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著作简介：《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陆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该书比较了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基于实证，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一个理想的发展战略是找到某种机制，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而这一公共利益是全局的和长期的，往往与局部的和短期的利益有一定的矛盾。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即在于，人们对于大国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缺乏共识，局部和短期的利益损害了全局和长期的利益。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我将系统而简明地来分析当前中国公共利益受损的局面，涉及到中国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包括：中央—地方关系；利率、土地、户籍等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平衡；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的问题；经济结构的扭曲与形成机制；经济的潜在风险和持续增长动力。基于这里的逻辑，我以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为切入点，提出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城乡、区域间再配置，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双赢的改革思路。
    公共利益为何受损
    当前的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大浪潮中，其面临的理想发展模式远远比农业时代来得复杂。
    经济发展对于空间集聚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地方政府却追求本地经济规模和税收规模的最大化。区域间“平衡发展”的目标被简单地理解成了各个地区在经济总量意义上的均匀分布，相应地，区域发展的政策被认为应通过行政手段来促进产业转移，并且在财政转移支付、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等方面倾向于地理条件处于劣势的欠发达地区。
    当前中国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每一个地方都追求自己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在生产上，中国经济却出现了与现代经济集聚发展相悖的离散化趋势，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现象严重，专业化程度甚至有所下降，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理应出现的市场一体化和区域间分工协作阻碍重重。严重扭曲的生产要素配置还最终使得城乡和区域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难以实现。在东部地区日益提升的生产成本对产业形成了筛选机制，企业在低利率的条件下用资本替代劳动。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并未如人所愿地迁往中西部，而是迁往了生产成本更低并具有港口优势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谨防中国经济“欧洲化”
    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国家间竞争的基础上的，而本质上，国家间竞争其实就是以少数大都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的竞争。从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有两个因素对于国家的竞争力特别重要，一个是技术创新能力，另一个是市场规模。前者必须依赖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较大的市场规模则可以分摊创新的固定投入，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使企业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在普通消费品（如数码产品）上，市场规模可以借助国际贸易来拓展，但对于发展某些战略性产业（如航空航天产业、高铁和大飞机产业）和国际可贸易性较差的产业（如文化产业），则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非常重要。
    正是基于对市场规模重要性的认识，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努力推进一体化。但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深刻而较少为人所提及的矛盾是，在一个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的地区实现货币一体化，对欠发达的边缘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在经济扩张期，每个国家都有冲动大规模借债，但在经济紧缩时，首先出现偿债能力不足问题的，就是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如果货币不是统一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可以通过本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但在欧元区内，希腊却不能单独让欧元贬值。于是，政府债务危机爆发。而此时，由于欧洲并未实现财政统一，在是否救助边缘国家的问题上分歧严重。
    欧洲出现的问题值得中国警醒。如果忽视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怀疑经济集聚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流动受阻的局面就难以改变，行政力量配置生产要素的方向便与全球化、市场化的方向相悖。在这样的路径上，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将难以缩小。一方面，沿海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形成了对于高生产率企业的筛选机制；另一方面，在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不能移出，则人均资源占有量难以增长，规模化经营难以实现，劳动生产率提升也受局限。
    与欧债危机相类似的，中国的较发达地区也面临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权衡。部分发达地区的民众的思维方式是，来打工可以，但要定居并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不行，因为这被认为会摊薄本地居民的福利。但是，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地跨地区流动，当地政府就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需要加大投资，需要更多建设用地指标，需要大量转移支付，需要借债，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需要用发达地区收来的税去补贴欠发达地区。此外，由地方政府债务所内生出来的潜在通货膨胀风险也需要所有人共同负担。因此，发达地区还是要承担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代价，只不过这种代价并不是那么直接能够看到。
    改革应是“正和博弈”
    当前，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迫在眉睫，但改革却遭遇困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局的和长期的利益与局部的和短期的利益存在矛盾。
    中国改革必须凝聚共识，在尊重个体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强调“公共利益”。在改革的战略上，必须突破改革是“分蛋糕”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要看到改革本身是一个“做大蛋糕”的“正和博弈”。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利率改革对于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意义。只有引入更多的金融机构展开竞争，让利率恢复到市场供求决定的水平，才能够起到淘汰低效率部门的作用，让市场上真正高效率的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支持。
    第二，要充分认识到地理因素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建设用地指标应更多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地区。
    第三，要深刻理解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发展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即使经济资源不断向少数地区集中，只要这一过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其收益能够超过经济集聚中伴生的生产要素价格（如地价和房价）上涨等问题，则劳动力仍然会向大都市圈和大城市流动。
    在通过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同时，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和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还能够促进社会更为和谐。要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只有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特别是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而言，只有不断地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减少农业人口。一方面，在有就业，有社会保障，有补偿，且自愿的前提下，不断有进城农民放弃在家乡的居住用地，复耕为农业用地，因为城市有更高的人口密度，使得农民进城反而能够增加农业用地。另一方面，剩下的农业人口拥有更多的人均土地，提高规模经营的程度，才能在根本上让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同样道理，对于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也只有通过人口流动，才能使得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走向均等。
    对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主要靠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改进来治理。试图通过限制人口流动来减少城市病不仅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只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凝聚共识实现共赢
    当前，中国的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是三位一体的，必须要凝聚共识。我认为当前中国需要的是最为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而这些原理体现着现代人类发展所总结的最为朴素的智慧。越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越容易在全社会达成共识。
    我认为，现代经济学最为重要的原理是两条：第一，在时间维度上，如果离开了利率调节机制，那么，在被抑制的低利率引导下，资本积累将过多，经济增长将偏离最优路径。第二，在空间维度上，地理自然条件对于经济发展影响重大，而且，即使在自然条件完全一样的两个地方，由于起点的微小差异就可能在收益递增机制下导致经济活动在其中的一个地方集聚。
    忽略了“时间”的作用，使得中国一味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长此以往，投资的边际回报势必下降，于是，短期内的高投资可能意味着未来的产能过剩和增长下滑，使经济偏离最优的增长路径。而忽视了“空间”的作用，则使得中国过度依赖行政力量引导资源向地理劣势地区配置，导致低效率和经济的竞争力恶化。
    上述两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又可以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不能通过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和阻碍生产要素流动来发展经济，如果能够通过市场化改革，解放生产要素价格，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那么，就能够实现两个共赢，即：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共赢，生产集聚与区域平衡的共赢。
    中国当前的改革遇到了局部和短期利益的制肘。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动力不外乎两个选择。第一，由投资过度所导致的经济风险不得不面对，地方政府债务日益累积，其风险越来越大，欠发达地区的大量投资回报低下，问题更为严重，而积极主动的改革可以尽早地化解风险。第二，在当前的市场扭曲和与此相关的不公正之下，不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与其在日益积累的风险和压力之下被动改革，不如通过积极主动的改革来缓解风险和压力。
    必须看到，面对改革的深层次矛盾，靠单个部门或者局部地方推动都很难，中央政府的协调对于实现全局的、长期的利益至关重要，这正是我对“顶层设计”的理解。
    （节选自《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原文载于《联合时报》，作者陆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