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科学的40年探索

    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以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探索与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出现了“鞍钢宪法”及《工业七十条》等有代表性的成果。1961年在马洪同志主持下，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有关大专院校的同志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该书有60万字，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奠基之作。虽然这个时期的企业管理学呈现出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本特征，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从无到有的逐步建立起到了探索奠基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企业管理学首先经历了几年恢复转型，然后伴随着中国市场化、国际化和高速工业化的进程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马洪、蒋一苇、陈佳贵等著名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人员为推动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79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我国第一本管理学学术刊物《经济管理》创刊，这本刊物最高发行量曾达到30多万份，为我国管理科学发展的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平台；1980年9月，由马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开始陆续出版，这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国外管理科学名著的系列著作，这套丛书选题范围广泛，既包括美、法、德、日等国家的著作，也包括前苏联、东欧等国的著作，时间跨度涉及到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内容既有宏观经济管理，也有微观企业管理，共有37本管理学名著，影响了一大批乃至整整一代管理学者； 1980年蒋一苇《企业本位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提出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这个机体的细胞，企业这个细胞有活力，国民经济这个机体才能充满活力，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企业为本位、为基点。这不仅为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提供了理论准备，还为面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从企业制度方面奠定了学术基础；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成立(现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这是国内最早的专为企业管理学教育者提供交流、以促进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为己任的国家级学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是我国最早设立企业管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之一，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和一大批我国企业管理专业的高层次学术研究人才。建院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们一直重视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在探索中始终坚持遵循以下几方面原则。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企业管理学的指导地位。早在1982年10月22日，蒋一苇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而努力》的文章，一方面指出管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世界上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整的“现代管理学”，管理还具有社会性和国情适应性。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通过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和学习国外的管理知识的基础上创造，要“学”中有“创”，以“创”产“新”，从而创建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和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这应该是国内最早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文献。
    二是重视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的系统性，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企业管理的学者，既关注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技术和理论，还十分重视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因为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系统，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为现代化管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企业制度基础，因此仅关注企业管理科学而不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现代企业制度，最终是不能促进企业发展的。陈佳贵发表在1995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的“正确处理企业改革、管理和发展的关系”，正确梳理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管理学者研究企业问题的指导原则。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一直活跃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学术研究第一线，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包括《我的改革观》、《公司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国有企业根本改革论》、《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研究》等，提出了“企业本位论”、“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基于使命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为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三是跟踪学术前沿性、不断创新管理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必须关注国际学术前沿，跟踪国内外管理研究潮流和国际研究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企业管理学科的研究人员始终关注学术前沿，围绕最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发表了大量的成果。尤其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化背景下的最新管理学术前沿进行跟踪研究，出版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现代大中型企业经营与发展》、《管理科学化与管理学方法论》、《现代企业管理——变革的观点》等著作。关于核心能力理论、人本管理理论、作业流程重组等国外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都在国内较早地进行了系统研究介绍。在跟踪研究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管理理论，如“企业生命周期六阶段”、“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等，这对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科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是强调企业管理理论一定要与我国管理实践相结合。管理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管理学研究必须注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要从管理实践中归纳管理理论、同时致力于应用管理科学理论指导管理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一方面要注重系统研究我国管理实践， 分析我国管理科学化进程的规律，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创新进行科学总结，积极探索、提炼出相应的管理理论，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和学科体系。中国企业已创造了大量的管理经验，进行了大量的管理创新实践，这对于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构建提供了很好的实际素材；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还要更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关注我国本土化的重大管理问题的研究，注重研究管理理论如何应用于管理实践。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研究人员长期在企业进行实地调研，撰写了大量的考察报告，在1985年就出版了《成都量具刃具厂经营管理考察》《第二汽车制造厂经营管理考察》、《上海机床厂经营管理考察》等报告。从2007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又组织了针对企业的大规模国情调研活动，努力通过对中国若干代表性的企业的管理实践进行全景式的调研，来反映处于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迄今为止已经公开出版了40余部企业考察报告，所考察的企业既有国家投资公司之类的大型央企，也包括阿里巴巴集团这样的新型的民营企业，既包括海尔集团等著名大型集团，也包括四川里仁铜业公司这样的小型企业，既有柳工集团这样的典型的制造业，也有江阴农业银行这种金融类企业。
    基于我们的研究，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发展经过了“探索奠基”、“恢复转型”、“完善提高”三个阶段，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但是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所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于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科学而言，当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学科基础发展不牢固，学科积累不充分、体系不完善，教育质量还有待提高，管理研究方法规范性和学术水平还存在差距。尤其是面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管理科学理论，对丰富、活跃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还缺乏理论归纳和指导。尤其重要的是，我国还没有独立提出的来自于中国管理实践，但又能有国际影响、被国际管理学界所接受、对指导管理实践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管理理论。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大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是以自己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为基础的。日本在二战以后推进了快速工业化进程，在20世纪70、80年代跨入工业化国家行列。日本企业管理方式的提出以及一系列基于日本企业管理实践的研究成果被世界管理学界认可，也正是以战后日本快速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为背景的。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中国管理学界亟待对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实践进行归纳总结。因此，研究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从国际视角分析经济发展“中国经验”的企业管理内涵，是未来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的重大任务。
    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经过“探索奠基”、“恢复转型”、“完善提高”三个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讲话精神为标志，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进入了一个“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导，按照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在不断创新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科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模式和完善的学科体系。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人员的光荣使命和伟大责任，40年的探索和努力是我们光荣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创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