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十一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研讨会”综述-经济学-经济管理网-新都网

    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发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十一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暨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研讨会，于2017年9月16—17日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论坛继承前十届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面向全国征文，得到了良好的反响。来自全国近8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经济理论专家与会。本届论坛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围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成果，力求提炼概括中国话语和理论范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等中心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里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陈述。
        一、开拓挖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创新的要素来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有着十分丰富的探索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教授在论坛致辞中指出，重温总书记“517讲话”和在多个场合所强调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等重要指示，联系考察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们能够体会出中国的发展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主动开放，引进学习当今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开拓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多个资源,进行丰富的探索实践。所有这些，不可能从西方经济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马克思所建构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加以系统梳理，进一步拓展经济理论范畴概念内涵可能存在的狭义与广义区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以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资源。上海市委宣传部燕爽教授指出，历史是思想学术和理论的最重要的源泉，研究历史的演进可以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150周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和发展，就是要十分关注、重视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运动所走过的历程，从中获取理论教益、发现规律。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专家还提出，需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中国社会构造特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复旦大学高帆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构本身具有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嵌入、强调收入分配以及强调制度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自身的发展拥有一贯性，其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约束因素是发展中大国，因此在这样的约束下必须有其自身特点的一套制度安排。武汉大学王今朝教授认为，一门学科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其前提首先是能够做到两个“对话”，一个是与该理论的传统进行“对话”；一个是与其他同类学科理论进行“对话”。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问题（国民财富）的研究，不仅能够说明其“原因”，更重要的是还能够说明其“性质”，具有强大的包容的对话能力。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认为，要研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其重要的理论源泉，并充分发挥其现代价值。要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坚持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基本立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及坚持以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阐述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
    复旦大学孟捷教授提出提升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性问题，对于《资本论》的研究需要从“照着讲”转向“接着讲”和“自己讲”，要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加入属于中国的原创性因素，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并有信心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者必须对自身的话语体系有自信。那种简单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结果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其中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不论是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都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因此，国别性和差异性必然是包含在其中的。社会实践决定了社会理论，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不到70年时间，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道路，积累了相当的实践经验。对于落后国家谋求经济发展，选择适合于自身的发展道路，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裴长洪教授围绕新技术革命和新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红利”展开分析，提出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必须正面回应新技术与新产业如何带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同样，新全球化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必须重视的创新元素。总结前几轮发展的经验和面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明确我们要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既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也表现出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价值观、价值判断、价值追求。中央财经大学林光彬教授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是基于中国本国国情的创新，而不要跟着西方的思想走。马克思认为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因为欧洲国家的形成是靠战争。但是相比而言，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更多地是因为生产发展的要求。从农耕时代开始，谁能够更好地组织生产，人们就会聚集在周围，逐步形成国家。中国从古至今，国家的首要任务一直就是促进生产；其次才是合理分配和社会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家的生产功能，这是西方理论所没有的。中国要讲自己的经济学，并不能以西方理论否定我们自己。
    通过研讨交流，与会学者拓宽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要素来源的认识理解，有助于使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术努力开展得更加扎实、更加有序。
        二、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理解，指导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取得丰富的成果，初步形成“系统性”的学说。参加本次论坛的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有普遍的共识，大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关研究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旅日学者张忠任教授表示，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的比例大幅度增加，而地方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放开了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带动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这种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按照马克思理论，资本积累也就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实际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就要注意调整优化央地之间的财政结算关系，并且能够正确使用金融杠杆工具，解决好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促使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来。这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任务内容。河南大学赵学增教授运用马克思对于供求矛盾分析的理论，拓展说明了与总供求关系相伴随着的结构性矛盾。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经济运行时，已经揭示了在供给侧背后的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存在和对产出的作用，供给侧要素能力的积累带来生产力的革命，而供求矛盾的背后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正是这样，我们解决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深化改革，围绕“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内容实际上就是要改革体制不合理不匹配的问题，从而调整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生产关系的和谐自适应可持续。中央财经大学林光彬教授认为，对于处理“去产能”工作中碰到的政府“看得见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无形之手”相互关系，实现政府的“有为”和市场的“有效”的有机统一，实践中总是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症结在于对处在“僵尸”状态的企业或者技术落后企业，除了可以从经济效能角度做出评价外，还涉及到与这种效率低下的“损失”处在什么样的承担方式和最终承担主体是谁的问题；而且，处理淘汰这些“僵尸企业”也受到其他相伴随社会因素的牵制，比如，员工下岗是否能够妥善处理。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有效处理。否则的话，处理“僵尸企业”的工作就可能落实不下去。
    2.关于政府市场关系。实践证明，如何处理好政府市场关系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武汉大学王今朝教授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主张，必须从主体论的角度去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是一个意志主体，而市场是一种经济活动的载体，沿用西方的政府市场两点论到最后会发现这是一个话语体系上的矛盾，尤其是在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会遇到问题。针对王教授的观点，复旦大学汪立鑫教授表示，联系到经济运行调节机制的作用机理，这里所说的政府和市场是一种机制和机制发生方式，因此，我们所要重视的是这两种作用机制如何能够有序互动、相互感知，形成作用合力。复旦大学周文教授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世界带来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消除了贫困。促进经济增长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对于国家发展的规划、目标的制定和执行，发挥了正确的作用。正是这样，深刻总结政府如何科学作为，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作用是重要的。
    3.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牵引作用。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联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从经济社会建构的体系内容展开讨论，认为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所覆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五大领域任务关系上，经济体制自然是处在基础性的、物质能力支撑的地位上。经验证明，经济体制的变革对利益关系调整作用直接，当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以改革手段处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解决资源错配、企业技术升级乏力等问题，以政府职能转变的“放、管、服”减少审批环节和体制运作成本，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以经济手段淘汰落后“僵尸企业”，腾出一定财力引导企业转换发展的动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4.关于新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在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具体展开。西北大学李雪娇博士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中国经济新常态对“绿色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是破解资源约束、化解生态危机、创造新经济增长点的有利契机，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而贯彻推进绿色发展理念，也是保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先进性的现实需要。上海大学刘铮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落脚点和归宿点就是“共享发展”，实现共享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支撑，最重要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防止社会出现两级分化，只有坚持公有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才能解决处理好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产品均等化投入和建设，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才能最终保证共享发展。南京大学葛扬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人民”范畴作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同时其本质也是通过共享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与“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以物质财富增长作为主要关注对象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应当关注劳动者的实际生存状态的变化。
    5.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对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也是本次论坛研讨中的热点。湖南商学院刘乐山教授对于收入差距的接纳度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发现城乡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对于收入差距的接纳度呈现出不同状态和变化趋势，城市相对而言接纳度高，而农村则接纳度低。基于问卷数据分析，得出在处理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时，需要考虑结合收入增幅水平管理，科学调节收入差距，需要客观科学地回应居民对收入差距的质疑，引导好民众对收入差距客观状态的接受心理。西南财经大学韩文龙副教授认为，我国目前收入分配主要问题在于，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所占比重下降，而再次分配，包括税收和社保制度对于再分配的调节功能相对弱化。因此要缓解收入差距大的问题，需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消除影响收入分配的制度性不公平因素。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收入公平理论，尤其是保障起点公平，坚持共同富裕的利益分享机制，强化国家在分配中的作用，弥补市场缺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欧阳向英教授将熊彼特的收入分配理论和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对比，并将焦点集中在创新这个层面上。马克思认为企业主到一定程度上就可以从生产中脱离，完全靠攫取剩余价值生存。与此相比熊彼特并不否认剩余价值，但认为企业家作用很关键，没有企业家就无法把要素进行有机整合并产生利润。探讨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就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企业家收益和目前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山东理工大学郭乾认为，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价值结构会有所不同，在工业时代，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要理解信息、技术以及知识产权在生产中的作用并且衡量其价值。目前提倡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在目前的生产中，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知识的作用，因此保护知识产权对于目前中国提高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6.关于“新全球化”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面临新的挑战，但是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伴随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也需要经济学理论给出新的阐述。裴长洪教授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原则表明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全新运用，应以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去构建全球化体系，而这种构建是有现实依据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沈斐副教授认为，要研究全球化，就需要使用《资本论》的视野，以此来看待美国困境和中国方法之间的联系。过去对于全球化的研究基本是沿袭资本的逻辑，以资本积累作为其最根本的前提和目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就是需要对此进行批判。当前国内经济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新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而言，当然也可能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对此需要有缜密的预案。
        三、《资本论》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创新的借鉴和启迪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资本论》是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150年前，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正式发表，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新纪元。今天，我们强调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可以从《资本论》研究中间得到诸多的启迪。
    首先，《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体系需要坚持、弘扬和创新，所揭示的理论内涵需要不断挖掘和解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解剖，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揭露，在诸多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的讨论中又一次得到验证。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沈斐副教授在她的《〈资本论〉视野下的美国困境与中国方案》一文中指出，“资本内在否定性”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元辩证法”（metadialectics），它摆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反映了现实矛盾的张力，构成现代社会的生成机制和动力机制；今天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已经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贫富分化和民族国家间的巨大鸿沟，产生了全球政治经济变革的激进思潮，从而为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和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化升级提供了可能的视野。
    诚然，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容和实际运用，也需要有新的发展。裴长洪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当今社会，伴随着分工细化、技术进步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新产业、新生产组织、新交易方式和新结算工具手段等等的不断涌现，还包括由于这一切变化所带来的人们观念上的转变，所有这些都需要得到重视，纳入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视野。传统的马克思的理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马克思的结论，在解释今天社会的新变化时，需要对既有的概念和方法加以扩展，需要有深入思考和研究创新。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张衔教授认为，《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的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适用，马克思完整概括了影响劳动生产力的主客观因素，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具有“内生性”含义的生产力函数，即马克思生产力函数；其次，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原理揭示了创新的内在机制，比熊彼特的表述更深刻；第三，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可以作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理论依据；还有，关于工人和工资支付方式的分析表明，工人被动承担了企业风险，这是劳资共同治理的理论根据；此外，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内在不稳定性、资本为降低成本而采取损害劳动者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资本积累造成的经济周期性可能排斥就业等等弊端，客观上需要有效的政府干预和调控。
      洪银兴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一般认为，“创新”理论的鼻祖是熊彼特，马克思虽然没有在《资本论》中用“创新”这个词，但是多次提到了科技的重要性，并且将其视作“潜在生产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转化投入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因此有人提出，马克思才是“创新思想”的第一人。除此之外，创新不仅仅只是科技创新，还有制度创新。而有观点认为制度创新并非人为选择而是社会演化的结果，其中所必要的前提是生产的连续性，马克思的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而生产的连续性是其中一个切入点。厦门大学赵建教授通过梳理马克思的速度经济观发现：连续性产生于大规模的协作、分工与机器生产，是资本循环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就是社会再生产连续性的中断；而相应的制度创新正是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
    其次，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通过对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进行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发生的制度原因。复旦大学韦森教授通过对经济思想史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家无限的生产扩张与消费者的贫困和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生产过剩永远是相对过剩。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完全是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囚徒困境博弈的必然结果。至于说金融危机只是经济危机的一个货币表现形态，其根本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一个“良好的”货币秩序，只能延缓或者激化商业周期，却并不能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河南大学安帅领博士在其《马克思信用、利率以及货币危机理论研究》一文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现代金融的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自身拥有其内在价值。然而，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金融化在世界的高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金融化并非单纯现象，而是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相伴随的经济现象，这些相伴因素改变了资本积累和占有方式。中国人民大学陈享光教授认为，金融意味着货币的索取权，在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下，会造成国家对国家的剥削，造成国际间贫富差距的扩大，更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更为致命的是，金融化的危机往往是通过更为过度的金融化来解决，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拖进恶性循环的泥潭。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一种对《资本论》体系的当代续写。蔡继明教授认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必须对劳动价值论加以拓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资本对于劳动存在剥削，这与社会现实生活中引入的“按要素分配”现象相矛盾。而“要素贡献价值论”，则是简单地肯定要素参与分配具有合法性。如何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体制相对接，就有必要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拓展。守住狭义的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目前保护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回应目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而盲目接受要素贡献价值论又势必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相悖。
    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转型理论其实仍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未完成的原因是他生活的环境存在着信息缺乏和工具缺乏。在马克思理论中，“价值”和“财富”没有严格的区分。实际上，价值的衡量和财富本身的衡量是两个独立的标准。至于劳动生产力提高，价值是变多还是变少的讨论一直以来困扰政治经济学界；按照马克思理论，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成反比，然而，生产越多价值却越少又与人们的认知相违背。孟捷教授对这一话题给出另外一种解释：在技术变革的前提下，个别企业中劳动的主观条件或劳动的复杂性将会发生变化，先前由非熟练工人从事的简单劳动会变为采纳高级劳动力的复杂劳动，因此马克思提出的劳动生产率不影响单位时间的价值产出的“同一劳动”假设可能不再成立。最新研究认为，在技术变革的前提下，个别企业中劳动的主观条件或劳动的复杂性将会发生变化，先前由非熟练工人从事的简单劳动会变为采纳高级劳动力的复杂劳动。因此，马克思原本提出的劳动生产率不影响单位时间的价值产出的“同一劳动”假设可能不再成立。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教授则对于劳动力增加和GDP（财富）增加之间的不匹配给出了他的解释。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劳动的复杂程度使得劳动力的增加必须要乘以相应的倍数，这样就能等同于GDP的增加了。但冯金华认为这样做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为劳动复杂程度根本无法量化。因为马克思表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在进行价格和价值计算时，要以不变价格进行计算，而得到的结论是，以价格衡量和以价值衡量，以价格表示的实际GDP的增长率，总是等于以价值表示的实际GDP的增长率。
    基于以上分析，自然可以得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论的主要代表著作，在研究方法、体系逻辑和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富有对当下经济运行特点分析的借鉴启迪意义。正如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教授在论坛致辞中所指出的，《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方法，就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将历史研究与理论逻辑建构相结合。今天我们致力于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和当代历史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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