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央行任何情况下都不拥有无限火力”——专访欧洲央行前行长特里谢（下）

精心设计银行联盟
    问：如欧洲央行成为欧元区单一监管者，它的权力就更大。你认为欧洲央行是否应当扮演这个角色，并已做好准备？
    特里谢：这当然是身处危机的欧洲意义重大的转型之一。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已决定朝“银行联盟”的方向迈进，我认为这绝对必要。如果银行业的信用等级与主权国家的信用等级长久地存在相关性，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近来我们已观察到这一点，一些国家仍深受其害。我认为，在采用单一货币的统一市场内，银行尽可能地独立于本国状况，银行信用等级与其主权信用没有很高的相关性非常重要。这就引出对银行业自身进行适当监督问题。此时，将银行业整体监管权予以集中，绝对是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欧洲央行是一家信誉良好、具有欧元区核心地位的机构，很自然地，欧洲央行可望发挥重要作用。条约本身也规定，如果各国一致同意，欧洲央行就可发挥此作用。我想，欧元的缔造者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对有关方面考虑欧洲央行承担银行监管职责，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创立时，很自然地，欧洲央行也曾发挥重要作用。由于欧洲央行处于欧元区核心，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在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或拟议中的新的银行监管方面，欧洲央行都是近水楼台，在我看来这是适当的。但在任何情况下，欧洲央行的主要目标或基本职责不应受到威胁，其货币政策功能不应受到削弱，这点应当非常非常明确。
    问：如果欧洲央行承担银行监管职能，你 认为何种模式最佳？现在已有欧洲银行监管局（EBA），欧洲央行应如何与EBA并行运作？
    特里谢：我知道欧盟委员会正对此进行讨论，我们拭目以待。如果看英国或法国的做法，你会发现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央行的经验及其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设立了不同于行长理事会、负责银行监管最终决策的特别委员会，防止两者相混淆。在我被任命为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B）首任主席时，该理事会与欧洲央行理事会完全不同。我认为，应尽可能地倚重中央银行，但货币政策决策与银行监管决策不能混为一谈。
    问：欧洲央行担负监管责任后，其货币政策的首要职责会不会被削弱？
    特里谢：如果按照我刚才提到的预先做好安排，这应当不是问题，但需精心设计。如果让同一主体，也就是欧洲央行理事会承担包括银行监管在内的各种职责，就可能存在风险，对此需要非常密切地关注。主要风险在于，央行做了本该由财政部和政府最终应做的事。这是主要问题所在，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对银行监管而言，将银行监管权集中，目的是能尽早采取措施，避免出现需要公共资金投入的大灾难，这一点很清楚。欧洲稳定机制（ESM）本身能直接对银行注资，这样纳税人的钱就能通过ESM，直接注入银行。如果万不得已，需要欧盟集中化的机制掏钱，监管权就必须集中。这是常识。
    问：欧元区各成员国愿意放弃自己的金融监管权么？
    特里谢：这是一个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
    原则决定已经做出，我们将观察如何得到执行。
    学习德国如何获得竞争力
    问：针对欧元区经济的调整，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解决欧元区内部失衡的惟一途径，是成员国通胀水平出现差异。比如德国通胀率为4%，而危机国家低通胀甚至出现通货紧缩。你对此看法如何？此外，考虑到丹麦及欧元区候选成员国在ERMII机制下运行良好，这些国家是否会较长时间继续留在该机制内？是否可考虑该机制也适用于希腊等欧元区成员国？
    特里谢：对第一个问题，我非常明确，任何情况下在单一货币区内，并不仅仅是对各国财政政策进行密切监督，也要密切监督各国竞争力指标，特别是单位劳动成本变化、名义收入和成本的变化以及各国通胀行为。绝对清楚的是，欧洲央行负责维护欧元区17国整体通胀水平的稳定，按各国通胀水平和各国GDP的权重计算得出。但是，欧洲央行自身难以监测各个成员国的变化，这必须由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政府通过恰当而密切的监测来实现。
    从2005年以来，以欧洲央行理事会的名义，我每月逐一关注各国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逐一关注各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种成本的变化，我认为这些指标在监测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欧元区内部一些国家为了解决竞争力丧失的问题，显然应学习德国在欧元引入之初的做法，逐年渐进地获得竞争力优势。为此，有关国家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必须慢于欧元区平均水平，由此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也较低，这样就能渐进地重获竞争力。由于欧元区整体通胀目标是低于但接近2%，这意味着竞争力较强的国家的通胀可以高于平均水平，从而维持欧元区平均通胀率不变。这是我们很以为豪的。
    从1999年以来，德国单位劳动成本每年比欧元区平均水平低0.8%-0.9%，经过13年，德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就有了明显差异。我认为，当一国陷入非常糟糕的境地，就必须加以调整。爱尔兰就是最好例子，从一开始就对单位劳动成本进行调整，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其效果正在显现。我感觉，从一开始就迎难而上推动某些事情，最初可能觉得极其困难，但总会有所回报；对问题的纠正，不能总是一拖再拖。
    问：希腊已开始调整单位劳动成本，但总体价格水平并未明显下降，这会不会妨碍希腊经济的调整？
    特里谢：一些国家整体报酬或收入水平过高，就会产生竞争力下降、对外账户较大赤字等严重问题，就必须大幅削减单位劳动成本，以控制名义收入增长，并尽可能地提高生产率。这就会降低通胀率。但另一方面，有时一些国家不得不提高间接税，从而导致国内通胀上升。对每个国家，都需要仔细分析具体情况。如果国内通胀率高于平均值，并非由于经济成本上升，而是间接税不得不增加，这与旨在提高竞争力和降低财政赤字的必要调整也可能是相符的。
    关于ERMII，一国货币进入ERMII机制并稳定运行两年，是加入欧元区的前提条件。显然，丹麦人完全满足于目前本币盯住欧元的汇率机制，实际上丹麦克朗对欧元的波幅比ERMII允许的波幅小很多。这一汇率机制运作良好，对丹麦人我没什么可说的；他们已是局内人，实际上已把欧元作为自己的货币。对于ERM II机制下其他国家，我想他们多数或多或少，都希望较快加入。对欧元区成员国而言，没有一国打算退出欧元区。这不是理想方案，甚至理论上也缺乏法理的可能性。欧盟条约中并无成员国退出欧元区的法律选项。
    飞跃新欧洲
    问：欧元区成员国的退出似乎难以想象。但如果我们看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度，当时绝大部分人也认为其牢不可破，但最终一些国家退出了。
    特里谢：我不知道情况是否完全相同。在金本位时期，一国有自己的货币，通过一定量的黄金来定价。这是可以改变的，一国可调整黄金重量使本币升值或贬值，甚至不再采用此定价方式。但欧元是欧元区各国的货币，欧元票子正在流通，相互间没有差别。我想，将欧元与金本位相提并论并不贴切。在欧元区，改变货币的黄金含量绝无可能，各国只有通过降低用本币，也就是欧元表示的成本，才能重获竞争力。
    对当前情况做出判断有一定难度，我们既有欧元区一个整体，也有单个成员国。就对外账户、财政预算、债务余额而言，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财政状况好于日本、英国和美国。当然，有些欧元区国家一直违反规则，没有受到适当的监督。
    欧洲央行及我本人、威姆·杜伊森贝赫和马里奥·德拉吉始终不断地强调，要遵守《稳定和增长公约》，要密切监测竞争力指标，小心还有你们没有完全理解和尊重的欧元区义务。虽然苦口婆心，但事实表明，还是有一些国家违反规则，需要校正自己的轨道。
    我们正经历投机性危机，这也是事实。当前主权债危机与2008年9月到2009年底因雷曼倒闭引发的危机完全一样，都有受到投机性冲击的因素。当时，所有的私人机构都岌岌可危，全球所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都受到威胁，可能土崩瓦解。这一现象既有大量金融企业管理严重不善的原因，也有投机性连锁反应的因素。当然，度量危机的投机性成分总是很困难，这是所有这些年一直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
    问：但这些国家与欧元区相比，主要区别可能在于它们有中央政府；民众相信，一旦陷入危机，中央政府会全力救助。
    特里谢：但是，如果民众相信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一切正常，为什么日本、美国和英国还要大幅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我们欧洲正处于危机中心，所有人都关注我们，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常的。但我们都处于非常时期。市场看我们欧洲，是从其中一些国家爆发主权债危机的角度；但市场看其他国家，则用另外角度。如果仔细研究不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它们的情况差别不大。
    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占其GDP的比重，都达到11%-17%！美国、日本和我们，都有各自的缺陷和优点。
    欧元区的缺陷很明显，我们有17个主权国家，但并无成熟的政治联邦。不过我们有非常好的基本面，正因为如此，欧元作为一种货币，才是稳固、可信的。
    自2010年年初以来，欧洲一直处于危机中心。在危机中，欧元兑美元汇率从未低于欧元启动时1.17的水平。因此，欧元受到欧元区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非常好的基本面支撑。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弱点。我本人曾经并将继续呼吁，希望在我称之为经济和财政联邦方面取得飞跃。我们正取得进步，我们正在创造欧洲历史，这当然会使欧洲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方。
    问：欧洲议会非常重要，你是否觉得其权限将越来越大？虽然现在欧洲议员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但各国选民对此选举并不热衷。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特里谢：是的，这正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欧洲议员今天不能拥有欧洲民众所能理解的权力和影响力，议员选举的投票率就相对较低。但事实上，欧洲议会议员已经拥有非常重要的权力，比人们认为的要多；所有欧盟指令（Directives）都需要获得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批准，因此欧洲议会议员们目前握有欧洲各项立法通过所需的两把钥匙之一。如果明确他们在未来财政和经济联邦决策中拥有重要发言权，我猜想欧洲民众对欧洲议会选举的兴趣将大增。在民主制度下，需要赋予民众代表以决定性的影响力；要建设我们所设想的宏大的经济财政联邦，这一点就更加重要。
    问：过去，在处理最重要的欧洲事务时，法国政府似乎更倾向于政府间协商，而非借助集权式的欧洲机构或机制。法国会改变这点么？
    特里谢：我想情况更加复杂。有时，法国似乎倾向于走政府间程序；有时，则倾向于推动建立更强的欧洲机制。比如，由欧洲全体人民直接选举欧洲议会议员的建议，就是法国与德国等国家一道提出并推动的。如果法国一直反对加强欧洲集权式机构，其做法就会不同。在欧洲，欧洲央行是一家具有非常浓厚联邦色彩的机构，这在危机爆发后尤为明显。欧洲央行的创立，得到法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强力支持；当时，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密特朗等所有欧元区国家首脑都是赞同的。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重要的不是X国或Y国的传统观点。显然，目前我们已经拥有十三四年实行单一货币的经验，可从中汲取教训。
    主要教训之一，当然是在财政和经济领域，要加强联邦色彩。另一方面，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两大教训殊途同归。危机本身也清晰地表明，欧洲需要加强联邦的分量。
    总之，我有点质疑你对各国立场的归类。不管各国过去持何种立场，在我看来，它们都受到召唤，朝着一个完全基于民主决策，更完全、更富有成就的经济财政联盟的方向迈进。
    问：最后一个问题，让我们谈谈中国。你经常访问中国，分享一些印象深刻的经历吧。
    特里谢：1981年到1983年，我还是一名年轻公务员，负责中法两国保护和加强投资互惠协定的谈判。期间，我两次到北京。当时，见不到一座高楼，所有人穿着中山装，骑着自行车。但中国的思想开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与中国同行讨论问题，就像现在你我交谈一样。思想开放令人兴奋，从中我看到中国的潜力。30年后我重访中国，去了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我所看到的太神奇了，我使劲掐自己，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总是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