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者：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7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宣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中的影响与作用越来越引起关注，现代化必然包含文化的现代化。只有建立起基于本民族文化的现代文明，才能建成现代化国家。
    一、现代文明与现代化
    现代化的本质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关于这场革命性转型的主流解释是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前者认为，技术进步使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人均GDP增长大大快于人口增长，逃脱马尔萨斯陷阱，人类进入一个由技术驱动的现代增长世界。后者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是一套适宜经济发展的制度装置的结果，包括精心设计和受人尊重的产权、有约束力的合约、健全的法律及规则、良性的政经互动。但是，到底是什么力量在一些地方产生了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更有效的制度，而其他地方却适得其反？
    近年来，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对长期经济变革的影响是重要的。文化被定义为一套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偏好的组合。信念是关于世界中实际的（真实的）自然的观点，价值观是关于伦理及意识形态等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规范性陈述，偏好则是关于个人事务（如消费等观念）的规范性陈述。人们的社会态度、信念和偏好能够促进合作、互惠、信任，以及形成有效的经济运转模式。人和人之间信任的增加与合作的加强会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商品交易和形成运作良好的市场，不同程度的信任被用来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异。
    文化和信仰与技术进步和创新有直接联系。现代经济增长被莫基尔解释为主要是由启蒙运动时期“有用知识”的广泛应用所驱动，文化变革使西方所经历的技术爆炸成为可能。“文化”直接影响了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同时，它也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创造并培养出能够刺激并支持“有用知识”的积累和扩散的制度。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人们的态度和天赋，态度决定了哪些人会花费心思和力气解释他们周围的自然世界，天赋则决定了是否能够成功将他们的解释转化为更高级的生产力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创新型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观念。如果一种文化将任何智力创新视为离经叛道、亵渎经典，技术创造力就会受到限制。
    将重点放在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上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信任、诚实、合作、节俭、公益心、法治等现象可以解释大量的经济表现，贸易、劳动分工、劳动力、信贷及土地市场，以及与斯密增长中相似的制度安排的产生都依赖于人们的价值观，以及对他人价值观及行为的理解。文化有助于决定什么样的制度会出现，尽管它不能保证结果如何。制度创造了文化演变发生的环境。制度在社会中创造出一个激励结构，信仰和偏好是制度中的“支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构建了制度形成的基础，因为文化为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制度也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机制反作用于文化信念。社会的激励结构是基于一些观念所构建的，有些观念是关于自然的，有些是关于人际互动的，还有一些是道德性的。换句话说，制度所依赖的根基就是人们所知道和相信的信念。如果文化与制度不一致，这一根基就不稳定。如果文化和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在某些制度的基本信念或合法性已经不再牢固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政治不均衡。
    从历史经验看，现代化源于对现代世界的新认识而形成的理性化与世俗化的发展观。文艺复兴思潮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倡导科学文化精神，摒弃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主张理性主义，为西欧现代化带来启蒙。宗教改革使人们摆脱天主教会的束缚，倡导进取心，追求物质丰裕，助推企业家精神，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精神动力。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商业革命，商业精神的发展使西欧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正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反叛，宗教、哲学等主要的文化及价值体系日益分化，人们乐于接受新思想和改革、重视专门技术、尊重和自重，将人类推向了现代化的征程。
    二、中华文化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外力所推动。挨打和受欺凌的局面使现代化的推进者更是将落后归结为传统文化的弊端，因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革命成为现代化的主流。然而，进入现代化强国建设阶段，必须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价值传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化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识。数千年的中国价值传统，被认为是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只有彻底突破传统，批判传统，最终放弃传统，现代化才能实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共产党也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早期领导人旗帜鲜明地认为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已成为“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只有掌握“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才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针对南京国民政府恢复旧道德和发起“新生活运动”，中国共产党驳斥其是企图“培养封建的复古的奴隶道德，替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准备顺从的殖民地奴隶”。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新中国，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传统中拔出。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反封建，在社会动员中，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价值观，让更多的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倡议：“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强调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以切断历史，否定传统，而应该继承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批评“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学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割断历史”，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并号召国人要用自己的头脑进行选择，决定哪种学说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毛泽东提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提出既要学习国外长处、也要重视民族传统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毛泽东把“现代科学文化”作为与“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同等重要的内容，明确提出建设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遗憾的是，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了粗暴态度，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进行了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和实现现代化。邓小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这一时期，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市场化和物质现代化的观念、价值和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物质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复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明确“百花齐放、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文化政策。江泽民明确指出，中国人要正确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分辨出其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中国几千年来传承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期重获新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的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突出优势，具有深厚的文化内在力和强大的传承力，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仁者爱人”传统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实践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篇章。
    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随着现代化程度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本土文化价值更加彰显，现代化的主体文化特性更强。到了现代化强国建设阶段，文化主体性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进入新时代，中国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只有建立本民族文化主体价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一，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更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经由“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二，建构现代化强国的文化主体价值。在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从中吸取内在精神价值和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从历史长河中看待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文化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文化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价值。
    第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创造。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第四，增强文明互鉴。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我们越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越是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就越需要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并共享中国价值。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既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其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过程，又是吸纳外来文化文明精华、推动中华文化不断丰富的过程。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要深入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秉持开放包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
    （注和文献略)
    作者简介：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熊晨玮；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