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改革的三个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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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历史瞬间之一：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
    安徽省凤阳县位于中国南北方自然分界的淮河之畔。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花鼓更是远近闻名。自明清时起，凤阳即以“三年恶水三年旱、三年蝗虫灾不断”的常年灾害和极度贫困著称。由于成群结队的灾民身背花鼓逃荒要饭，凤阳花鼓也成为贫困的凤阳县的一个文化符号。不过，到了1970年代末，凤阳只是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贫困恶果的一个缩影。1978年，中国农村全年人均收入不足100元的绝对贫困人口，足有2.5亿。
    1978年12月的一天，小岗村的农民按照多年的习惯，准备外出讨饭自救。然而，1978年注定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12月18日至22日，1000余公里之外，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小岗村的村民未必知道这个会议的召开以及会上讨论了哪些问题，并且，事实上当时会上通过的文件也没有明确肯定任何一种改革做法。但是，政治气氛毕竟已经不同。这一次，村民们觉得可以有与逃荒要饭不同的选择了，开始酝酿摒弃生产队大呼隆式的劳动方式。在那个时代，这仍然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于是就有了18家农户写下字据，各家的户主纸上有名，并以红印泥摁下手印，一致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并承担可能的政治后果。
    包产到户或其更彻底的形式包干到户，被统称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其实，在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同时，中国各地特别是四川、安徽和内蒙古的很多地方也都悄无声息地开始了这类试验。随后几年在全国得到推行，并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1980年初，中国实行家庭承包制的生产队仅占1.1%，同年年底即增加到20%，而到1984年底，这一经营形式便覆盖了100%的生产队和97.9%的农户。农村这项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突破。而小岗村的颠覆性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实践。
    实行家庭承包制的直接目的，是改进对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激励机制，给予农户经营自主权和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进而，这一激励机制的改善及其刺激农业增长的显著效果显现出来之后，按照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及从随后实际发生的情形看，这一改革的核心更是赋予了农户配置生产要素的自主权。也就是说，随着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状况的显性化，劳动力开始退出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和农村之外，转移规模则一步步从小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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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历史瞬间之二：邓小平南方之行系列讲话
    早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国的决策层就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来称作经济特区）；随后于1984年开始又陆续确立了一批沿海开放城市；1988年成立海南省并设为经济特区。若干年后，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发展效果如何，产生了哪些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992年1月17日，年届88岁、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邓小平登上南行的列车，开始了他为期逾一个月的南方之行。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中深圳和珠海就属于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上海则是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载入中国改革开放史册的，是邓小平在视察途中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
    概括系列讲话中最振聋发聩、对当时的中国最具有针对性、后来也成为改革指导思想的内容，可以说是对几个关键问题的回答。第一，改革是什么，为了什么。改革就是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第二，如何评判改革成败得失。就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如何加快改革步伐。不争论姓“资”还是姓“社”，市场是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些讲话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也是邓小平的一贯要求：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加快，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讲话产生的震动效果是惊人的，经过一番周折后在最高领导层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从此大幅度加快。无论是观察经济增长速度指标，还是观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出口增长等反映经济外向型水平的指标，都可以看到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显著发动作用。沿海地区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正是从这时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再仅仅是剩余推动型，而是加上了新的需求拉力。在同一时间，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体制障碍得到大幅度清除，如粮票等票证制度被取消，劳动力流动的范围和规模都明显加大，尤其表现在进入各级城镇居住和就业不再存在有形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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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历史瞬间之三：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旨在把人口的居住和就业纳入国家计划之中，限制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自由迁移和流动。研究者和观察家对于这个制度的理解，一度（如果不是迄今仍然如此的话）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主要是以为这个单一的人口登记制度即可包打天下，足以把人口迁移和流动限制在政府意欲达到的程度。这导致两个误区。一是看不到诸多与户籍制度配套的政策和制度形式，都在外围上发挥着同样的限制流动的作用；二是看不到相关政策改革逐渐地掏空户籍制度的内涵，弱化其功能，因而本身也是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
    2003年3月17日，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担任平面设计师、年仅27岁的孙志刚，在街头受到警察盘问，因没有办理暂住证被收容，羁押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其间遭到护工和部分被收容人员的殴打，三天后非正常死亡。这一事件被曝光后震惊全国上下，事后有12名当事人被判刑（包括一项死刑），20名公务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和处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个案件，深刻认识到问题产生的制度弊端，于三个月后废除了收容孙志刚所依据的、实行了20年的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政府法规的实施目标和内涵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的变化，标志着劳动力从退出和流动到进入的制度环境的重大突破。户籍制度在地域上把农村人口限制在乡村，在就业类型上把农村劳动力限制在务农，在劳动场所上把农民限制在土地，是通过诸如人民公社体制和票证制度等一系列配套体制实现的。人民公社的废除首先赋予了农民转向其他产业就业的权利，票证制度的取消则扩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范围。因此，以孙志刚事件为代表的这一轮制度变革，实际上包括一系列诸如此类的突破，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发生孙志刚事件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蔡昉以1978年农村改革起始时的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基准，预测下一步关乎城乡关系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将发生于城乡收入差距回归到该基点水平，即该文发表后一两年的时候。事后，蔡昉把2004年判定为中国经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年份，并指出这个转折点不仅仅以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为标志，还伴随着一系列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毋庸置疑，城市化进入壁垒的拆除，是这些变化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系列举措。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文章出处：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