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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共同富裕建立在效率和公平互促的基础之上，否则，要么会出现社会分化，要么会陷入共同贫困。一般地，收入结构影响社会效率的内在机制体现在这样两方面：（1）在微观层面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激励人们的劳动支出和提高劳动效率；（2）在宏观层面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并推动社会合作。因此，即使效率和公平在短期内呈现出某种替代性，但在长期上也具有越来越强的互补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和互促性会不断增强。正因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就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收入再分配来提升社会公平，进而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和共进。显然，公平和效率间的互补和互促关系也为共同富裕的理念夯实了理论基础，尤其为当前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确立了社会基础。
一、引言
共同富裕的基础在于效率和公平的互促，在于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间的协调；否则，要么会出现社会分化，要么会陷入共同贫困。由此就带来一个问题：对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初次收入进行适当的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是否会降低效率？这是我们在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和政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通常会将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尤其反对市场机制之外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其理由就是，只有在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才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推进。果真如此吗？我们可以思考道德哲学家斯坎伦所提出得一个问题：如果X在Y的土地下面挖隧道来开采矿床，而Y并不知道那里有矿床，那么，X是否干涉到了Y？换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是：此时X在Y的土地下面挖隧道来开采矿床的这一行为是否属于帕累托改进？显然，就当下的状态来看，Y由于不知道那里有矿床而没有感到利益受损，这意味着，X的行为“似乎”是帕累托改进的。但问题是，Y现在不知道那里有矿床并不意味着未来也不知，Y不知道存在利益受损而同意X开采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没有受损。所以，从事件动态发展来看，X的行为显然干涉到了Y，尽管这种干涉并不是即期的而是远期的；相应地，X的行为也就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因为它实质性地损害了Y的利益。所以，斯坎伦提出，现代社会秩序就需要界定人们对土地的控制权及其他服务基本财产利益的物品的控制权。[①]将斯坎伦的这一假设拓展到现实市场经济中就可以得出这一看法：很多人因为信息不足或其他原因而参与并同意了某个市场交易，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个自由的市场交易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它很有可能损害了他的未来利益。
由此来审视现实的社会实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正是由于对未来福利（如发展空间）的忽视，使得市场交易对交易双方往往带来不同的后果，从而就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分化，进而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困局。事实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源于，在帕累托优化原则的指导下，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实现的绝大多数收益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广大社会大众则受益甚少，这可以从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以及整个社会出现严重分化中窥见一斑。结果，人类社会发展并没有带来共同富裕，也没有实现凯恩斯在1930年预测的“经济问题在一百年以内可能获得解决。”[②]既然如此，我们能够认定市场交易必然是帕累托改进的吗？显然不能。进而，如果现实市场交易并不是帕累托改进的，我们又如何认定基于市场交易所获得的收入分配就是有效率的呢？正是由于市场交易本身往往会损害某些人尤其是弱势方的利益，等他们明白过来或者陷入生活贫困之后，他们往往就会起来反对，进而就会造成市场交易或社会扩展秩序的中断，这也是人类社会往往陷入内卷的重要原因。[③]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市场机制引导的初始收入分配并不就是公平的，引导的资源配置也并不就是有效的。相反，通过适当的收入再分配反而会提高效率，本文就致力于剖析这一机制，由此从效率角度为收入再分配提供理论支持，进而为共同富裕夯实理论基础。
二、分配促进效率的基本机制
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将效率和公平分开乃至对立起来，相应地，社会经济制度只能在以下中二择其一：一是能够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的自由市场；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实现某些非个人主义式道德理想的非自由市场。果真如此吗？牛津大学教授赫希(F.Hirsch)就指出，效率和分配问题是无法分开的，而且分配也会影响效率，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犯罪、社会流动、健康甚至嫉妒心态，进而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④]同时，越来越的经验证据也否定了效率与公平相替代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而是注意到良好的分配状况与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共进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在2014年公布的一项实证研究就发现，无论是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还是针对一国内部的分析，更平等的分配状况都与后续更快的中期增长相关。对此，罗德里克评论说：“收入再分配政策看起来并没有对经济表现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平等不仅能更好地分配蛋糕，还能制造出更大的蛋糕。这一发现之所以令人惊诧，是因为它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该机构几乎从没有发表过非主流观点或激进言论。”[⑤]那么，收入的平等性是如何提升经济效率的呢？这里从两方面来剖析收入结构影响社会效率的内在机制，由此来为市场收入进行适当的再分配提供理论支持。
（一）微观层面上有助于激励劳动付出
一般地，当收入结构较为平均时，人们往往就会感受到自己所受的对待也相对公平，由此就会受到激励而努力工作。美国管理心理学家斯塔西•亚当斯（J.S.Adam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公平理论就集中考察了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正性对员工生产积极性的影响，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员工感到报酬不公平，就会出现心理失衡，进而会采取相应行动以恢复心理平衡；相反，只有公平的报酬才能使职工感到满意和起到激励作用。[⑥]同时，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应该支付市场出清的最低工资；但是，无论是经验事实还是行为实验，都存在与之明显相悖大量的结果。例如，Fehr等人的经济实验就发现了这样两点：（1）现实世界中的工资明显地超出最低工资水平；（2）工资和努力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⑦]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这里以两个已经广为接受的理论加以阐述。
第一，效率工资理论。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实际工资的高低会影响工人的生产积极心，而工人的生产积极心则会极大地影响生产效率和企业利润。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工资很低，人们就不愿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相应地，这就严重降低了他们的劳动效率，而劳动效率低反过来又阻碍了工资的提高。这就是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恶性循环”理论。这一现象很早就已经为斯密、马歇尔等人观察到。例如，马歇尔就写道：“凡降低工资的事情，也使个人劳作的效率趋于降低，从而，使雇主宁肯支付而不愿弃此劳作而不用的价格趋于降低。所以，劳动者在一家方面的不利有两种积累性的效果：它降低他的工资；而工资的降低……又降低他的工作效率；从而降低他劳动的正常价值。此外，它减少他作为一个议价者的效率，因此，使他以低于它的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卖他的劳动的机会也有所增加。”[⑧]相应地，“高工资不仅能提高工资领受者的效率，而且能提高他们子孙的效率”。[⑨]同时，随着信息经济学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的兴起，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引入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此构建出了微观的激励机制。根据流行的激励机制模型，企业的生产效率主要依赖两大因素：（1）工人的能力水平；（2）工人的努力程度。其中，在能力水平方面，工作能力越强，所要求的最低工资也越高；相应地，较低的支付工资只会吸引能力较低的工人，工资降低时率先离开的也是最有能力的工人。进而，在努力程度方面，市场失业率越低，劳动者的机会主义越强；其原因在于，此时背信者在因偷懒而被解雇后往往越容易找到另一份工作，从而承担的机会成本就越小。显然，综合两者的分析，高工资将会提高生产效率。
第二，社会信任理论。针对效率工资理论的假定，阿克洛夫提出一个社会学的“部分赠与-交换模型”进行解释：每个工人的工作努力程度取决于其所在群体的工作规范，企业支付超过工人所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作为赠与以交换工人超过企业所要求的最低努力水平。这个模型有助于解释两个基本问题：（1）为什么企业大多会将最低工资的产量订得较低以至于大多数工人都能超过此标准而获得奖励工资？（2）为什么企业大多倾向于实行计时工资而非计件工资？这个模型后来被称为“礼物交换”理论：厂商往往会给予工人一个超出市场工资水平的“礼物”，由此来激励工人支出超过他们原先的努力程度，从而实现（更高工资水平，更高努力程度）的均衡。[⑩]也就是说，这个“礼物交换”机制将确立这样的信任关系：工人将会从自己更大的工作努力中获得回报，从而就会努力工作而实现厂商和工人间的共赢。譬如，日本公司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推行零库存的精益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生产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信任关系，管理者不用担心其员工利用零库存而敲竹杠，员工也不会在工期紧张时期坐地起价；与此不同，美国的公司却不能推行零库存式成本管理，也不会让其员工享有决定生产进程的权力，因为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管理者担心员工们在紧要关头可能会以停工相要挟，从而就会制定各种限制措施而制约了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同样，在深陷2008年经济危机之时，美国通用汽车的员工就坚决不肯降低工资，甚至不惜发动大规模的罢工，[11]因为他们相信，即使牺牲自己利益来帮助公司度过危机，那些管理者事后也不会关怀他们；与此不同，在面临2009年的召回危机中，日本丰田汽车的员工却主动取消春斗、降低工资以与公司共度危机，[12]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与公司是一体的，公司管理者在困难之时也不会弃他们不顾。
由此带来的新思考是：个体之间的信任以及整体社会的高信任度是如何形成的？一般地，人们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够“克制”短期欲望而寻求与他人的合作，进而愿意并且能够贯彻“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一个重要条件就在于，他能够借助通感和移情而能够“想像”对方的偏好和利益取向，这种换位思考又是建立在互动双方具有相似生活情境以及相近地位的基础之上。[13]显然，正是这种相似生活情境以及相近地位使得人们对对方的行为具有较好的预期，进而相互之间也就容易产生信任感。[14]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明白，如果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往往就难以建立起这种高信任的关系，进而也就会影响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典型的美国公司总经理比普通员工收入高160倍，而日本则仅为20倍。[15]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结构相差如此之大，美国、日本这两个社会存在不同水平的信任度也就不奇怪了，从而导致两个社会中的工人努力程度也就存在巨大差异。事实上，由于遵循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导，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欧美企业高管的流行做法通常都是：一方面对普通员工进行减薪和裁员，另一方面对自己以及相应高管却是不断提高薪酬；这种行为所导向的基本结果就是，员工有理由认为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从而就必然会影响对企业的忠诚、与他人的合作以及劳动的努力。例如，克鲁格和马斯的研究就发现，生产普利司通/费尔斯通轮胎的公司在经历了一个获利年度之后，企业管理层决定将原来8小时倒班制改为12小时，同时把新招进来的员工的工资砍掉30%；结果就造成了很多有缺陷的轮胎，这些有缺陷的轮胎与1000多起死亡事故有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费尔斯通轮胎被召回。[16]同样，韦尔奇在1981年接手通用电气公司(GE)以后就采取铁腕手段裁减员工和压缩规模，同时自己的薪水却在不断增长；结果，尽管韦尔奇在任期内使通用电气的股票上涨了400倍，但员工和工会却很不喜欢他，当通用公司遇到危机时，工会和员工都不愿意进行合作以共度难关，而是不断以罢工等方式应对公司的降薪计划。
（二）宏观层面上有助于调整社会人际关系
一般地，当收入分配结构更为平均时，地位相似的人们之间具有相近的需求和感受，从而更容易产生信任感；相应地，这就不仅有利于增进社会分工和合作，而且也会最终实现更高的效率。显然，正如上面指出的，收入的平等就使得人们对管理者和企业更加信任，而信任度的提高则使得员工之间更愿意也更容易展开合作，由此也就带来更高的合作收益，实现从囚徒博弈到信任博弈的转化。同样，就整个社会而言也是如此，收入平等也有助于在整个社会中营造出一种信任关系并激励合作行为，从而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提供共时性的横截面数据和历时性的面板数据加以佐证。
第一，在共时性的横截面数据方面。们集中对主要发达国家展开横向比较，考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收入结构与信任水平间的关系。譬如，一项有关是否同意“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调查就发现，欧洲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较高的信任水平通常对应着较低的不平等程度。其中，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尤其以瑞典为最，有66%的瑞典人觉得可以信任他人；葡萄牙的信任水平则最低，只有10%的葡萄牙人认为可以信任他人。同样，在美国内部，各州之间存在着相似特征：美国各州之间的信任差别是4倍，且低水平的信任往往对应着高程度的不平等。其中，信任水平最高的北达科他州有67%的人觉得他人可以信任，而信任水平较低的密西西比州只有17%的人认为他人可以信任；[17]究其原因，北达科他州因为失业率很低且家庭收入中位数高而感到幸福，而密西西比州失业率高且存在着严重的收入分化。再如，在所有美国的大城市中，新奥尔良市几乎是最不平等的城市，结果，在遭遇2005年那样的卡特里娜飓风时，就出现了不信任和社会严重混乱的局面。[18]
第二，在历时性的面板数据方面。我们集中对特定发达国家进行纵向比较，考察其在不同时期的收入结构和信任水平。就此而言，明显的事实就是，西方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不断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而社会信任度的下降直接造成信息扭曲和经济滞涨。[19]例如，一项调查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有60%英国人认为其他人“一般来说是可以信任的”，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下降到了40%，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29%；与英国经济长期停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保持原有高水平的基础上实现了增长，重要原因就在于完善的保障体系以及相对平等的收入。[20]进而，正是由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就不断扩大，到2007年上升到了1929年以来前所未见的水平，进而也就爆发出了2008年的经济大危机。[21]为此，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Reich）在2014年就指出，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已经非常严重，其程度正在接近或可能已经致使经济增长和民主陷于危机。[22]
事实上，收入差距带来的经济不平等本身就是更为宽泛的不平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构成了其他不平等的重要基础。例如，经济不平等将会导向政治不平等，进而削弱在过去二、三个世纪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关于这一点，我们集中对北欧诸国和拉美诸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情形做一考察和比较。一方面，在北欧诸国，由于收入差距小，因而人际信任度也高，公民参与自愿协会的积极性就高；相应地，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运作也好，犯罪和腐败少，社会经济发展也就快。另一方面，在巴西等拉美国家，尽管富人和穷人也许是比邻而居，但他们的生活却毫无交集：孩子们去不同的学校，使用不同的医疗服务和其他公共设施；相应地，这些国家的公民以各自利益为重，缺乏同进退的意识，从而普遍信任度低。既然如此，流行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何又会将效率和平等当成一对替代关系呢？根本上就在于，它嵌入了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的局部分析之中，仅仅关注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储蓄率提升以及资本量的积累，却忽视了由此滋生出的信任感下降以及导致使用效率的下降。
当然，对经济起飞的欠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依然是资本投入。显然，为了给生产提供资本，首先就需要加快资本积累，而资本根本上来自过去为消费的储蓄；相应地，为了提升资本积累，欠发达国家往往就需要社会大众的牺牲和延迟消费。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反思缪尔达尔等人在20世纪中期所秉持的一个观点：“收入平等对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即素质和生产力方面）将产生更大的效果，在那些国家，人民大众忍受着营养、住房及其他任何方面的消费的严重不足。提高消费水平带来的生产力，在我看来，是不发达国家制定发展政策的主要动力。”[23]从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看，欠发达国家的问题症结并不在于大众消费的延迟，而在于大众延迟消费所积累的资本被另外强势的富裕阶层消费掉了。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缩小的收入差距对提升人们之间的信任以及增进社会合作就日益重要了，由此也就需要更加重视收入的平等。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丹麦和美国情形：在20世纪20年代，丹麦收入最高1%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超过20%，但此后这一比例就逐渐下降并稳定在地位，如今徘徊在5%左右；[24]与此相反，美国收入最高1%人群在1928年拥有国民收入的24%，此后一直下降到1979年的8%左右，但此后随着自由放任的市场政策在美国的推行，这一比例在2017年重新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而美国财富最高1%人群占总财富的比例则从1980年的22%上升到了2014年的39%。[25]与此相对应的是，丹麦人不仅富裕而且拥有很高的幸福指数，而美国社会却陷入各种争斗之中。
三、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互补共进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批判性审视新古典自由主义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的简单观点。根本上说，公平和效率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单一的对应关系，相反，只要措施得当，两大目标就可以齐头并进。譬如，当政府对穷人的帮助并不是通过收入转移来提升他们的短期消费能力，而是通过某种行动计划来提高他们的长期生产能力时，如为贫困家庭的母亲和小孩提供营养，提供学前教育，资助大学学费，提供就业培训等，那么，这就可以提升劳动生产力，进而也就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26]同时，公平和效率之间所展现的具体关系和相互影响，往往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存在明显差异，无论是理论模型还是经验数据都可以说明这一点。[27]一般地，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性就会逐渐增强，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则会日益显现。为此，这里继续就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其演化做一全面解悉。
（一）效率和公平在短期内具有替代关系
效率和公平之间在短期内所表现出来的显著替代关系可以从这样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不公正的产权界定、不公正的交换机制等都会促使收入和财富集中到一小撮人尤其是利润收入者身上，相应地，他们就可以将剩余产品投入到再生产中，由此来推动经济增长。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通常比工资收入者高，高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也比低收入者高；相应地，当无序的市场分配使得收入集中到利润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身上时，通常就会提高社会的总储蓄和总投资，进而推动生产扩大和经济增长。从经济史上看，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通常都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而这也为效率与公平替代说提供了“经验”的证据。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财富积累的贫穷者，则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劳动以维持基本生存，由此也会创造出更大量的社会财富。事实上，重商主义就主张，将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不但防止富足所带来的游手好闲，而且迫使他们不断劳动，从而通过牺牲公平来促进效率的提高。[28]
当然，这种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也依赖于一些基本条件。第一，剩余产品的流向。如果剩余产品主要投在必需品的生产领域，那么往往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可以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社会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的情形略见一斑；但是，如果剩余产品主要投在奢侈品的消费领域，那么往往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可以从战后的拉美诸国以及亚洲的菲律宾等国的情形略见一斑。[29]而且，即使剩余产品主要投在必需品的生产领域，它是否能够持续促进经济的增长，也存在一个度的问题：通常必须给社会大众留有足够的消费资金，否则就会因消费不足而出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第二，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剥削和不公正现象被限制在一定限度内，社会大众就倾向于付出更多的劳动努力来改善生活，从而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可以从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历程得到反映；相反，如果剥削和不公正现象超出了一定限度，社会大众就不愿通过更多的劳动努力而更倾向于通过掠夺活动来改善生活，由此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增长，这可以从当前非洲和南亚的一些国家中得到大致的反映。
（二）效率和公平在长期内具有互补关系
效率和公平之间在长期上所具有的正向、互补和共生关系可以从这样三方面加以说明。（1）当每个人只能通过劳动获取收入，而且所获收入与其劳动贡献相称，那么，这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励和迫使人们通过增加劳动支出来改善生活，进而也就会推动经济增长；（2）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源于每个人的劳动投入，由此就可以最大化地使用具有易逝性的社会（活）劳动并节约那些具有固定且稀缺的自然资源，进而就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收入差距的相对平等使得人们更看重集体或社会的长期发展，由此就容易塑造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而建立起更为和谐的社会关系。戴维•米勒就指出，人们对收入分配的期待往往与对团体的寿命预期有关：暂时性的群体倾向于支持贡献原则，而那些期待未来与他们的同伴相互影响的人则更倾向于赞成平等原则。[30]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人们的收入与其劳动贡献相称。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诉诸自由竞争和市场交换，但它明显地忽视了市场主体在资源和权力上的不平等性，进而也就无视基于力量博弈的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当然，如果每个人大致可以获得与其劳动投入或产出贡献相称的收入，那么，大多数人大致上就处于中产的富裕状态；此时，社会大众就不会像那些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劳动者那样被迫付出大量的劳动，而是会努力在消费品的需求和闲暇需求之间寻求平衡，这导致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反而较那种不公正社会有所下降。为此，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认为：“为了确保稳定的物质补给，社会分配产品方式就必须是：既要维持生产能力，又要保证继续工作的意愿。”[31]不过，从社会福祉的角度看，由于社会大众通过平衡劳动和休闲而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社会福祉，在这种意义上说，效率又是最高的；更不要说，这种社会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也就具有很高的社会长期效率。同时，
收入的相对平等还可以降低收入再分配的潜在威胁，从而有利于有效的民主制甚至是合伙民主制的建立，并进而会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而稳定地发展。事实上，有学者就用博弈均衡来解释民主制的建立和发展：当人们在威权政权和民主政权下所获福利差别较少时，人们参与民主政权的容忍成本（即可能输掉选举而承担对手推行政策所产生的成本）就低，人们更愿意选择民主政权；相反，当收入不平等时，掌控绝大多数财富的富豪参与民主政权的容忍成本就高（因为他们输掉选举后往往可能面临再分配的风险），从而会极力排斥民主体制甚至与寡头政治相勾结。[32]
可见，基于短期和长期这两个维度和层次，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审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其变动，同时也可以更深刻地体认当前中国社会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换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事实上，如果像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那样基于行为功利主义而仅仅关注短期收益和效率，进而采用基于力量博弈的市场收入分配原则而放任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么就会激发出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致使经济增长过程的中断。一方面，如果工资收入与其劳动贡献很不相称，那么就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正如克拉克所说：“如果他们只创造了财富的很小一部分却得到了全部财富，他们可能就不会追求革命社会了。但是，如果他们看似生产了很多但却只得到了一部分，很多人就可能变成革命者，而且全社会都有权这么做。”[33]另一方面，即使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会将社会劳动时间以及稀缺性资源引导到收入再分配的争夺上而不是生产上。即使观点右倾的巴罗也承认：“如果差异十分巨大——比方说，用潜在收入上的不平等衡量——那么人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将它们的精力花在重新分配收入上，而不是用在生产商品上。”[34]
四、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审视
大量的经验事实和实验数据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通常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效率。譬如，布鲁姆（M.Bloom）通过记录每支“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队伍的8年胜负情况”就发现，薪酬不平等程度最高的球队比那些薪酬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球队表现得更差；更为甚者，在薪酬不平等程度高的球队效力的巨星表现得比那些薪酬不平等程度低的球队效力的巨星还要差。[35]其原因就在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削弱了对其他成员的激励，进而弱化了团队的合作。基于这一逻辑也就可以理解，收入不平等对团队生产（或团体运动）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对个体生产（或个人运动）。例如，一些研究就表明，对高尔夫球员、赛车手来说，在赢家拿锦标赛制巨额奖金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巡回赛中，选手通常会有更好的表现，因为巨额奖金的诱惑促使选手集中更大精力，投入更多训练，也更积极地运用战略；但是，向棒球、足球、排球这样的团体运动却不是如此，它们更为重视团队的合作而非个人才干的发挥，而收入不平等则会极大地瓦解团队合作，由此产生的破坏性效果要远大于特定个人积极心提升的促进效果。[36]进而，在现代经济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团队性的，从而也就需要关于收入分配对团队合作和团结的影响。
同时，关于收入分配和社会效率之间的关系，众多的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给出了初步但正确的认知：一方面，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国民总所得的增长上，试图通过做大蛋糕来提升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漠视当时生产体系的残酷性，而是试图将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结合起来。艾尔斯指出，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生产与分配是相关的。如果这两套关系之间没有关联的话，经济活动就不可能构成一个经济，而只能是一种不成其为模式的包含各种行为和利益的异质体。与此相反，构成一个经济的是这两套关系之间的一种连续的关联。从而使国民总所得的数量确实受到其分配方式的制约，但同时又受到社会生产模式的制约”，因此，“经济的任务就是要进行两种调整，一种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进行调整，另一种是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替换使用’间进行调整；这两种调整必须彼此适应，从而使国民总所得最大化”。[37]同时，收入分配不均对社会长远发展的影响，也早已为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人本主义学者所关注和强调。例如，约翰•罗默就指出，“财富高度的分配不均本身就是一种公害，因为它造成了一种损害所有人利益的社会——这种社会的产生最明显地是通过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的犯罪，较不明显的是通过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缺乏。因此，对利润的低税收（这种做法增加了利润却没有缓和收入不平等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种公害。”[38]
既然如此，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何以将收入分配与社会效率割裂乃至对立起来呢？根本上，这一见解并不是以现实经验为基础的客观分析，而是嵌入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关于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段艾尔斯的剖析：“受到资本主义的制度元件和意识形态的滋养，（主流经济学却）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国民总所得的增长取决于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不平等导致了节约，节约导致了资本的增长，而资本的增长又导致了国民总所得的增加；而且，正是经济不平等使社会所有成员最终获得赐福这一核心思想，开创并一直维持着自由放任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策略是不惜一切代价不干涉现存的社会结构”；为此，“经济学家们以一种莫测高深的神态越发普遍地坚持认为，只有在收入分配既定的情况下，价格均衡才对市场要素能够中的最优效率产生影响。……如今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谈到，一个社会必须做出一种选择，要么以降低国民总所得为代价来获得更大程度的分配公平，要么以更大程度的分配不公为代价来获得更多的国民总所得。（但这）除了暗示奴隶制是效率最高的生产安排，而公平则是效率最低的市场安排之外，这种说法代表着对古典理论的彻底抛弃。”[39]为此，这里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论点和论据做进一步的剖析。
（一）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认知错误
通过对纯粹市场机制下初始收入分配对社会效率抑制的剖析，以及对收入结构与生产和行为方式的关系剖析，我们就从社会效率角度为收入再分配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事实上，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收入差距之间所呈现的负相关性非常明显。例如，“二战”之后的30年间，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较低，而经济增长率则较高；相反，在1973年到1983年的10年间，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经济增长率也下降来 50%。又如，根据世界上和经合组织提供的65个工业国家的数据，哈佛大学的艾莱斯那（A.Alesina）和罗德里克（D.Rodrick）发现，经济增长率与最高5%和10%人群的收入占比成反比。[40]显然，所有这些都为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推行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提供了依据。
然而，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极力反对基于收入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为支持自己的信念，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也集中从效率角度给出两大理由：（1）对富人征税，将会降低富人的投资热情，或者导致投资转入地下，从而导致失业扩大和税源缩小；（2）对富人征税，将刺激富人移民国外，或者将企业搬入低税收的世界其他地区，从而最终导致国内经济的萎缩。[41]那么，反对通过高税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这两大理由是否充分有力呢？这里从两方面加以审视。第一，对富人减税并不一定会提高就业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究其原因，富人积聚了财富并不一定用于生产性投资，尤其是并不一定用于必需品的生产投资；而且，即使用于生产性投资，在收入悬殊的社会中，也无法获得相应的有效需求。事实上，在美国，富人集中了大部分财富，但国内失业却持续扩大。第二，对富人征税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富人移民和资本外逃。其原因在于，富人的财富主要是在国内环境中获取的，移民国外并不能获得这些财富；因此，只要征税基于属地原则而非属人原则，对源于本国的收入征税，那么，富人移民就成了无意义的事。
事实上，任何实践的效果通常都并非是理论所能决定的，而是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就此来审视税率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税收的承受程度，这通常就与一个社会的认识和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一个注重公平和信任的社会中，经济的平等性也得到更大的重视，从而使得税率往往较高。例如，尽管北欧诸国的税率很高，但国民的工作积极心依旧很高，也没有出现富人大规模移民的现象。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的效果已经重新唤起了对收入再分配的重视。显然，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具有更大的优势来对富人征收重税，其原因就如皮凯蒂所说的：“与无法相互协调、陷入过度税收竞争的欧洲小国相比，中国的优势之一是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大——很快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应该可以让中国政府实施银行信息的自动传输、金融证券的登记，制裁和监管不合作的外国银行，从而高效地组织管理公平的累进税制度。”[42]当然，针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点顾虑，一国政府也需要采取相应的必要措施：一方面，就投资热情而言，需要同时征收奢侈品消费税以保证储蓄率，同时加强经济活动和税收稽核以及对逃税的征伐力度；另一方面，就移民国外而言，如皮凯蒂所说，这需要主要国家联合起来在全球范围内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
最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收入再分配所持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收入再分配本质上是一个零和博弈，不可能达致所有人都赢的局面，更不要说通过政府征税方式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会出现漏出问题。果真如此吗？其实，在纯粹市场下，初始收入分配并不一定会产生自发的社会合作，从而也就不一定产生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其原因在于，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决定根本依据力量原则而非贡献原则，而且，其内在的马太效应将导致收入分配呈两极化发展，由此就会引发社会的不信任以及相互间的恶性竞争。相反，适当的收入再分配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贡献与所得相称原则，而且还有助于提升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由此，这不仅可以促进社会分工和合作的展开，而且有助于推动社会合作秩序的持续扩展。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就写道：“当一个社会陷入极度不平等时，必然只有为数甚少的‘好’工作，而‘差’工作则比比皆是，这就是高度不平等的后果。当这种情形持续下去，很自然会有一大批人去猎取为数不多的能找到的工作，失业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平等导致失业，失业导致浪费，因为没有工作的人们无法对生产做出贡献，最终将损及每个人的消费”，与此相反，“在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里，那些技能和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工人已经享受到相当不错的薪酬。他们的收入与更具生产力的人差距不大，因此鲜有冲动辞去现有的工作，转而加入寻求更高工作的队伍。此外，高度平等的社会地多项生活福利进行补贴，从教育到医疗保健到住房，因为这样的社会能够有效地供应公共产品。……社会越公平，安于职守的人越多。”[43]
（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寓言谬误
为反对市场机制以外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新古典自由主义还构设出了各种寓言来为之提供依据。张五常抨击凯恩斯等利用神话和寓言来证明市场失败并为政府干预提供支持，[44]但实际上，经济学的中的绝大多数寓言都是维护市场而反对政府的，包括他自己构设的“卖柑者言”以及养蚝、养鱼等寓言。其原因在于，寓言所讽喻的通常正是人的理性，揭示自以为理性背后的狂妄和自负。那么，这些寓言作为论证的依据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呢？
这里对奥地利学派学者卡拉汉为反对收入再分配所构建的一个寓言进行解剖，由此来辨识寓言的真实意义。
卡拉汉构建的“再分配的寓言”是：在一个以村庄草坪为中心的城镇，镇议会有一种奇特的能力并选择以一种最古怪的方式使用这一能力，议会设诡计在每天晚上的午夜将每个当地居民50%的钱财卷走，然后按照一个财富重分论者的设想将抢来的承兑钱财每天早上6点钟放在草地的中央，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拿走一些，因而居民们就会每天在6点钟的时候都跑到草坪上来尽可能地抢回钱财。显然，这种行为并不能让城镇的整体状况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因为没人就会将时间和资源用于财富的抢夺之中，从而导致生产效率的损失，同时财富也从最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人手中转移到最能从草坪上抢东西的人手中。[45]那么，卡拉汉的这一比喻论证合理吗？显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其实，这里犯了笔者所称的寓言谬误，其基本含义是：借助寓言来提出一个不能被直接公式化和辩护的“事实”或命题时，往往会混淆寓言构设情境与现实的差异，由此就可能得出不符合现实的论断。更不要说，大多数寓言都是演说者为论证其理论和信条而臆造出来，是为了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而使用的嵌入明显意识形态的隐喻和措辞。
显然，针对卡拉汉的“再分配的寓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审视：（1）征税是一刀切的吗？转移支付是随机分配吗？显然不是。因为征税和转移支付的关键在于实矫正正义和补偿正义，通过矫正初始分配的不合理来引导人们的工作积极性。（2）用于公共支出的税收与个人支出所创造的效用或价值相同吗？显然不同。因为公共支出往往是具有强烈正外部性的公共品，公共支出所需要的成本要远远小于个人单独支出之和。当然，在征税和支出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存在漏出，导致一部分资源被用于非生产性领域（包括被一些人中饱私囊）。但是，只要同等资源用于公共支出所带来的效用大于所有个人支出之和，那么，税收和公共开支就比私人支出更为有效。此时，人类社会所要做的就主要集中在，如何保证这些公共支出更为有效，而不是仅仅因为漏出的存在而否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和必要性；为此，这就需要建立更为合理的征税、财政和监督体系，由此来尽可能减少漏出及其其他的低效配置。既然如此，嵌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经济学为何极力否定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呢？关键因素就在于，它在无限理性的经济人分析框架下（尤其是借助数学逻辑）构造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和谐一致的关系，进而通过个人财富加总来计算社会总财富，相应地，它也就会将眼光紧盯在征税和开支过程中的漏出这一细枝问题上。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通常都善于构建寓言来阐述他们的自然主义观念（因为其中有众多像巴斯夏、赫兹利特之类的专栏记者），如蜜蜂寓言、破窗谬误、公地悲剧、科斯灯塔、“看不见的手”、靓女先嫁、冰棍和吐痰论等都是如此。[46]一般地，这些寓言通常讲述一个我们熟视无睹的“常识”，从而往往显得通俗易懂；同时，讲述过程中又嵌入了隐喻而导向特定的结论和启示，由此就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这里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威廉•拉斯伯里（W.Raspberry）1995年2月4日发表在《休斯顿纪事报》的文章为例进行解析。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最近发现，首都华盛顿特区政府面临至少7.22亿美元的预算缺口，原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国会有可能接管这个城市。”在列举一项有问题的支付花销之后，他继续写道：“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会做，……就好像贫穷又仁慈的母亲发现自己还有一张信用卡可用。换言之，这个城市惊人的债务当中，有相当部分是因为当地政府努力做好事，却武力承担其费用的结果”；再在列举一长串市政府想做但他认为武力承担的好事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但问题大部分都在于仁慈的母亲心态；如果是对孩子好的东西，我就应该买——至于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以后再考虑。好吧，目前不仅刷爆信用卡：现在债务多得无论如何省吃俭用都无济于事了，她还需要国会的紧急财政援助。”在这里，尽管作者看似在描述一个常识性问题，但通篇的分析却嵌入在一个精致的概念隐喻之中：政府是一个不切实际地溺爱孩子的母亲，市民则是她的孩子；同时，母亲不会自我约束，会花掉她没有的钱以不负责任地溺爱孩子；由此，文章就暗示应该对政府行为加以约束，进而对政府职能进行划界。但问题是，文章并没有考虑华盛顿特区具体的城市服务和支出，没有考虑它作为首都所承担的额外功能。对此，莱考夫说：“（这个）专栏文章‘只是常识’，而且，它只是保守主义的常识”，“这个专栏的逻辑结构是由隐喻，而不是事实所决定的。”[47]
五、结语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人相信，基于市场交换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有效率的，它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劳动积极性，并通过分工合作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境地。为此，奥肯就说：从伦理角度为资本主义辩护毫无道理，但以效率为资本主义辩护却非常有说服力。然而，至少从长期来说，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之间根本上是互补的。其基本理由是，一方面，分配不公平往往会引发生产方式的变动，最终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社会不平等还会引起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最终导致自发市场秩序的扩展中断。事实上，本章的分析就充分地表明，公平和效率之间并不是冲突的，离开公平并不会有真正的效率，更不会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同时，正是关注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近年来世界各国也越来越重视收入再分配，越来越重视社会的共同富裕。最明显的就是北欧诸国，它们大力推行政府投入以促进机会平等，这包括公共教育、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保障等多个方面。所以，缪尔达尔就写道：“发展一般被简单定义为‘增长’，这种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加大内部不平等甚至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增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观点我从不敢苟同。相反，我一直认为更为充分的平等是更有潜力的增长的条件。”[48]
正是基于对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和重新认识，这就为通过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来矫正市场初次分配夯实了理论基础。一般地，之所以需要对由市场主导的初始分配收入进行纠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1）市场收入并不是对劳动贡献的体现，更没有体现相关者的应得权利，从而具有强烈的不正义性；（2）市场收入中应得权利不彰阻碍了社会合作和分工的扩展，使得合作租金无法实现，从而具有明显的乏效率性。相应地，对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初次收入进行适当的二次或三次分配就有这样两大基本依据并且有助于实现这样两大基本目的：（1）基于正义原则，实现因工资收入与劳动贡献不相称衍生出的补偿正义和因自然不平等衍生出的矫正正义；（2）基于效率原则，促进利益更为均等的帕累托改进和增进个体间进行合作最大化机会。这意味着，收入再分配的两大原则——正义原则和效率原则——本身就是互补、共生的：缺乏正义的分配必然不可能促进持久的效率提高，而正义原则的维持也要以效率提高为前提。
根本上说，共同富裕不仅体现为由分配正义导向的收入共享，更依赖于效率提升导向的社会富足；相应地，共同富裕就建立在效率和公平相互促进的基础之上，否则，要么会出现社会分化，要么会陷入共同贫困。本章从两个层面揭示了收入结构影响社会效率的内在机制：（1）在微观层面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激励人们的劳动支出和提高劳动效率；（2）在宏观层面上，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并推动社会合作。因此，即使效率和公平在短期内呈现出某种替代性，但在长期上也具有越来越强的互补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和互促性会不断增强。正因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就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收入再分配来提升社会公平，进而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互补和共进。显然，公平和效率间的互补和互促关系不仅为共同富裕的理念夯实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当前中国正在践行的共同富裕政策确立了社会基础。
本文主要内容载《学术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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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坎伦：《为什么平等至关重要》，陆鹏杰、张容南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122页。
[②]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01页。
[③]朱富强：《真实市场的逻辑：市场主体的特性解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9页。
[④]Hirsch F., 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pp. 131-132.
[⑤]罗德里克：《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卓贤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151页。
[⑥]Adams J.S.,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Inequity. Journal of Abnormal & Social Psychology, 1963, 67: 422-436; Adams J.S.,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5, 2: 267-299.
[⑦]Fehr E., Kirchsteiger G. & Riedl A., Does Fairness Prevent Market Clearing?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 437-460; Fehr E., Gachter S. & Kirchsteiger G., Reciprocity as a Contract Enforcement Device: Experimental Evidence, Econometrica, 1997, 65:833-860.
[⑧]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37页。
[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84页。
[⑩]Akerlof G., 1982, Labor Contracts as Partial Gift Exchan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7: 543-569.
[11]“通用汽车员工全国罢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70926/06521690830.shtml.
[12]“丰田工会顾全大局 取消工资谈判集会”，http://www.zaobao.com/gj/gj100304_005.shtml.
[13]朱富强：《经济分析的行为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硬核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41页。
[14]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青少年往往是黑人大多与黑人交往，白人大多与白人交往，亚洲人则与亚洲人聚在一起。其原因就在于，在多元但又相对陌生的群体中，文化成为激发个体共同情感和想象的东西，从而也就有助于增进信任关系。
[15]参见克里斯特曼：《财产的神话：走向平等主义的所有权理论》，张绍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16]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17]威尔金森、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3页。
[18]卡特里娜飓风共造成1836人死亡和125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由于大规模抢劫和强奸的发生，新奥尔良市当地1500名警察部队被强制命令放弃搜救任务而应付打砸抢烧事件，由此还发生了武装劫匪和警察之间爆发的枪战，结果，两名警察因为高度的工作压力而自杀，200人警察辞职。
[19]朱富强：《真实市场的逻辑：市场主体的特性解析》，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54页。
[20]Elliott J. & Quinitanco L., 2003, Britain is Getting More Suspicious, Sunday Times, 18 May, p.5.
[21]朱富强：“如何理解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表现形态：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对传导机制的考察”，《经济学家》2017年第6期。
[22]阿拉塞维奇、索奇：《不平等简史》，罗海蓉、智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23]缪尔达尔：《国际不平等和外援的回顾》，载米耶、西尔斯编：《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刘鹤、梁钧平、杨焕昌、陈研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第151页。
[24]班纳吉、迪弗洛：《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张缘、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299页。
[25]班纳吉、迪弗洛：《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张缘、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294页。
[26]萨克斯：《文明的代价》，钟振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27]参见佩尔森、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方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章。
[28]朱富强：“中国经济增长何以告别制度无序性”，《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29]朱富强：《经济增长的逻辑：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30]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31]海尔布罗纳、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李陈华、许敏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32]鲍什：《民主与再分配》，熊洁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33]Clark J. B., 1899,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ew York: Macmillan, P.4.
[34]巴罗：《自由社会中的市场和选择》，沈志彦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35]Bloom M., 1999, 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Pay Dispersion on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2: 25-40.
[36]佩恩：《断裂的阶梯：不平等如何影响你的人生》，李大白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70页。
[37]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2页。
[38]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等译，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39]艾尔斯：《经济进步理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基本原理研究》，徐颖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3页。
[40]弗兰克：《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公共利益如何兼得？》，谢朝斌、刘寅龙译，中国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197页。
[41]参见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42]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中文版自序。
[43]詹姆斯•加尔布雷思：《掠夺型政府》，苏琦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44]张五常：《新卖柑者言》，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52页。
[45]卡拉汉：《真实的人的经济学：对奥地利学派的一个介绍》，梁豪、牛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
[46]可参见岑科、傅小永、邓新华：《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47]莱考夫：《道德政治：自由派和保守派如何思考》，张淳、胡红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48]缪尔达尔：“国际不平等和外援的回顾”，载米耶、西尔斯编：《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刘鹤、梁钧平、杨焕昌、陈研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