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内外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多重因素叠加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进入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如何恢复经济发展，并在中长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我国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面结合2021年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
我国经济得到持续改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发挥作用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宏观经济数据和2021年上半年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得到持续改善，新的比较优势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方面，2020年我国经济逐季改善，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我国经济得以逐季改善，全年达到2.3个百分点的正增长，经济增长水平逐步恢复常态。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202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百万亿，占世界的17%；人均GDP达到72447元，上升到世界第59位；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例超过30%。
另一方面，2021年我国经济持续改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逐步形成。从2021年公布的数据可知：
一是从增长结构来看，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持续改善，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5.3%，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态势。从增长结构来看，2021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7%，拉动GDP增长7.8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2%，拉动GDP增长2.4个百分点；净出口增长19.1%，拉动GDP增长2.4个百分点。
二是从工业增加值来看，已经基本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经济水平，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强劲。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两年平均增长7.0%，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3%，比一季度提高2.1个百分点。
三是从国内市场来看，内需强劲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55900亿元，同比增长12.6%，两年平均增长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904亿元，同比增长23.0%，两年平均增长4.4%，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
四是从国际市场来看，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180651亿元，同比增长27.1%。同时，从服务贸易来看，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0.5%；其中服务出口增长22.8%；进口下降13.5%，服务贸易逆差下降74.7%。1—5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3.7%；出口增长20.1%，两年平均增长8.3%；进口下降7.5%，两年平均下降14.8%，逆差下降67.3%。
“十四五”期间和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
2021年世界经济处于恢复阶段，世界银行估算2021年全球GDP增长为4个百分点，虽然世界经济仍在恢复的过程中，但是面临的国际环境会更复杂。首先，疫情的防控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虽然我国很好地控制了疫情，但是国际上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现在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总数不断攀升，对国际经济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的对外经济存在极大的影响。其次，国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冲击。如美国的超规模刺激措施会带来通货膨胀，带来美元的贬值，进而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对我国人民币的汇率和价格水平产生影响，从而造成我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因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最关键的还是要靠我国国内市场。从现在的数据来看，我国投资、消费水平会进一步恢复，国际组织也预测我国2021年经济增长会超过8%，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数据以及2021年的数据来看，“十四五”期间和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方面，2021年整体投资水平虽然有所恢复，但是持续下滑的趋势没有得到明显改变。一是投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恢复。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国投资水平仍达到增长2.9个百分点，但是和2019年增长5.4个百分点、2018年增长5.9个百分点相比，分别下降2.5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12.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4.4个百分点，尚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二是民间投资水平增长不快。从民间投资来看，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5.4%，与2020年的民间投资水平相比仅上涨1个百分点，比2019年的4.7%和2018年的8.7%下降了3.7个百分点和7.7个百分点。
三是民间投资占比下降。如果进一步考察投资结构，民间资本的投资在整体投资中的占比是持续下降的，从2015年的64个百分点下降到2020年55.7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也仅仅为57.3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近年来一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消费水平持续下滑，而且下滑趋势还没有得到抑制。一是2021年消费虽然有所恢复，但是下滑趋势没有改善。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消费同比下降3.9个百分点，与2019年的8%与2018年的9%相比，下降近12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2021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3%，两年平均增速为4.4%；但是从单月来看，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2.1%，两年平均增长4.9%，比2019年的8个百分点，2018年的9个百分点都低。
二是我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相比国际同期水平，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从宏观层面的消费率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但是我国宏观层面的居民消费率还只有38.8个百分点，比美国同水平的60.5、日本的53.9和韩国的51.8都低；从微观层面的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占人均收入之比）来看，我国2019年的居民消费率为67.4%，低于美国同期的87%、日本的79.2%。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到65.8%，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65%。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2013年到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71%下降到65.8%，今年上半年下降到65%，城镇居民的消费率是从69.85%下降到61.6%，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60.4%。
三是我国消费存在结构性问题。首先，我国服务性消费存在不足，导致恩格尔系数上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服务消费下降，2020年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9037元，比上年下降8.6%，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2.6%。恩格尔系数在疫情后出现上升，2021年一季度上升到33.22%，其中城镇32%，农村35.9%。其次，消费水平存在地区不平衡和城乡差距。同时，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始终是农村居民的2倍以上。最后，虽然我国进出口旺盛，但是我国高端制造业供给还存在一定不足，较依赖进口。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2.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创历史新高。但是，我国核心技术产品还需依赖进口，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自给率不足。
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原因
我国内需存在的问题和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造成了我国内生动力不足，除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还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综合考虑。
第一，投资水平中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不快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今年的投资提出了挑战。
一是我国出现投资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我国民营投资水平增长不快，而且民间资本在投资中的占比下降。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虽然同比增长15.4个百分点，但是和2019年同期比较是下降的。进一步考察民间资本的投资占比，今年上半年虽然有所增长，但是也仅为57.8%。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仍然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重要因素。
二是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今年的投资水平产生了不确定影响。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今年开始的工业生产者出产价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过快也对投资的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今年上半年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上涨5.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7.1%，6月份PPI同比上涨8.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3.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的上涨过快，对企业成本推升造成企业投资下降。
第二，我国消费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的问题。这包括收入占GDP比重不高、居民收入增长不快、居民收入结构存在问题以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一是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高，而且近几年还出现了下降。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是居民收入水平，2020年我国GDP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达到72447元，但是我国GDP中居民的收入份额并不高，一直徘徊在40%—50%左右，2003年占比达47%左右，到2011年反而下降到41%，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比重慢慢回升，到2015年达到44.6%。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2015年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不是上升，而是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44.6%，下降到2018年的43.4%，2019年的43.4%，2020年有所上升但是也仅为44.4%。这个占比和发达国家比较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例如美国2008年总量GDP是14.39万亿美元，而可支配收入为10.64万亿美元，占比超过70%，事实上美国1990—2008年期间的收入占GDP的比率平均达到84%。
二是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存在问题。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不快，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快。从最近几年来看：2019年我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8%，没有达到GDP增长6.1%的速度；2020年我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2.1个百分点，低于2020年实际GDP的增长速度；2021年第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长13.7%，低于GDP的增长，如果按照两年平均计算，两年平均实际增长4.5%，也低于GDP增长。特别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021年一季度增长12.3%，低于GDP增长1.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12个百分点，也低于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工资性收入增长不快是居民收入，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快的重要原因。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一直占重要部分，2019年占比56%，但是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居民收入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在2019年名义GDP增长10%左右，名义收入增长8.9%，而工资增长8.6%。2020年，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占比达到60%。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居民收入和名义GDP的增长要低。在2019年名义GDP增长7.8%左右，名义收入增长8.9%，而城镇工资增长7.5%，这也是近几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快的根本原因。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中工资收入增长12.41%，低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特别是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增长10%，比居民收入增长更低。
三是我国居民收入存在结构性问题，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占比不高，特别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更低。在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不高，2019年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10.1个百分点，比2018年下降12.9%，财产性收入占比有所上升，也只有8.5个百分点。
进一步分析，在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仅是2.3%，2020年有所提高，也仅为2.4%左右，2021年上半年也只有2.88个百分点。与欧美的20%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就直接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不快，不能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同步。
四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在近几年出现加剧，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GINI系数，从2003年的0.479上升到2009年0.490，之后从2009年开始下降，到2015年下降到0.462，但是近几年又开始上升，2018年上升到0.474。近几年的居民收入数据中，中位数收入增长低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平均水平，这不仅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扩大，也不利于消费的持续扩大。2020年居民中位数收入增长3.8个百分点，低于居民平均增长4.7个百分点。在今年上半年的居民收入数据中，中位数的收入增长11.6%，低于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
第三，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下降过快。从2012年至2020年，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从45.4%下降至37.8%，就业人口比例从30%下降到28%，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去工业化”的迹象。一方面，我国“去工业化”显得过早。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万美元左右（按1990年价格计算），而2012年我国已进入“去工业化”时人均GDP折合仅6100美元。另一方面，我国“去工业化”显得过快。近年来第二产业在GDP占比平均每年下降近1个百分点，对比美国近四十年的去工业化进程，平均每年下降不超过0.5%，我国“去工业化”下降较快。2021年一季度进一步下降到37.15%，今年上半年有所增长38.9%，而我国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在0.8左右（2018年是0.76）。
针对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我国经济需要采取的对策建议
第一，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保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的持续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很重要。
一是“十四五”期间以及到2035年期间经济增长要保持在合适区间。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72447元，约合1.05万美元，是美国的17%左右，总量GDP是美国的70%。如果按照较低水平的现代化，2035年人均GDP是美国25%，每年增长要比美国快2.4个百分点；如果按照高水平的现代化，2035年人均达到美国的37%，每年增长要比美国快5.2个百分点，这样2035年达到美国的1.5倍。因此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二是持续保持R&D的持续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加大基础科研的支持力度，我国的基础科研水平占比一直不高，只有不断加强基础科研的投入，才能在“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鼓励政府、企业和高等学校持续增加研发投入。
三是保持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合理规模。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持续调整，虽然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下降仍是未来趋势，但要注重保持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合理规模，稳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势，不断挖掘我国产业结构的潜力。一方面，发挥我国产业结构完整的优势，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来，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于我国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我国第三产业占比越来越大的趋势下，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任务。
四是发挥我国已有的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不仅可以解决疫情常态化下经济恢复的问题，而且可以很好地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5G、人工智能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利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可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同时可以使劳动者的工作方式更加灵活。促进5G、人工智能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发展，可以吸引广大的民营企业参与，解决我国民间投资增长不快的问题。
第二，强化居民收入增长，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而根本解决我国消费增长问题。一是强化居民收入增长指标。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但是这一任务的真正实现也不是很容易的。从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居民收入特别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比GDP的增长速度低。
二是从国家层面提出居民收入的倍增计划。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提出了收入增长计划，还提出了收入增长要比GDP增长快，甚至是GDP两倍的收入倍增计划。如美国在1990年到2008年期间，GDP增长了2.8%，居民收入增长达到5.35%，收入增长基本达到GDP的两倍。
三是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提升财产性收入增长和占比，是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这就需要我国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保证居民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大力鼓励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合理引导居民配置财富资产。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对于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是我国财富管理远远没有达到居民的需求。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通过农用地、宅基地以及各类农产品的流动获得收入。
第三，财政政策完善税收体系，大力落实减税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一是财政政策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保持赤字率的合适规模，同时保持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来解决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一方面，需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与政策落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中，我国财政收入117116亿元，同比增长21.8%，其中税收收入100461亿元，同比增长22.5%，远高于GDP的增长，也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降税降费的力度。另一方面，要保证地方政府财力，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二是完善税收体系，落实减税措施是保证我国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大力降低企业相关税收，提高企业利润，从而提升居民工资性收入。在今年上半年财政数据中，企业所得税27515亿元，同比增长17.7%，增值税35240亿元，同比增长22.5%，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的减税力度。改革个人所得税是改善当前居民收入增长不快的重要措施。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7222亿元，同比增长24.9%，是所有税收中增长最快的，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层级较多，最高税率达到45%，建议进行调整。
三是加大卫生健康、城乡社区建设、社会保障和就业领域的支出。2020年政府在卫生健康领域、社会保障和就业领域投入增长分别是15.2%与10.9%，明显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但是在城乡社区支出中同比下降20%。2020年社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继续加大城乡社区的建设投入。
四是完善医疗体系，促进相关产业包括健康产业升级，加大医疗基础设施投资，完善多层级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村（社区）完整的医疗基础设施，可通过市场机制吸引民间资本投入，解决投资增长缓慢的问题。2020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仅有0.9%，如果增加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剧拉动投资增长。
第四，货币政策要关注新技术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新技术、人工智能的采用对经济增长有帮助，但是要关注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人工智能的引入会影响传统经济学的规律，如按照传统的奥肯法则，关注就业和关注经济增长是一致的，但是人工智能的引入会改变这个规则，因此未来货币政策的目标要更加关注失业。否则，一方面会影响收入分配，另一方面会影响“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也会影响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第五，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补全我国营商环境地区差异短板。我国营商环境持续得到改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我国营商环境排名第31位，与2019年相比有明显提升，但是我国GDP的总量排名，与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DI在世界的排名还不相适应，仍有提升的空间。同时，我国营商环境的地区差异还很大，根据21世纪研究院的报告，我国营商环境排名较前的深圳、上海、北京和广州是排名较低地区评分的2倍多。因此，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仍然是提升投资水平的重要手段。
第六，要充分认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持续扩大开放，探讨更加积极、多元化的国际化战略。一方面，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已逐渐嵌入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中，进出口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为我国经济带来市场的同时也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中国对外企业涉及约2亿人的就业，约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虽然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贸易保护主义叠加，但是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要逐步摆脱对传统国际循环模式的依赖，紧抓“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机遇，通过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深入合作，共同建设贸易往来、产业协作和共同发展的平台，有助于形成更加均衡和多元化的国际循环体系。另一方面，加快自贸区和贸易港建设。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是联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推进上海、广东、天津等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发展，有助于加速形成新型的国际循环。
第七，在新发展格局中要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一是资本市场要持续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出台相应资本控制措施来应对国际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市场波动。二是国际政策的不确定性造成汇率波动，汇率波动对经济造成影响，2020年人民币汇率升值6.47％，今年汇率已经升值2.4%，建议出台资本控制措施来防范热钱的流动。三是金融市场要切实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扩散到我国，同时防范国内金融风险。四是要防范政府债务风险。近年来，政府财政支出中债务利息支出占比不断加大，对地方财政产生压力。今年上半年债务付息支出4008亿元，同比增长14.5%，高于全国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4.5%），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财政支出，利息占支出4.24个百分点，而且这个占比在近几年呈现上升趋势。
（作者为北京大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