显著的“规模摩擦”。企业的产权和存在年限直接带来了融资约束的变化，不过无论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的失败风险都与融资约束密切相关。
虽然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小，但是上海财经大学王安兴、谢斐和赵思然发现私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收益指标优于国有控股和混合制公司。他们进而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标优于私有控股和股权分散公司，混合制企业的收益指标比私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差。另外，国有股权高度集中会对公司社会指标有正面作用，而私有股权高度集中会对公司社会指标有负面作用。
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葛伟、任缙和高明华深入分析上市公司的基本因素、治理因素、财务因素和企业家能力因素。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和有序因变量模型，他们发现微观层面的产业空心化程度受上市年限、地区市场化程度、融资约束等基本因素影响。此外，公司治理和企业家能力层面也有多种因素显著影响产业空心化的进程。
复旦大学石松和孙谦进一步度量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发现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杠杆受到管理者自身偏好的影响。他们在传统的资本结构回归模型中加入管理者固定效应以后，其系数有了显著增大。他们进一步发现管理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是否具有政治背景以及认知能力等特征对其个人偏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在我国现有的制度背景下，管理者的个人特征也直接影响着公司治理的质量。
四、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中国制造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正在遭遇挑战。北京大学鄢萍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用模拟矩方法，估计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的资本调整成本函数、投资不可逆程度和折现因子等决定企业投资行为的模型参数。通过模拟工资上涨对个体企业的影响，再把这些个体的行为加总，该文发现，如果工资上涨10%，在其它生产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减少4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对工资上涨的反应程度不同。民营企业受影响最大，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次之，而外资企业受影响最小。这也就是说，我国企业尚且难以以资本替代劳动力，通过改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缓解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
面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我国企业是否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南开大学田利辉和刘廷华使用中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我国内资企业和跨国企业的生产效率，研讨不同企业的学习能力，进而回归分析中国企业是否有潜力赶超外资企业的效率水平。他们发现，我国内资企业的平均效率水平与外资企业尚存差距，但是这一差距存在逐步缩小趋势。在效率赶超过程中，不同产权类型的内资企业表现出了不一样的赶超速度，民营企业的赶超速度较快。总体而言，我国内资企业出现了向世界生产效率前沿收敛的趋势。
当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可能存在“比例失衡”。我国经济结构不协调，需要进行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结构调整。伴随着两个部门之间的结构调整，郭金兴、王保春和王庆芳认为工农业贸易条件将会发生有利于农业部门的变化。也就是说，农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出现上涨，带来食品类价格的上涨。由于食品类价格在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CPI统计中一直占有很高的比重，所以工农业贸易条件的变化将会表现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这种由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并非绝对价格水平的上涨。针对目前国内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厦门大学杨斌深入分解了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表象与实质，阐明了税收对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乏力。他指出，莫里斯最优所得税理论和哈伯格一般均衡分析均导出过税收对收入分配调节的无效性；从制度上，我们实际上无法设计一套公平合意的所得税制度。杨斌认为，解决收入不公应该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平民大众享有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包括起始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以非对称性的财政体制作为激励机制。中国人民大学郭庆旺和赵志耘比较分析90个国家近40年数据，研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并非严重“失衡”。所谓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以及外贸依存度偏大的认识，在国际历史数据的对比下，并不一定正确。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不应该急于转型成为消费导向型经济。
的确，中国经济不应妄自菲薄。北京大学姚洋认为，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开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的趋势。中国当前尚且属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这意味着人均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经济将进一步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产业链的不断向前延伸，东部的剩余产能和产业链可以逐步向中西部转移。我国的经济发展空间广阔。他进一步指出，政府要把民众福利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政府还需要重新考虑其国际定位，应该实现“一元、多极、共治”。
综上，本次论坛的会议论文严谨认真地讨论了外国投资溢出效应问题、我国企业生产效率问题、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问题，并总结了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大课题。论坛认为，我国企业生产率尚且落后于外资跨国企业，外国投资溢出效应在我国也逐渐减弱，而且我国企业的当前外贸环境并非有利。但是，我国能够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加大教育投资、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并且通过健全资本市场、提高公司治理、改革政企关系，来推动我国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长期增长。
田利辉，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 LTian@nankai.edu.cn。 除联合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的支持外，本次论坛和本文作者同时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号12YJA790124）和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NKZXYY1115）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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