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型人口红利对中国未来经济影响评估

    摘要：由于近年来中国教育大发展，可以想象今后10～20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劳动力素质是较低的，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素质是较高的；这一进一出，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劳动力的素质，进而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将这种由劳动力素质提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称为质量型的人口红利。本文采用CGE模型对劳动力素质提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模型运行的结果显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会提高经济增长率：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提高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左右，到2020年累计提高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也就是2020年冲击结果的GDP是基线GDP的1.1倍）。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函数不同，劳动力素质提升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总体而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更加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较快的行业的发展。本文研究表明，考虑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不能轻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台阶了，因为虽然中国传统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在不断减弱，但质量型人口红利会不断增强；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将进一步推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从数量型向质量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战略性转变。
    关键词： 质量型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一、引言
    目前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要下台阶，但目前所看到的相关定量分析计算都没有考虑中国今后10～20年劳动力素质提升这一因素。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有了大幅提升。根据各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964～2010年，全国每10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包括大专及以上）从416人大幅上升至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从1319人上升至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从4680人上升至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28330人下降为26779人。从整体来看，劳动者的各类教育程度都在提高，其中，大学程度的提升速度最迅速。1964～2010年，全国每10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增长20.5倍，是提升速度最快的；接受高中教育及初中教育的人数分别增长了9.6倍和7.3倍，而2010年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仅为1964年的90%。这表现出了劳动力素质结构的优化。
    由于近年来中国教育大发展，可以想象今后10～20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劳动力素质是较低的，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素质是较高的。这一进一出，将极大程度地提高中国劳动力的素质，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将这种由劳动力素质提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称为质量型的人口红利。
    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一方面劳动力素质提高将会导致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提高后必须要求更高的劳动报酬，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价，从而促使企业采取资本密集型的技术，降低劳动力的使用，这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也会表现为产业升级。为了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将图1简化为图2。
    
    本文将采用CGE模型对提高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通过对家庭、企业、政府等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设定，可对经济体系中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可以分析一项经济政策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比较而言，大部分经济计算模型都需要以较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才能进行分析估计，而CGE模型是以经济主体在成本最小化和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的行为模式为基础进行定量分析，因而能够放松对经济体在长时期内结构基本稳定的假设，从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体系快速变化而且难以有外部体系可供参照的独特经济体具有特殊的意义。有鉴于此，CGE模型在引入中国后已经被广泛用于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国际贸易、财政税收、能源与资源环境政策、就业与收入分配等众多领域的经济分析。CGE模型的数据基础是在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构建的社会核算矩阵（SAM）。SAM能够为CGE建模提供一个完整一致的核算框架。对于原始SAM表中不同来源统计数据存在的一些差异以及投入产出表本身存在的统计误差项，本文采用跨熵法（Cross Entropy）进行调整。模型中的替代弹性、收入弹性等一些关键参数的取值主要是通过借鉴其他一些CGE模型相关文献确定，其余参数的取值则是利用SAM表的基年数据和外生给定的关键参数通过校准（Calibration）方法得到。
    相对于一般的建模过程而言，本模型的一个进步在于，我们基于大规模的企业问卷调查，对一些关键参数进行了适当调整。2009年10月与201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分别组织了两次针对企业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对一些关键参数进行了调整，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例如，在贸易模块中，我们根据有关企业为应对汇率波动而在国际贸易中采取的定价策略变化，对不同行业的国际市场价格采取了不同的设定，比如对部分行业采用了大国模型假设；根据不同行业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和产品出口规模对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敏感程度差异，我们在模型中对不同行业的出口退税率进行了相应的差异化设定；针对有关企业技术升级问题的调研结果，我们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进步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三、劳动力素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本文对中国2016～2020年的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进行了预测，以预测值作为研究的基线；然后根据前述的研究结果在CGE模型中同时进行技术进步与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冲击，根据冲击的结果来分析劳动力素质提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里分别分析了劳动力素质提高对中国经济总产出的宏观影响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一）对中国总产出的影响
    单独提高技术进步率对经济的影响是正向冲击，即提高技术进步率将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单独提高劳动力成本对经济的影响是负向冲击，即提高劳动力成本将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如前所述，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一方面将会提高技术进步率，另一方面将会提高劳动力成本。模型运行的结果显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会提高经济增长率（见图3）：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提高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左右，到2020年累计提高经济增长10%左右（也就是2020年冲击结果的GDP是基线GDP的1.1倍）。
    
    （二）劳动力素质提升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函数不同，劳动力素质提升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具体计算结果见表2）。总体而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更加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较快行业的发展。
    表2   劳动力素质提升对各行业产出的影响       单位： %
    
    资料来源：笔者计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对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的主要结论是：
    （1）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素质提高一方面将促进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是有成本的，进而会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我们的研究表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CGE模型运行的结果表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增长：从2015年到2020年每年提高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左右，到2020年累计提高经济增长率10%。
    （2）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通过内涵式的增长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外延式扩大来促进经济增长。我们的研究表明，劳动力素质每提高1%，技术进步就会提高0.638%。
    （3）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改变GDP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的局面。有研究发现，从1990年开始，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53.4%降低到2007年的39.74%，降低了13.66个百分点；同期企业营业余额占GDP的比重却从21.9%增加到31.29%，增加了9.39个百分点。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劳动力报酬占GDP的比例一般在50%以上。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过低，不仅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成为了中国一些长期难以解决问题的根源。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来促进经济增长，将会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从而改变GDP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的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研究员的研究表明：“在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改为全部由高中学历的职工组成的话，企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24%，如果进一步改为全部是大专学历的职工组成的话，企业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蔡昉，2011）董敏杰的预测表明，从目前到2030年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平均每年提高0.1年（李钢 等，2015），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可以估测仅劳动力素质提高一项就可以带动中国工业每年增长1.7个百分点。这些研究都表明，考虑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不能轻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台阶了，可以说虽然中国传统的数量型人口红利在不断减弱，但质量型人口红利会不断增强；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将进一步推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从数量型向质量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战略性转变。
    李钢、廖建辉的研究表明，到2010年中国人均碳资本仅相当于美日两国1/3 （李钢，廖建辉，2015），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旧有十分大的差距，中国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仍旧十分艰巨，这一结果也显示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大体可以持续到2025年，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下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并不太大。考虑到中国作为超大经济体，并非好掉头的小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确又时不我待，必须只争朝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针对经济学家的调查表明，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经济增速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付出的成本。因而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这种“新常态”是为了应对中国2030年以后的挑战而主动进行的调整；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充分把握中国经济趋势、有历史责任担当的“新常态”；是抓住历史机遇，不断挑战自我，促进产业不断升级的“新常态”。我们必须进一步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及下一步的趋势进行研判，既不能裹步不前，丧失机遇，也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
    参考文献：
    1. 蔡昉等.超跃人口红利［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
    2. 李钢等.从数量型到质量型人口红利［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
    3. 李钢，廖建辉.基于碳资本存量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J].中国社会科学，2015（7）.