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植产业地标的成长沃土

    原标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产业地标
    地标，往往是人们对某个地方的第一印象或者是直观感觉，如人们所俗称的北京的“大裤衩”、苏州的“秋裤楼”和广州的“小蛮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全国各地涌现出众多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产业地标如苏州的“工业园区”、以产品为基础的产业地标如深圳的“智能手机”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地标如杭州的“阿里巴巴”等等。各地发展产业的热情、招商引资的方向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直接推动了各种产业地标的形成与壮大，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30多年的高速增长、规模扩张和GDP竞赛，使得我国在摆脱了物质极度匮乏与活力不足、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尤其是为了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我国采取了大规模投资的方式来稳增长，虽然避免了断崖式的硬着陆，但为此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相关产业的产能急剧过剩、经济泡沫过大以及相当程度的金融风险等问题比较突出。
    一、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推动转型升级
    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风暴，世界上主要国家一起联手实行货币扩张政策。在我国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扩张货币、加大投资来遏制自由落体式经济下滑。这样的政策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起到经济调控作用。但如果不能适可而止，就会导致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如果为了追求高速增长而不停地这样刺激经济，就意味着不良债务与过剩产能及库存将轮番增加。因此，要通过“三去一降一补”等措施来消冗排毒，轻装前进。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金融体系得到长足发展，整个经济体日益证券化。金融资本激增并走向虚拟化，必然导致一些国家实体经济空心化，最终导致萎缩的实体经济无力支撑庞大的虚拟经济而发生金融风险。这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出现以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难以复苏的根本原因。
    由于存在诸多投机获利的机会，大量资金能够找到比在实体产业领域更高更多的获利机会，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正在逐步失去脚踏实地的耐心。金融活动本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和支持实体产业发展的，如果颠倒为实体产业是金融活动的投机标的，那将最终削弱整个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金融业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合理限度内具有真实增长意义，其提供的服务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如果超出一定的限度，金融业就会自我膨胀，推动实体经济的产品和资产过度证券化，形成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最终危及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也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中央特别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积极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加强信贷政策指引，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长期目标，也有短期任务。稳增长是解决短期应急任务，长期目标则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稳增长也不再是采取刺激性政策来扩张规模，而是要从实体经济内部激发新的活力和动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则是要逐步摆脱资源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使产业结构现代化、绿色化、高效化，产业升级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着眼于实体性、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但其具体运作往往又会纠结于金融层面的问题。当企业产能过剩或者库存积压的时候，企业的现金流量可能会枯竭。企业此时后悔当初有钱时为什么不进行创新或者转型升级，此时虽有心但已没钱；而当市场景气的时候，更多的企业是在专心赚钱，对于创新和转型升级等长远问题则难理关注。目前宏观上的资本充裕与微观上的资金紧张，充分说明供给侧结构的扭曲和体制机制缺陷，使得资金难以进入真正需要的实体经济领域。
    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产业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服务
    前3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经济环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也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各地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制度为产业集群创造有力的发展空间，最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这种发展具有显著的政府推动甚至是政府主导的性质，争相提供优惠条件是各地招商引资发展产业的法宝。今后，这种以特殊政策的方法来招商引资实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越来越难。虽然各地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各地政府会从支持企业追求优惠政策向鼓励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创新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及此后的一些列决定和规划都一再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因此，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更好作用”间的关系。这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各地转变发展方式才能有所突破。
    目前，全国经济形势初显向好端倪，江苏经济总体稳定；但实体经济发展仍然较慢，迫切需要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为企业发展清除各种负担，鼓励企业撸起袖子干；为市场腾位，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激发企业创新的潜力和民众创业的热情。尤其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期，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对“软环境”要求更高。如果没有有效的市场激励，没有良好的政府服务，创新驱动就难以有根本突破。目前，区域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竞争已从当初的拼资源、拼优惠政策向比环境、比服务转变。各地政府作为构建营商环境与提高服务的主体，谁在创新发展意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上步子早、力度大、效果好，谁就将更快地赢得新的发展优势。这既符合我国改革逻辑，也符合发展实践，也是各地落实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和突破口。目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容易做的、容易改的，都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都是需要攻坚的堡垒。这样的体制机制改革措施如果能够尽快落实到位，所释放的改革红利将会是以往成效的若干倍。简政放权、简化办事流程、减轻企业不合理收费，通过大幅度下放权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努力做到审批事项减无可减、放无可放。此外，政府不仅要提供制度保障、维护市场环境、提供公共产品，还必须有效而适度地干预产业集群的一些基本生产要素配置，使配置效率得到改进与提高，弥补当地要素市场的缺陷，如融资难问题。类似的问题在每个产业集群或多或少存在着，尤其是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
    三、统筹协调产、城、人、文，提升产业标杆活力
    工业化不只是一个物质技术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文明过程。从理论上讲，如果技术足够的先进，世界上将没有所谓的污染物，所有的物质都是资源而被有效利用。随着工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高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现在所谓的传统的髙污染高能耗行业也将得到很好的改造和升级，而慢慢变成绿色产业，如纺织业。一般都认为，纺织行业还是高污染高耗水的传统行业。其实，在被普遍认为是污染很大的印染环节，已经注入了高科技内容。染料已经被高大上的精细化工产品所替代，现在的污水处理技术也完全可以保证达标排放。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我国的重化工行业。煤炭资源占我国能源结构的主要比重，这种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以煤为主的重化工业还将长期存在。从世界先进技术和我国实际投产使用情况来看，所有环节包括污染物的回收利用已经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现实的问题在于采用这样先进技术所付出的成本如何消化。这也就涉及到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问题。从全局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当然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下去。那传统产业怎么办？是不是就全部淘汰或者转移呢？也不尽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和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充分说明，引进或注入高新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不仅可以重新成为朝阳产业，可以占领世界高端市场，更能催生新的技术或者新的产业；而且还可以带动当地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解决当地相当比例的就业问题，为城市或者城镇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改革开放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更关注的是工具理性，体现为侧重发展经济；较少关注价值理性，即将产业与城镇、人、文化之间协调起来统筹考虑。城镇化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流入，土地使用比重增加，城镇空间也随之扩大；而现实发展则表现出土地的城镇化速度明显要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在土地财政的诱导下，我国城镇高速扩张导致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很难满足实际需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那种靠数量规模的外延式发展已经难以为继，转变发展方式成为必然，产城融合发展也成为普遍共识。许多地方结合自身的历史、区位与资源禀赋，打造了很多产城融合的经典范例。其中，苏州工业园区和佛山老城区的产城融合发展可圈可点。产业若没有城市作为依托，便失去了活力；城市如没了产业支撑，很容易形成所谓的“睡城”“鬼城”。而产城融合的核心是“人”。有了人，产与城就都活了起来，就有了灵魂，也就有了随之而来的、能够把人聚拢起来的文化。尽管各地区处在不同程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的文化因素会不断加强；但是，与具有历史渊源的本土文化因素和移民文化因素相互融合，会像基因一般长久存在，并深刻地影响当地的产业文化。当世界工业化进入全球化新时代，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区域利益关系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和竞争规则以及区域政策的变革。在此条件下，各地方政府在发展产业和提升区域价值的关系上将面临政策抉择。而在影响区域产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将决定着各地区产业乃至整个区域发展的长远走势。因此，把产、城、人、文的发展协调起来，统筹考虑，产城融合发展才有可能找到正确方向；植根于这样土壤中的产业标杆，才有可能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并不断保持创新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