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章：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语境和新要求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后，“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党和人民的重要话语，并逐渐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和学术重点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新的语境：一是共同富裕已从远大理想变成中国人民切实的奋斗目标；二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中国已进入“先富带后富”的时代；三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蔓延加剧了价值错配和贫富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球性议题。在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应当进一步协调效率与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兼顾效率与公平”；用追求平衡而充分的发展方式，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建立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筑牢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此外，还要避免陷入“平均主义”“涓滴效应”“慈善陷阱”“福利陷阱”等误区。
    关 键 词：新时代  共同富裕  新语境  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打赢了精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在解决了贫困问题之后，共同富裕就被提上了发展议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2021年10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2021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系统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和要求。这些都表明，中国已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学术界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出现了井喷态势。从内容上看，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前侧重于共同富裕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等，重点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特别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策略；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侧重于共同富裕的实践研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意义、目标、原则和实践路径等，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特征。笔者认为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需深刻理解其的新语境和新要求，本文即围绕这方面展开论述。
    一、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语境
    共同富裕是一个古老话语。在传统中国，人们对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追求以及历代农民起义喊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等口号，都蕴涵着共同富裕理念；在西方，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都是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畅想。然而，在生产力落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背景下共同富裕只是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不可能变成现实。而如今，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人类已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迈入数字文明的新时代，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已成功赶上了时代步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已不再是望尘莫及的幻象，而成为中国人民切实的奋斗目标，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要话语。
    (一)共同富裕已从远大理想变成中国人民切实的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共同富裕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①。恩格斯也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②。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要是谈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其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和“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等论述却蕴涵着共同富裕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是无产阶级普遍贫困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因而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无产阶级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前提。《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③。当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④。对无产阶级而言，还要“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⑤。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指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这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没有个人生活资料的积累就没有个人的富裕，更没有共同的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除了变革生产关系(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之外，还要充分发展生产力，创造充裕的可供分配的社会总产品。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世界普遍交往和工业、商业高度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在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条件下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恩格斯指出，“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⑥。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宣扬无产阶级解放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等论述中蕴涵着系统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人类的远大理想。
    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为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是在1953年1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该决议指出，逐步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包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甚至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这些探索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生活疾苦的面貌。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又受“平均主义”的影响，虽然构建起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分配机制，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还不富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⑧。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带后富”的构想。他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客观上的确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且社会产品的总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更好的物质条件。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被确立为中国人民切实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并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⑩，要求全党同志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1)。“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就蕴涵着对共同富裕的期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步走”战略，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12)。在实践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就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的现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共同富裕提上了发展议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打赢了精准脱贫攻坚战(14)，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表明，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成为具有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切实可及的奋斗目标。
    (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中国已进入“先富带后富”的时代
    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财富平等分配。中国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打破了过去私有制条件下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格局，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平等。然而，由于生产力还十分落后，那个时期中国的平等分配只能是低水平的平等，甚至是共同贫穷。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实行差异化、非均衡性发展，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曾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5)。他还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16)。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年均增速高达9.5%(17)，2010年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标已经实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18)，2020年除台湾以外东部11省市GDP总和比中、西部20省市、自治区GDP总和还要多(东部为550867.3万元，中、西部为461547.9万元)；而东部11省市人口总和约为中、西部20省市、自治区人口总和的四分之三(东部为60690万人，中、西部为80323万人)，因而东部人均GDP远高于中、西部省份(东部为90767.4元，中、西部为57461.5元)，其中人均GDP超过10万元的6个省份全部在东部(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由此可见，中国的确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已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同样，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胡润2021全球富豪榜”，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十亿美元级富豪人数突破1000人的国家，达到1058人，大幅领先第二名美国的696人……超过第二名美国、第三名印度、第四名德国的总和，约占全球3228名十亿富豪总数的1/3”(1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四十年，不管是收入基尼系数还是财富基尼系数水平都很低。那时，社会相当平等，不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财富阶层。而在过去三十多年，收入差距逐步拉开，
        
    一些人的腰包率先鼓了起来；日积月累，增量的差异变为存量的差异，财富差距逐步扩大”(20)。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超额完成，客观上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先富阶层”。当前，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远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0.4的警戒线，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比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严重。如任由贫富悬殊拉大，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引发社会主义制度危机。因此，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接续的任务就是“先富带后富”，一起走向共同富裕。
    先富带后富，既符合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也具有充分的伦理正当性。一部分人按照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逻辑，将个人财富的增长归因为市场经济规则和个人的智慧与勤奋，强调个人权利至上和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认为“先富群体没有帮助社会其他群体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义务，并认为这种做法并不违背道德，相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21)。这种观念完全忽视了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良好的外部条件，无论是先富起来的地区、还是先富起来的人们，其“先富”的重要条件都不得不包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百年奋斗所创造的正外部性(或称“溢出效应”)。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十年探索所提供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现代化工业体系、现代化国防体系、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伟大决策和国家顶层设计，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腾飞，也就没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结局。即使同在改革开放时期，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人们也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创造了正外部性。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是因为在财政、税收、利用外资、证券、价格、信贷和土地资源等方面享有特殊政策，中、西部地区因不享受相应的特殊政策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中、西部地区在财政、税收、资源等方面为东部地区发展作了巨大牺牲。同时，在改革开放前半程粗放式发展中富起来的人们，没有因为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完全承担责任或受到惩罚，他们所积累的财富理应包括资源、环境和生态方面的代价，虽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难以被市场定价。又如，近年来崛起的阿里、腾讯、京东、拼多多、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平台巨头，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企业管理和经营的创新，但如果没有中国巨量的网民人口、完备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所赋予的正外部性，他们也是很难成功的。同样，那些借助高新技术而先富起来的人们，如果没有大批基础领域的研究者默默奉献，同样很难成功。总之，那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起来的人们，不得不考虑党的百年奋斗、党和国家政策、其他地区和其他领域的人们所作的牺牲和奉献为其“先富”所创造的正外部性。因此，作为享受党和国家政策红利以及近代以来几代人奉献红利的先富群体，不应背弃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那份不可撤销的“共同富裕”契约，履行“先富带后富”的责任。
    (三)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加剧了价值错配和贫富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球性议题
    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二战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对峙时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贫富差距都很小；因与社会主义竞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也不大。欧洲福利型国家自不待言，仅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摆脱危机实施了一系列新政，包括颁布《公平劳动关系法》支持美国工会运动，保护工人权利、提升工人工资；彻底改革税制，大幅提升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遗产税；通过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和退休金计划等措施，调节财富分配机制，大幅缩小美国各阶层间的贫富差距，缓解了社会矛盾。罗斯福新政迎来了二战后美国的黄金时代，在1950年至1980年间，“美国各个阶层民众收入达到了历史上相对平等的水平”(22)。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以市场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兴起，主要代表有宣扬“选择自由”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极力反对“分配正义”的哈耶克以及极力主张“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安·兰德等。这一时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经济学思想大行其道，效率至上的“自由市场”学说被奉为圭臬，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职能在于“创造良好的商业或投资环境”“维护金融体系的信誉和金融机构的偿还能力”，避免过多直接干预经济运行(23)。从那时起，各国政府开始不断减少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控制。美国从里根政府开始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面推行私有化和减税政策，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打压工会运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盛行，造成了资本家利益得到保障并日益固化，而工人权益失去了保障且收入锐减，贫富差距再次拉大。“2020年，美国前1%富人的净资产总额已经达到约34.6万亿美元，而后50%普通民众的净资产总额只有约2.09万亿美元——前者拥有的财富总量是后者的近17倍”(24)。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蔓延的时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因此新自由主义思潮被引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除了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功利主义代表边沁等人的著作以外，米尔顿·弗里德曼、哈耶克、安·兰德等新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也在中国大行其道，在各大书店甚至街头书摊都随处可见。也有一些中国学者信奉新自由主义，强调全面私有化、一切市场化、政府角色最小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他们把“先富”群体的财富创造和积累完全归因于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精神，及其个人的智慧、勤奋、胆识和气魄等，其财富来源完全正当，不亏欠任何人，因而也没有义务接济弱势群体。对企业家来说，赚钱就是最大的责任。企业存在本身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创造价值。成功企业家“并没有亏欠社会；相反，他们已经对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25)；“如果要求企业家在市场上行善施恩，那就等于要求企业家侵犯股东的人权”(26)。一些中国企业家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也难免出现了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先富”之人，最终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且日益固化，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
    在自由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数字技术叠加资本造就了一大批数字巨头，其财富的累积速度和财富数量均超过人类以往任何时候，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程度。以平台经济为例，2020年6月，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当中有7家为互联网平台巨头，分别是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脸书、阿里、腾讯。“数字时代的新技术叠加金融资本之后，以新兴科技巨头为核心的各类数字平台，通过对互联网某一领域的垄断，获得了超高额的利润。在技术的支持下，数字平台对财富形成‘虹吸效应’，这大大加快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度，并放大了当前财富分配机制的缺陷，使各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深”(27)。现行的法治及监管体系大多是基于传统线性企业设计的，而作为新业态的数字平台巨头皆为分布式企业，许多新情况已超出了政府监管的范围和能力，从而加剧了价值错配和贫富分化。根据马克思“劳动异化”概念，数字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力并没有真正解放劳动者，反而编织了一套更加繁复的枷锁，更加严酷地束缚着劳动者。例如，优步作为一家出租车平台企业却没有一辆自己的出租车，也不承认优步司机是其员工，既省掉了采购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规避了把司机作为员工的相关责任及可能风险。与之类似，外卖骑手跟优步司机一样不仅要承受超长时间的工作，而且缺乏必要的福利保障。他们即使拼命工作(有20%左右的骑手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其平均工资也低于当地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在“冰冷的算法”面前他们被严格管控，随时可能遭受平台惩罚。当他们因交通事故或疾病困扰不得不退出时，其价值已被榨取殆尽。他们被榨取的是“数字剩余价值”，而“数字控制”背后是资本的逻辑。可见，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加宽加深了财富鸿沟。
    通常，由于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往往导致资本持有者与一般收入者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大。那些全职工作甚至身兼数职的普通劳动者，怎么也摆脱不了贫穷而沦为“穷忙族”；相反，那些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们仅凭所持有的资本就能拥有丰厚的收益而成为“富闲族”。“穷忙族”与“富闲族”的分化不仅将引发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危机，而且也将导致效率低下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黄奇帆指出，“如果贫富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由于富裕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而大量的低收入人群缺乏购买力，那么经济运行会出现消费不足、投资过剩。同样，如果出现阶层固化，富人的后代会躺平，因为不用干活也能躺赢；穷人的后代也会躺平，因为穷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停滞、撕裂甚至动荡，整体经济循环就会陷入低效率均衡”(28)。这种因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泛滥而导致社会停滞甚至衰退，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和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卡尔·波兰尼在批判市场乌托邦时指出，“市场经济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会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及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必然引发“力图抵制经济脱嵌后保护性反向运动”(29)。这一反向自我保护运动包括节制资本、保护劳动者、缩小贫富差距、加强政府监管、保护生态环境等。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运动、平民运动不断爆发，例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英国的脱欧公投等。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甚至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认为“财富收入不平等问题是这个时代严峻的道德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美国的民主被少数寡头绑架，沦为亿万富翁收买选民、主导大选的寡头政治，失去了矫正经济不平等的能力”(30)。伯尼·桑德斯还制定了详细的税制改革方案，试图缩小美国的贫富差距。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尚且能意识到贫富差距问题并试图纠正，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更要正视当前中国贫富悬殊的事实，并努力寻求共同富裕之路。
    二、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要求
    “共同富裕”是一个偏正词组，中心语是“富裕”，修饰语是“共同”。共同富裕话语本身就蕴涵着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有充裕的物质财富；二是先进的生产关系，有平等的财富分配机制。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的极度丰富，平等分配只能是共同贫穷；同样，如果没有先进的生产关系及财富平等分配制度，生产力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贫富差距就越大。这两种情况都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在中国，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这两方面的条件都逐渐具备。一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消灭了传统的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二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其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已赶上了时代步伐。尽管中国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已达到世界中等水平。特别是在党的领导下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新时代中国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是要消除中国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笔者认为，在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当遵循以下新的要求。
    (一)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
    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协调效率和公平这一对矛盾。效率和公平犹如一个天平的两个托盘，如果过分追求效率，一定会很大程度牺牲公平；相反，如果过分追求公平，也一定会很大程度牺牲效率。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必须有一个张力，
        
    使二者保持基本平衡，这样社会才会和谐稳定，经济才会健康发展。当然，在一般情况下效率与公平之间只能保持基本平衡而达不到绝对平衡，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或在剥削制度下，往往更加注重效率；相反，在生产力水平较高阶段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往往更加注重公平。虽然效率与公平的绝对平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在现实社会中要力求效率与公平达到基本平衡。
    当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党的十八大为界分为前半程和后半程(31)。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半程，因为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为了实现快速发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把重心放在了效率上，实施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策略。“效率优先”是由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现实所决定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立足点；而“兼顾公平”是由中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和目标。效率优先，就是优先发展生产力，先把蛋糕做大。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32)。兼顾公平，则是在把蛋糕做大的基础上把蛋糕分好。“打破大锅饭”“多劳多得”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同时也蕴含着公平的价值。邓小平指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33)这是追求实质上的公平，既能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又体现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原则。而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34)。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半程，无论是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还是对内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围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展开的。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入后半程。如前文所述，由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因而后半程经济社会发展策略则调整为“兼顾效率和公平”，即既要讲效率，也要讲公平，效率与公平被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这样讲，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35)。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绝不能以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36)。“兼顾效率与公平”，主要通过协调政府和市场的职能来体现。早在2007年出版的《之江新语》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把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实现各方面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妥善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市场来更好地配置资源、激发效率，通过政府来更多地协调利益、关注公平”(37)。“初次分配应当注重效率，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二次分配应当注重公平，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38)。
    (二)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平衡而充分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没有总体上的富裕，就没有普遍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一方面要继承资本主义阶段所创造的积极成果，即“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39)，另一方面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水平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众所周知，中国并未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充分发展，而是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物质财富相当匮乏。虽然经过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财富积累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相对于共产主义目标而言，仍然十分落后。虽然中国GDP总量早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仍然低于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仍然面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等突出问题，在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积累方面既没有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发展仍然是中国第一要务，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平衡而充分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首要的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而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40)。进入新时代，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诸如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时代课题等(41)。其中，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制定一个时期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2)，矛盾的焦点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半程“效率优先”和“高速度增长”等发展战略。进入新时代，虽然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3)，矛盾的焦点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半程“平衡效率与公平”和“高质量发展”等发展战略。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44)。现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后两个半程的发展战略对比如下：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还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5)。依据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是无产阶级贫困和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源，因此，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并实现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再依据人们所提供的劳动分配生活资料。可以说，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那么为什么中国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还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呢”？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由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的积累都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程度，即“资本主义阶段所创造的积极成果”尚未充分展现。根据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46)的论述，中国尚不具备完全消灭私有制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还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7)。这同样表明，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早已建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得以确立，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容纳的生产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仍然会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实践上讲，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有1.4亿户市场主体，它们绝大部分属于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创造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90%的新增就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8)。因此，在新时代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求继续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此外，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根据马克思主义，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生活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即计划经济。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曾一度实行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则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遭到批判。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的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其性质是中性的，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早就存在市场经济，同样在资本主义之后也会存在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9)。从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国经济的腾飞，不仅因为建立健全了国内市场经济体系，而且也归因于全面加入全球市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大幅增长之路，也是中国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三)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巩固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生产力发展了，财富增长了，要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如何分配。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计划”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市场经济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因而在分配制度上还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50)。其中“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分配方式，即根据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等生产要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贡献大小对要素所有者支付相应报酬。这种分配制度既能充分保障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也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然而，由于生产要素集中特别是资本的过度集中将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最终导致贫富悬殊。因此，实行梯次分配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51)。
    必须提升初次分配的公平程度，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初次分配覆盖面最广，与群众利益相关性最大，也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52)。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来自于劳动所得，因而增加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措施，既能保证收入分配的基本公平，又能最大程度维持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集中体现。一方面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以按劳分配为主的部门更加强调分配公平；另一方面也要求非公有制企业提高按劳分配的比重。例如华为按劳分配比重高达75%，按资分配比重仅25%；即使按资分配，任正非仅持有1.01%的股份，而96768名员工集体持股88.94%，另有10.05%为退休及业务重组员工持有股份(53)。华为是初次分配相对公平的典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还强调，“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54)。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积累，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人民群众所拥有的并不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劳动”，而是不同程度拥有房产、存款、资本等有形财富以及知识、技术、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这些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市场理应获得相应回报。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现象，也是进一步扩大并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必由之路。
    必须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手段逐步缩小城乡、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投入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投入，发挥政府的兜底职能。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日益成为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收入和财富方面就是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严重。从城乡差别看，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34元，而农村居民只有17131元，农村居民不及城镇居民的40%；从区域差别看，2020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多的省市(上海，71 121元)约为最少的省份(甘肃，20335元)的3.5倍；从行业差别看，202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采矿业，147196元)是最低行业(住宿和餐饮业，48210元)的3倍多(55)。如果任由这些差别存在或扩大，显然有悖于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在城乡、区域和不同行业之间客观上存在环境或条件差异的情况下，国家通过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与此同时，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56)。也就是说，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足、社会的公平正义、良好的生态环境、较高水平的养老和医疗保障等。这些都要求国家有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和有效的再分配手段，加大在民生领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投入，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扎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外部条件。
    必须通过税收限制过高收入，通过法治取缔非法收入，鼓励高收入群体适当回馈社会。首先，税收是国家财政汲取的重要途径，也是收入调节的重要手段。一方面通过减税让利，激励小微企业发展和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税率抑制过高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率均偏低，这有利于中国快速发展，但也将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要合理加征高收入人群和大企业的税收以抑制过高收入。其次，改革开放以来非法收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也是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因为改革，旧的体制失去了约束力而新体制尚不够健全而约束力不够，于是就有人利用体制的“真空”谋取不义之财。这就要求加强相关法治建设，以法律手段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此外，鼓励高收入群体适当回馈社会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虽然第三次分配在三次分配当中对财富平等的促进作用是最小的，但仍然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且如前文所述，高收入人群的“先富”离不开党的百年奋斗、国家顶层设计、全社会的无私奉献、完善的基础设施、廉价的资源以及生态环境代价等所创造的正外部性，先富群体回馈社会是其应该履行的“契约”。
    三、新时代共同富裕应避免的几大误区
    虽然在理论上“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目标、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但在实践上把“共同富裕”作为切实可行的奋斗目标且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中国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广泛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总结人类追求共同富裕的经验教训，中国应避免陷入“平均主义”“涓滴效应”“慈善陷阱”“福利陷阱”等误区。
    (一)应避免陷入“平均主义”误区
    中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根深蒂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基础，而且有广泛的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基础，以至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分配方面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最终导致共同贫困的结局。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下的同等富裕，而是在总体富裕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所谓“总体富裕”，是指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总量已达到能让所有人富裕的程度；所谓“普遍富裕”，是指所有人客观上过上富裕的生活。其中在总体富裕情况下，难免因为分配不公而存在两极分化，例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是如此，因而中国的共同富裕要求在总体富裕基础上通过相对公平的分配机制实现普遍富裕。普遍富裕绝不是全体社会成员同等富裕，在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富裕生活基础上还会存在一定差距。因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人们不可能同等拥有生产要素，因而按要素分配就必然带来收入差距。即使发展到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实行完全意义的按劳分配，也会因为人们在体力、智力、劳动时间以及所作贡献等方面的差别而存在收入的差距。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的理解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57)。按劳分配能充分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在没有达到“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维持生产力充分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应避免陷入“涓滴效应”误区
    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一些人在效率与公平方面更主张效率，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收入分配将自然而然得到改善，公平得以实现。即“在经济发展中并不需要给低收入群体和地区以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和地区，通过投资、消费、就业等会自动地惠及低收入人群和地区，从而带动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58)。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曾提出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原则和自由竞争手段激活了每一个市场主体。时至今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富了起来，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如果任由市场经济自由发展最终只会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只会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美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中国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强调要很好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国家再分配等手段，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且，中国的先富地区和先富之人，其富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党百年奋斗所创造的正外部性，包括制度、政策、基础设施及各种资源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因此，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起来的人们，有义务带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走向共同富裕。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59)此外，不同区域之间资源互补、协同发展也是缩小区域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途径。例如，2022年2月17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全面启动“东数西算”工程。这是数字时代，中国东部数据资源和西部算力资源互补和协同的重要探索，将有助于东西部协同发展。
    (三)应避免陷入“慈善陷阱”
    在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政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之后，全国掀起了研究和鼓励第三次分配的热潮，一些企业家也纷纷高调做慈善以响应中央号召，一些学者也纷纷介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慈善经验，一时间仿佛慈善成了通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不可否认第三次分配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第三次分配从来都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在社会分化的现实中，富人连初次分配都不愿意做到公平，怎么会对第三次分配感兴趣呢？因为如果初次分配给予员工更高的收入，将会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提升其忠诚度，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因此，那些热衷于慈善的富人可能是看好慈善背后的利益，而该利益一定大于在初次分配中给予员工更公平待遇所获的边际收益。在传统社会，基于伦理道德的慈善往往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以此与一般百姓区隔开来。在现代社会，慈善往往是一种避税的手段，或者以此谋求更多其他的资源。美国被视为全球捐赠最多的国家，但因为捐赠可以减税，其捐款力度往往与国家的税率成正相关，税率越高则富人捐赠越多，税率越低则富人捐赠就越少。很多富人把钱捐赠给自己控制的基金会，或者特定的政治人物或组织，既而达到掌握其他公共资源分配权利的目的。还有一些富人的慈善行为属于“良心漂白”，即用一只洗净的手捐出一只肮脏的手掠夺来的财富。这样的慈善只能把一些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利让渡给私人，也将削减国家二次分配的力度，最终无益于财富平等，更不会走向共同富裕。因此，西方国家的慈善是伪善，如果中国照搬西方国家的慈善政策，以减税等方式刺激慈善，难免会掉进“慈善陷阱”。
    (四)应避免陷入“福利陷阱”
    二战以后，在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背景下，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北欧国家实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一时间，其财富平等程度几乎达到了同时代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然而，上世纪90年代之后，那些福利型国家几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福利成本上升等问题，即GDP增长赶不上福利消费增长速度的问题。还要不要继续实行高福利政策？这是那些福利型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福利陷阱”。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为取向的改革，其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主张与福利主义对“强国家能力和重要的政府角色”的需要背道而驰；而“高福利”对“高增长”的要求与“高福利”社会经济动能衰减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谋幸福”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而且，共同富裕也蕴涵着人民享有较高福利的生活。然而，高福利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生产力水平还相对较低，中国的人均GDP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因此“高福利”虽然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但必须“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而且，“高福利”在中国极易与“平均主义”的传统思想相契合，因为人们不同条件、不同努力程度的“差别”被所谓“高福利的平等”所遮蔽或忽视，当所有人“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时候，人们就失去了劳动和努力的积极性，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再加上“高福利”所需的高成本，也将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中国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既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也要避免陷入“福利陷阱”。
    概括说来，研究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语境和新要求，就是要回答为什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推进共同富裕和怎样推进共同富裕的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伴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彻底摆脱绝对贫困”“保障了首要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60)“共同富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明确提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什么“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要议题呢？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新时代共同富裕已不再只是远大的理想，而成为中国人民切实可及的目标；二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客观上中国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中国已进入“先富带后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阶段；三是共同富裕体现了“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世界普遍关注的发展议题。由于共同富裕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否得到满足，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还关系到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或竞争中社会主义本质和优势的体现，因此“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凝聚人心和土气的一面旗帜。在新时代中国应该怎样推进共同富裕呢？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继续探索，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广泛借鉴人类文明积极成果，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路。第一，在理念层面，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第二，在物质层面，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平衡而充分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第三，在制度层面，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巩固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此外，探索中国共同富裕的道路，还要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尽量避免陷入“平均主义”“涓滴效应”“慈善陷阱”等几大误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0页。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1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374页。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7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2-23页。
    (13)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
    (14)张富义：《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价值逻辑》，《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
    (17)刘伟、陈彦斌：《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18)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年度数据”，网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2022年3月16日。
    (19)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第16页。
    (20)王绍光：《序》，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第V页。
    (21)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第23页。
    (22)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第65页。
    (23)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72页。
    (24)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第60页。
    (25)薛兆丰：《经济学通识》，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26)薛兆丰：《经济学通识》，第412页。
    (27)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第89页。
    (28)厉以宁、黄奇帆、刘世锦等：《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2页。
    (29)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导言”，第18页。
    (30)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第125-126页。
    (31)虞崇胜：《新时代与“后半程”：精准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双重方位》，《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31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6-97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96页。
    (37)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38)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4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7页。
    (40)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人民日报》2021年10月16日，第1版。
    (41)杜志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中国道路经验的历史考察》，《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42)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255-256页。
    (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9页。
    (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7页。
    (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
    (48)赖德胜：《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6页。
    (51)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5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53)陈永忠：《中国特色民营集体所有制探索——对华为员工持股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思考》，《经济论坛》2021年第3期。
    (5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55)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年度数据”，网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2022年3月18日。
    (5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9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
    (58)赖德胜：《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59)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60)张立国、臧红岩：《百年变局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世界历史意义》，《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