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普斯解读繁荣奥秘——自我创新
著作简介:《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埃德蒙德·费尔普斯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09月出版。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又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在这本书中,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2013年9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到中国的人才问题时,说“年轻人应该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天分,年轻人过早进政府部门是人才浪费”。10月中旬,一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工作启动,据说浙江省每4名报考人员就有1名想进国家税务局。针对上述中国人才缺少创新精神的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是埃德蒙德·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他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13年,他出版了《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试图探析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的老问题:国家是怎么富强的?而这本书对此问题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虽然熊彼特曾经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费尔普斯老调重提将繁荣定义为“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从而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现美好生活,符合公平正义”。实现这种繁荣的关键是大众身上所具有的创新精神,费尔普斯的个人经历、本书的写作逻辑、研究结论的宏大立意正是这种创新精神的体现。
一、费尔普斯的个人经历
1933年,费尔普斯教授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先后获文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教授,其研究方向主要是宏观经济学、就业与增长理论等。他在学术上的名气,主要起源于他对与其名字非常容易混淆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挑战,这主要得力于其将个体选择与公共选择理论对接的能力。
他曾写有一本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入门》(Political Economy:An Introductory Text),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中对这本教材赞赏有加,并且认为这本教材之所以没有流行,主要原因在于过于求新。这本书我曾经有幸在亚马逊中国买到了原版,体例可以分为个体选择、公共选择两部分。我想这符合汪丁丁的品味,他在最近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中指出:现在的微观经济学教材重个人选择理论,轻公共选择理论。我想费尔普斯这种不同于常人的视角,正是其可以写出《大繁荣》这本不同寻常书籍的关键。
费尔普斯近年来一直关心和参与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讨论。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前,2004年,他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过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内容。2010年,费尔普斯开始任新华都商学院院长,创建了教育部批准的首个创业、创新MBA项目,以体验式学习方法,激发中国学生的自我创新精神。2013年,他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抨击了中国学生大规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现象。可见,费尔普斯在中国的实践,就是对《大繁荣》一书主要逻辑和研究结论的实践。
二、《大繁荣》的写作逻辑
《大繁荣》这本书的谋篇宏大,但是却能回归到个体的创新选择,这是非常难得的。另外,这本书在细节方面对于证据的运用非常巧妙,一环扣一环,就和阅读侦探小说一样。
谋篇布局方面,本书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个体体验入手,然后切入经济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群体的制度选择(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社会主义),紧接着分析了更为宏观的增长问题:经济衰落的表现和原因,最后又重新回归个体的美好生活和正义。这种写作逻辑完美体现了费尔普斯教授一贯的研究方法,也是其微观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入门》坚持的框架“个体选择+公共选择”的分析框架。
证据的运用方面,非常强调逻辑性,在很多章节都有体现,这里以“第一章 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为例说明。作者开篇就介绍,现代经济活力是多维的,不但改变人的生活和工作标准,还影响生活、职业的本质。以此为基础,作者指出测量经济活力程度采用经济增长率、生产率是存在问题的。活力不足的国家与高活力的经济体开展贸易,或者模仿这些经济体的原创产品,一样可以获得高的经济增长率和生产率。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例子。然后作者一步一步否定了资产投入、科学技术的作用,最终将视角回归到深藏于人类群体中的创造力和远见等资源,国家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对些资源的动员。另外,很有意思的是作者极具创新性的在“第三章 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中以文学名著介绍了一代、一代人的个体体验。
三、《大繁荣》研究结论的宏大立意
费尔普斯最终的结论,开始追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为什么要生,又为什么要死?也就是所谓的美好生活问题。这已经开始回到罗尔斯和阿玛蒂亚·森关心的问题。
从《大繁荣》一书写作的逻辑来看,这本书更应该看作实证研究的佳作,它没有牵涉太多的价值判断。但是费尔普斯在书中提到了他和斯蒂格勒以及加里·贝克尔有关利他主义的争论,那场争论很难说有什么结论(P216)。另外,他还提到了他和罗尔斯作为同事(1969-1970年),办公室被烧、文稿逃过一劫的轶事(P303)。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费尔普斯的意识形态处于中间,是坚定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拥护者。
他的这种中庸性,决定了他的结论将不同于熊彼特等人。在推出结论的前一刻,费尔普斯又重新回归繁荣的基本概念,他追本溯源发现,希腊语的“eudaimonia”可以解释为“happiness”(幸福),但是更为精确的翻译是“flourishing”(繁荣)。正如作者引用的维吉尔的名言“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来”。然后作者进一步引用了伏尔泰的《老实人》,强调“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且能带来丰厚的回报”(P285)。作者还非常俏皮的引用了Lady Gaga《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的采访对话,强调发现“自己的内在身份、不断得到重生”的重要性(P291)。这样费尔普斯的结论就完全不同于熊彼特了,因为他把最根本的增长动力追究到了人自身的内在能量,这种能量独一无二,藏于芸芸众生中,而开发这种能量则是增长的关键。
最后,这本书不只是为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思考增长的视角,他也为我们发现新的问题提供了起点。正如凯恩斯所说“人们学习经济学不是因为标准理论的结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实践中提对问题”(P332)。我想费尔普斯更希望我们这样来阅读这本书,也以这本书开始我们的创新和创业实践。
(节选自《费尔普斯解读繁荣奥秘——自我创新》,原文载于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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