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学生及其眼中的中国经济——詹宇波

    近几年来，一个名为Joshua Cooper Ramo的美国人在中国迅速蹿红。Joshua Cooper Ramo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常务董事，曾担任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访问教授。真正令他出名的事情是2004年他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工作时提出了 “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公开与著名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叫板，此后这一术语迅速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并被广泛引用。尽管国际社会对于“北京共识”仍未达成完全真正的共识，但是对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国际社会受到极大关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刚刚结束对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海发表演讲时，不仅谈及了中美两国之间在贸易、能源等方面合作的重要议题，同时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留学生派出计划，声称美国不久将派出多达10万名的留学生到中国来交流学习。
    古往今来，留学生的流向往往能够成为据以判断一国一地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准之一，正所谓“以文德怀远人”是也。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将唐朝描述成“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他谈到在当时的大唐国立大学，即国子监里，有着来自日本、高丽、叙利亚、安南、阿拉伯、波斯和吐蕃等国的留学生，盛极一时。日本的留学生被称作“遣唐使”，归国后对日本从文化到制度等诸多方面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是，留学生的流向往往会受到国力盛衰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到了晚清时期，当中国多次被列强侵犯，在世界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到来之时还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时，日本在明治天皇的强势推进下迅速完成了由封建国家向近代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军事实力、政治制度和社会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就近向日本输送了大量留学生，其中不少回国后都成为了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重要领军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黄兴、鲁迅、郭沫若等等。二战后，尤其是前苏联式微之时，美国和西欧国家又成了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可见在“见贤思齐”的力量感召下，留学生的流向足以当得上是判断一国兴衰的风向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奥巴马总统的留学生派出计划刚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尽管从数量上看，美国来华留学生要远远少于中国留美学生，但是从本世纪初期以来，美国来华留学生就开始呈现迅速增加的发展态势，根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2003年至2004年期间，美国来华学生数量激增了90%。此外，与早期来华学生主要修学汉语不同的是，最近几年来华的美国学生开始试图全面地了解中国，为他们开设的课程也开始包括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政治制度等。笔者从2007年开始为美国学生讲授中国经济方面的课程，起初班上不过三四名学生，而到了最近，班上人数已经增加到了二十余人。学生生源来自于美国多个高校，既有像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名校，也有在中国国内声名不著的大学；学生人种则包括了白人、黑人和亚裔，应该说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给他们授课、交流来了解这些学生以及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便成了令我颇感兴趣的一件事情。
    与中国学生相比较，美国学生最大的特点在于独立和自信，这大概是美国国家精神在个人身上的具象表现。在课堂上，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或者对教师所讲的内容存在质疑，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举手要求提问；而对于教师的提问，每次一定会有一些志愿者非常乐于积极响应，有时持不同意见者甚至会当堂辩论。反之，在中国学生的课堂上，学生们更多地是对老师的意见唯马首是瞻，少有质疑，更毋庸说当堂反驳了。美国学生的独立性还表现在他们对学习的主动性上。根据每学期上课之前发给每个学生的syllabus，即课程安排计划，当中会有要求学生对讲课内容的自我准备和发言的要求。对此，学生们会自发将发言的资料搜集、幻灯片制作，发言当中的角色分工等等全面准备好，有时在开场时还会来上一小段自编rap或搞点什么其他的小手段，以吸引在场人的注意力。不久前，留学项目组织了一次前往港、澳、深三地的考察活动。出行之前，我要求学生们搜集一些关于这三个城市的材料，以便事前对之做些了解。结果，负责深圳组的一个学生在他们的首张题为“Welcome to Shenzhen”的幻灯片上放了一张不知道从哪里搜来的深圳当地酒店的照片，照片上展示的是该酒店客房里的设施。其他的设施倒也平常，奇特之处在于在客房床铺上还坐了一名妙龄少女，旁白写着“All is ready for you”。课堂上其他学生一见到这张幻灯，登时哄堂大笑，放幻灯的那个学生见达到了预期效果，当然是眉飞色舞，得意洋洋。而我只能坐在一边，哭笑不得。
    除了独立和自信之外，美国国家特征中的自大也同样体现在这帮学生身上。我在给他们讲述中国最近三十年当中取得的成就时，经常可以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怀疑和漠然的神色，但是如果提到中国经济当中存在的问题时，他们显然要感兴趣得多，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一次，我讲到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德国，跃居世界第三时，一个学生很快举手打断了我，问道：“你觉得中国经济在什么时候会超过美国？”我回答他说：“据估计，总量上达到美国水平的时间可能会在本世纪中叶。”看得出，当时教室中的美国小孩们心情很是复杂，有怀疑的有担心的。我心中暗笑，紧接着又继续解释：“这仅仅是总量上的概念，中国经济的人均发展水平较美国还相差很远。”大家顿时如释重负，有人甚至很夸张地长长出了一口气。还有一次在谈到中美贸易问题时，我说最近的经济危机让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自由贸易会受到抑制。一个黑人女生马上问我：“你是认为美国做错了吗？”我对她的敏感颇为无奈，只好向她解释，问题不在乎谁对谁错，以及国际贸易平衡的重要性、中国之所以要发展外向型贸易战略的原因及为之付出的代价等。
    疯归疯，狂归狂，可美国学生对学习成绩的在乎程度绝不输给总是被称作是在应试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我想这大概也是在崇尚人人平等的大环境下，平衡和讨价还价机制在美国教育系统中的师生间起作用的一种体现吧。为了最后拿到的分数，他们会就教师布置的任务数量和完成要求方面经常与教师谈判，有时甚至会细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安排他们写一篇论文的话，他们会在文章的页码、字数，甚至字体大小和行距等等方面要求教师一一加以说明。此外，在给出了分数之后，有些学生还会要求教师进一步就他们的表现、他们完成的论文提出具体的评价和改进意见。对于习惯了“老师说了算”的中国教师而言，美国学生的要求可谓繁琐得多，远不及“听话”的中国学生好管。不过我更愿意认为，这些在学生时代就学会了如何按照契约（即之前发下去的syllabus）办事，并且知道如何维护自己权利的孩子们，在他们进入社会后，应该很快就能适应现实环境，中间的过渡期相应地也会短了许多；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也会因为每个人都会通过合理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越发扁平化，这应该是美国社会保持其活力和创新动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来源。
    或许是长期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影响，学生们对中国的态度颇为复杂。通常在第一次上课时，我会问班上同学一个问题：“在来中国之前，你们对中国或中国经济的印象是怎样的？”最近一个班的大多数回答是“很大”，“人口很多”，“很穷”，“经济发展很快但同时存在不少问题”等等，有少数华裔学生能够说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细节，如国企改革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似乎美国人都很在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可是他们的中国的了解又实在太少，有的仍然停留在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前的零星印象。这时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出之前看到的一个电视采访：一名美国人谈到，他在中国呆了几个月之后回到美国，当他兴致勃勃地向他的朋友们谈起中国时，愿意聆听他的经历的人似乎并不多。我把这种情况讲给学生们听，问他们的意见如何？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女孩很有同感。她说来中国之前向朋友们谈起她的目的地时，朋友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Why China？”
    记得数年前有一部电影，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片名是什么了，说的是一个美国年轻人出发去欧洲留学，在飞机上和邻座乘客聊天。乘客问他去欧洲学什么，这个年轻人很快地回答道：“文学。除了这个，我还能到那儿去学什么？”一想起这个，我大概就能明白，要想让我的美国学生心服口服地听我讲中国经济，应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詹宇波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