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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谈谈家族企业如何利用子女婚姻扩大商业网络，尤其是看看商业联姻到底有无效果，投资者是否喜欢家族企业这样做。
前些年，俏江南创始人张兰的儿子汪小菲的婚礼好热闹，他妈妈花大钱办婚礼，娶了明星大S。后来，很多人又关注王思聪的婚姻，因为他是王健林的独子，而很多报道说王思聪表示：他是个不婚主义者，只为了交女朋友而交，从未考虑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题。如果现在的富二代都追求明星、追求自己的感受和爱情的话，某些方面看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也为他们高兴。可是，子女这样做对这些家族企业是福音还是反之呢？对这些公司的投资者又是好还是坏呢？特别是，中国目前的亿万富翁都是创业的一代，他们又基本都只有独生子女，当子女都去追求婚姻自由时，他们企业的发展前景是否比一般国家的家族企业更充满挑战呢？
商业联姻历来是家族扩张手段
你可能不一定了解，我们都熟悉韩国的三星手机、LG电视、现代汽车等等，这些韩国财团其实都是一家，都属于一个巨大的姻缘网络：三星集团创始人是李秉喆，他的子女、子孙分别跟LG集团、东方集团、东亚集团、Life集团等大财团的家族子女联姻；LG集团创始人具仁会的家族又跟现代集团、大林集团、斗山集团等多家财团的家族通婚。而三星、LG和现代集团的家族又分别跟很多官员世家联姻。
在日本，通过联姻发扬光大家业的文化就更深了。我们熟悉的丰田集团，其家族联姻网络中有两个首相和包括三井家族在内的七个商业世家。而三井、三菱、日立集团背后家族自己的商业联姻网络也同样庞大。
虽然由于1950年代中国的家族企业都被公私合营、国有化了，经由商业联姻发展家业的传统被中断，但是，香港和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的做法可以告诉我们一二。在香港，何氏是四大家族之首，第一代家长何仕文是英国人，在19世纪娶广东女子为妻，生有5子3女，包括何东（何启东）、何福(何启福)、何甘棠等，其中何东共有3子8女，何福有13子女，等等。通过子孙的直接参与，加上跟香港和澳门世家的联姻，何家的商业网络之大，包括了政界、贸易、金融、影视、地产、博彩、文化、教育等各界，考虑到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出细节了。
在中国，由联姻强化家族势力的历史当然很悠久。2014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谭凯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叫《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姻缘网络对过去门阀世族到底有多重要呢？他们靠什么使豪门世代相继呢？从出土的唐朝墓志中，他发现卢氏的故事非常典型。卢氏出身于唐朝东都洛阳的望族世家，她的祖先在汉朝就成为豪门，一直到唐朝末期的七百多年里，数百位宗男历任各种官位要职。就在卢氏14岁时候，出于家世门第的考虑，家里人帮她选择了一位门当户对的望族年轻人。不幸的是，她丈夫年岁不老就离世。但是，卢氏仍然有贵族身份，而且有5个孩子，所以，接下来，她一方面忙于让儿子读书有出息，另一方面忙于安排子女的婚事，以确保亲缘能巩固家族势力。让她最欣慰的是，不仅儿子中进士，出身于洛阳贵族的女婿也在公元878年成为唐朝宰相。后来黄巢起义打进洛阳，杀掉卢氏女儿、女婿和儿子，她带另外两儿子逃到洛阳远郊后也被瘟疫害死，就这样终结了卢氏家族。但是，从这个故事和该书介绍的许多案例中看到，至少早在汉唐时期，婚姻已经是望族扩大、维护家族势力的两种最重要手段之一。
为什么会这样呢？之前我们讲过，越是在法治不可靠的人治社会，家族企业就越需要子孙去当官，最好是有很多子孙而且每个都中进士。但毕竟一代代都成功进入官场不是那么容易，而姻缘又是仅次于血缘的跨期信任支柱，自古以来就如此，所以，尽量让子孙做官，同时充分利用子女婚姻实现商业联姻政治联姻，是家族企业历来的策略，就不足为奇。
姻缘网络的价值多高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宏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事做过一项研究，对象是泰国最大的150家家族企业，看这些家族企业掌门人子女和亲戚的结婚对象是谁。你可能知道，这些泰国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基本都是华人，所以，他们的行为基本都反映了传统中国文化。
范教授他们收集了从1991年到2006年的200个家族企业婚姻样本，并把婚姻分成三类：第一是政治联姻，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对象是政府官员子女；第二类是商业联姻，对象也是家族企业的子女；第三类是既没权力因素，也没商业目的，而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样本里，33%家族企业子女婚姻是为政治联姻，商业联姻发生的频率是46.5%，这两项加在一起，占总样本的79.5%，将近80%。家族企业子女中，只有20%的婚姻是由于爱情。有意思的是，当上市的家族企业把子女婚姻对象的消息公布时，如果是爱情婚姻，那么股市对该家族企业的股票没有反应；而如果婚姻对象是官员或者其他家族企业的子女，那么，一个多月内，股价平均多涨5%左右。所以，股市很明显是喜欢家族企业利用子女婚姻扩大商业网络的。
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没有自由，更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家族商业利益去跟其他财团、政府官员家族联姻，因为联姻能扩大家族企业的交易机会和资源空间，降低跟其他家族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为什么在泰国、香港、台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子女婚姻往往成为商业手段，而在美国等西方社会这种现象已经很少？
答案在于法治环境，也就是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如果商业契约、公司契约很可靠，各行业机会对谁都平等开放，那么，商家与官权联姻的必要性就下降，子女的婚姻自由也因此而解放；如果陌生企业之间的契约执行和交易信用不是问题，那么，商家之间就用不着通过联姻来强化信用关系。商业联姻、政治联姻是外部法治不到位、信用机制还主要依赖血缘亲缘的产物，是法治与市场不发达的表现。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哪些行业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使用政治联姻、商业联姻。首先，范教授他们发现，需要得到政府审批才能进入的行业中，那些家族企业子女的婚姻93%是政治联姻、商业联姻，特别是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家族企业，其子女有96%是为了商业利益去联姻，远高于政府管制比较少行业的关系婚姻频率。反过来看，就是市场化程度高的行业，家族企业子女爱情婚姻的比例也高。
相比之下，在今天的美国，盖茨也好，巴菲特也好，家族企业掌门人不会要求自己的女儿去为了家族企业利益嫁人。西方社会以前也用子女婚姻实现利益交换，就像关于中世纪欧洲的电影里，经常会看到一国的王室让子女跟另一国家的王室通婚，以联姻给两个国家带来和平；他们的家族企业也类似。只是，随着契约机制所需要的法治环境在近代的深化发展、政府管制的减少，企业家子女的婚恋就被逐步解放。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家里有人持续做官或者亲缘网络里有人做官、有豪门亲家，那么，这个家族企业就更可以发展壮大，也能成为百年老店。可是，对于今天的民营家族企业来说，做官的通道不像原来科举考试时期那么明朗，难以模仿清朝山东孙玉庭家族，而在独生子女政策之下，姻缘扩张这条路也走不通，因为一个子女，怎么能帮你形成亲缘网络呢？要学唐朝卢氏、清朝胡雪岩、香港何家也难呀！由此，传统中国社会里家族企业发扬光大的两条最主要道路如今都不通了。那么，通过契约雇用职业经理人让民营企业持久发展呢？这又取决于独立可靠的法治环境。
这次的要点包括：第一，在缺乏法治的传统社会里，联姻是仅次于血缘的家族企业扩张发展手段。在过去的中国如此，在今天亚洲的其他社会也还是如此。主要是因为在缺乏法治之下，跨期信任挑战只能靠血缘、亲缘这种不变关系来缓和。第二，从泰国的上市家族企业看，股市投资者显然更喜欢家族企业掌门人多用子女婚姻去扩大商业网络、疏通政府关系。越是用子女做商业联姻的家族企业，长久发展前景就越好，股票也越受投资者欢迎。第三，中国民营企业的长久发展前景面对挑战。历史上家族企业惯用的两种发展手法——让子女通过科举考试当官或进行商业联姻与政治联姻——在今天的中国，不再行得通，而职业经理人市场又没有法治环境的支持，这挑战民营企业的长久投资价值。
（本文系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