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社会保险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

    1.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影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以及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导致出生率持续走低；同时，人们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升，带来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老年抚养比持续走高，少儿抚养比降低，产生“四二一”的特殊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小型化；经济状况的提升，城镇化的进程加速，使得很多居民完成由农村到城市身份转变。而这些人口结构因素，恰恰是影响商业年金需求的重要变量。死亡率的降低预示着未来老年人长寿风险程度增加；老年抚养比的升高，证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深；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家庭分散风险的能力降低。这样的背景下，未来社会和家庭养老的压力逐步增大，居民商业年金的安排将变得更加重要。
    死亡率的影响。人口结构中的死亡率（mortality rate）风险指人口的死亡率在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会因医疗创新或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存在而减小或加大。对个人来说，死亡率风险很难转移，这一特性会直接影响个人的年金化决策。死亡率的降低，意味着长寿风险的增加。在长寿风险增加的预期下，人们要么会选择在退休前尽可能地储蓄，压缩自己当期的消费；要么会选择在退休后急剧压缩自己的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消费路径。这两种情形都会导致个体无法维持最优的平滑消费路径，造成福利损失。Steinmann & Scotti研究发现，商业年金是最有效的应对长寿风险的工具之一。Brown认为死亡率的降低会增加个人的年金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定：死亡率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的状态。19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仅为7.2%，2015年升至13.3%，预计在2050年将达到44.0%。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意味着老年人口相对于工作人口的增加，我国目前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本是现收现付的模式，在工作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的情况下，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承受极大的压力，未来势必会造成社会养老保险保障力度的降低。商业年金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老年人口的增加通常会增加人们对商业年金的需求，因此我们假定：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家庭规模的影响。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家庭户均人口由1990年3.5人减少到了2010年的3.1人。Kotlikoff & Spivak的研究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家庭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型的年金市场，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的风险分担。家庭规模越大，家庭成员越多，成员之间风险分担的机制越强，一定程度会减少对商业年金的需求。家庭小型化意味着孩子数量的降低，这使得未来父母在年老时从成年子女获得经济支持减少，“养儿防老”的功能减弱。因此家庭规模理应对年金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假定：家庭规模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城镇化率的影响。徐志峰、温剑波认为城镇化使更多人脱离土地、血缘等传统生活保障依托，使保险这种商业保障手段有了更大需求，同时财富增加会加强这一效应，从而带来保费增长、保险深度与密度提高。张冲认为城乡人口在观念、文化程度、收入、经济、居住方式等都有不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机会的提升。我国商业年金的消费群体以具有固定工作的城镇居民为主，城镇化率的增加，意味着年金需求的增加。因此我们假定：城镇化率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2.社会保险的功能及影响。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国家养老安排，贯穿老年人整个退休期，对于老年人养老安排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商业年金是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型养老计划，理应受到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同时，社会医疗保险作为一种基本社保安排，防止老年人因医疗花费造成过大开支，陷入流动性困难的窘境，天然弥补商业年金的“低流动性”缺陷，从而释放商业年金需求。
    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关系。从功能上看，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年金之间的功能是相似的，都可以在退休后为老年人提供年金流，从而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消费，规避因生存不确定性导致的老年期财富枯竭的风险；从性质上看，社会养老保险具有一种社会福利的特性，保障水平偏低，缴费通常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以财政补贴形式）共同承担，社会养老保险本身带有社会再分配的功能，而商业年金则是带有一种投资属性，商业年金完全由投保人自由选择，保障额度灵活，保费也需投保人自付，可以在退休期获得相应的保障和投资回报。有研究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和其他已存DB年金计划（如企业年金等）存在的情况下，个人自愿购买商业年金的动力就会降低，尤其是当已存年金化财富在退休后提供的收益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个人就完全没有动力去购买商业年金。因此我们假定：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呈现一种替代的、负相关的关系。
    社会医疗保险的互补关系。居民将财富进行年金化以后，付出的总成本将会在退休后以年金流的形式收回，数额较固定，且回收速度较慢。在此期间，若发生大额的支出，固定的年金流将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为年金是一种契约产品，购买后如果想将其变现需支付一定的违约费用，在这种流动性约束存在的情况下，个体在面临意外开支的预期下势必会减少对年金的需求。在社会医疗保险存在的情况下，个人自付医疗花费的比例会降低，从而对购买人产生一定的“兜底”作用，降低对资金流动性的要求，进而促进对商业年金的购买。社会医疗保险的存在，会一定程度上弥补年金产品的流动性缺陷，从而释放居民的年金化需求。因此我们假定：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与居民商业年金需求之间呈现一种互补的、正相关的关系。
    实证分析及政策含义
    以我国30个地区2007-2015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对居民商业年金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人口结构变量方面，死亡率下降、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化率提高，均对居民年金需求产生正向影响；在社会保险变量方面，社会养老保险与年金需求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社会医疗保险与年金需求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此外，收入水平提高会增加年金需求，预期通胀率提高则会抑制年金需求。这些研究结论的一个共同指向是，未来我国居民商业年金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为顺应商业年金需求的这一变化趋势，在政策导向方面，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更好发挥政府对商业年金市场的引导作用；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应当深化商业年金相关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和激发商业年金服务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活力；在政府监管方面，应当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并健全商业年金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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